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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林端上两盘饺子，热气腾腾，往桌上一扔，又去厨房拿了自己的碗筷和一头蒜，坐下吧唧吧唧吃起来，故意很香的样子，还时不时打个嗝，不知道是吃急了，还是做给杨帆看的。
杨帆更加不屑理睬，心说，这点儿追求，吃个饺子就能幸福成这样。
杨树林吃完饺子，刷了碗筷，剔了会儿牙，看了会儿电视，洗脸洗脚上床睡觉。桌上还给杨帆留了一盘饺子，用碗扣住。
杨帆写完作业，觉得杨树林睡着了，就掀开碗，捏了一个饺子放进嘴里。正准备捏第二个，突然听到杨树林的声音：热热再吃，凉韭菜容易拉肚子。
杨帆依然把第二个饺子放进了嘴里。杨树林从床上起来，趿拉着鞋，端着饺子去了厨房：等会儿再吃，我给你热热。
杨帆没拦着，心里想的是，别以为这样我就能理你。
吃完饺子，杨帆自己刷了碗筷，便躺下睡了。
从这天起，父子二人基本停止了交流。每天杨树林起来，做好早饭放在桌上，杨帆起来就吃，吃完就走，也不说爸爸再见了。下午放了学，杨帆回家写作业，杨树林买菜做饭，做完端上桌，有时候他先吃，吃完杨帆才上桌，有时候饭菜摆那，让杨帆先吃，杨帆下了桌他再吃。他也曾在杨帆正吃着的时候坐到桌前拿起碗筷，试图寻找交流的机会，缓和父子关系，但杨帆会以最快的速度扒拉干净碗里的饭，不给他任何可乘之机。为了避免杨帆吃出盲肠炎，他不再在杨帆吃饭的时候往他身边凑合，等杨帆吃饱了喝足了，他才开始就餐。有时候杨帆的考试卷子需要家长签字，杨帆头天晚上就放在桌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卷子上便有了杨树林的签名了。学校开家长会，杨帆也不告诉杨树林，但杨树林总能准时参加，因为有沈老师在，杨帆知道他俩老联系，也知道沈老师趁他不在的时候来过他们家，还把杨树林给她买的那条红围脖落下了。那天杨帆放学回来，看见沙发上有一条围脖，正是杨树林买给沈老师的那条，便藏了起来。当天晚上，杨树林就翻箱倒柜，又是抬床板，又是挪沙发，杨帆看了暗自发笑。杨树林几次想问杨帆，但不知是觉得主动说话掉价，还是因为是条女士围脖不便问，最终也没开口。父子二人的生活像一部沉闷的艺术电影，人物一言不发，没有表情，看不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杨帆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的，特别是在干自己的事儿的时候终于听不到杨树林唠叨，没人烦自己了。原来杨帆看书的时候，杨树林总要看看他看的是什么书，并时常冒出一句不自量力的话：用不用我帮你辅导辅导。这学期杨帆开了生理卫生课，他真怕杨树林也要给他辅导辅导。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小半年，这个时候杨帆已经上初三了。从春天开始，学校开始不停地考试，各种模拟试卷纷至沓来，除了杨帆所在区的，还有别的区的，第一次模拟考试结束后，又开始第二次模拟，每次考完，判完分，老师就把试卷发下来，让拿回去给家长签字。杨帆觉得这是一个气杨树林的好机会，每次考试，都把会做的题故意做错，成绩下来，沈老师和杨树林都认为杨帆以这个水平考上高中困难重重，便心急火燎，但杨帆心里有数，加上那些故意丢掉的分数，考个高中还是没问题的。
每当杨帆拿到试卷，看到自己可怜的分数，便洋洋得意，幻想杨树林看到这个分数后内心如何痛苦。每当杨帆把试卷放在桌上，当天夜晚便会听到杨树林的床上传来翻来覆去的声音和一声声叹息，第二天早上，不仅桌上的试卷有了杨树林的签名，还多了一个鸡蛋。
杨帆还故意把不学习的一面表现给杨树林看，在电话里大声和同学谈论足球，书桌上摆满漫画书，流行歌曲的磁带随处可见。杨树林觉得有必要放下架子和杨帆好好谈一次了，他找到杨帆，说明意图。
杨帆说，没什么好谈的，我就这样，有本事你再打我一顿。
杨树林心想，再打你一次也未尝不可，但还是忍住了，如果再次出手，杨帆很有可能破罐破摔下去了。杨树林现在要做的是让杨帆悬崖勒马，而不是把他推下去。
杨树林努力心平气和地同杨帆好好谈谈，但杨帆很不配合，杨树林态度越和蔼，他越蹬鼻子上脸。最后杨树林不说话，杨帆的反作用力也因为作用力的消失而消失了，杨帆却意犹未尽，为杨树林没有多说两句感到遗憾。
谈话不欢而散后，杨树林没有再同杨帆交流，这很让杨帆失望，于是他把分数考得更低。
一次杨帆睡觉前把一份卷子摆在桌子上，先于杨树林上了床，以为杨树林看了卷子后，会把他叫起来，两人再舌战一番，上次论战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杨帆很怀念和杨树林对着干的场景。
但是杨树林看完卷子没说什么，签上名字也躺下睡了。杨帆心想，看来这次分数的力度还不够，下次我交白卷，看他什么反应。然后睡去。
夜里杨帆梦遗醒来，迷迷糊糊好像看见杨树林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没往心里去，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早上醒来，杨帆看见桌上摆了早点和签过字的卷子，还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杨帆收，没贴邮票。杨帆环顾屋里，杨树林已经上班去了。
杨帆打开信，只见自己的名字赫然纸上，后面是两个冒号，然后在下一行写道。
不得已，只能用这种方法和你交流。以前我说一句，你总有十句等着我，要么我说十句，你一句也不说，我知道你开始青春期的叛逆了，我那时候和你爷爷也这样。不过这个问题事小，你的考试事大，我不得不和你多说几句。
马上就要中考了，这将是你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关。能否考上理想的学校，说严重点，决定了你今后生活幸福与否。如果考上高中，你就有机会上大学，学一门专业，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如果考上职高或技校，那么你只能学到一门手艺或简单的生存技能，三年后就要上班了，那时候你才19岁，当然，之后也会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但肯定不如考上大学那样光明。如果我说的这些太飘渺，你不能理解和预见，那么就拿我和鲁小彬他爸举例好了，为什么他爸能当上厂长，而我就是工人，要被他爸管，不就是因为他爸上过夜大有个大专文凭嘛。所以我希望你将来能接受高等教育，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成为一个脑力劳动者，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要步我的后尘——我不是说工人不创造价值，只是这种价值没有技术和管理人员创造的价值更有价值。
要说的话还有很多，不多说了，以后有机会咱俩可以再交流，现在只希望你把学习搞好，下次再给你签字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高一些的分数。
看完这封信后，如果你还不愿意和我说话，就不用说，多看看书比什么都重要。
距离中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最后送你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
信的落款只有一个字，爸。
杨帆又把信读了一遍，心想，你怎么就知道我会看信呢，我要是不看你能怎么着。
杨帆收好信，为了不让杨树林小瞧自己，暗自发誓：一定要把高中拿下。然后吃了口饭，带着理想，出了家门。
杨帆并没有因为杨树林的一封信而让分数发生质的飞跃，他觉得应该让杨树林继续着急下去，这样杨树林才会把他当回事儿。
杨树林见杨帆看完信并没有起色，更加着急，觉睡不着，饭吃不下，嘴上急出了泡。他不明白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了，杨帆还吃得香睡得着，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再对杨帆说什么也没用了，只能等他自己觉醒，吃一堑长一智，不摔几个跟头，不会好好走路。
每次看到杨帆的试卷，杨树林都要受一番刺激，他再也受不起这份刺激，于是刻了一个章，放在桌上。杨帆看到卷子上杨树林的名字由蓝色圆珠笔手写体变成红色的隶书印章，知道桌上印章的用意，每次拿回卷子，便自己往上盖。
杨树林基本放弃杨帆了，知道他不是学习的那块料。填报志愿的时候，杨帆把志愿表放在桌上，杨树林用铅笔把职高和技校栏里的名额都填满，高中栏空着，此时杨树林只想如何给杨帆选一个好工种，他知道很多车工退休的时候十个手指头都不全。
杨帆擦去杨树林用铅笔填的学校，又用钢笔写了一遍，然后还是把高中栏里填上学校，一个是分数最低的高中，一个是本校，还有一个区重点。
杨帆的愿望一直以来就是上高中，倒不是日后考大学对他多么重要，也不是他热爱科学文化知识，只是他觉得既然高中的分数高，肯定高中比技校好，为什么不上个好的呢。本来他没打算填报职高和技校，成心气气杨树林，但不敢拿自己的前程轻易开玩笑，他怕万一发挥失常，得找个学校兜底儿。
沈老师看了杨帆的志愿表后，告诉了杨树林。杨树林听完说，这小子，还以为天上会掉下馅饼。
杨树林开始以异样的眼光看杨帆，里面包含些许嘲讽的意思。杨帆也感觉到杨树林看自己和往常不一样了，但并没有读出嘲讽的意思，还以为是对自己刮目相看，这让杨帆更沾沾自喜，进而又让杨树林觉得杨帆极其不自量力，少不更事。
中考前夜，杨帆又拿出杨树林写给他的那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压在褥子底下，心想：等着吧你就！
考场上，杨帆像往常一样，拿过卷子就把会的题故意做错，当监考老师提示考生认真审题、抓紧答题的时候，杨帆才意识到，现在是中考，便改正过来。每攻克一道题，就好像又反击了杨树林一句，别人考试的时候都冥思苦想，而杨帆却充满了快感。
考完回到家，杨树林忍了半天，还是没忍住，问杨帆考得怎么样。杨帆以一种很悲观但不当回事儿的语气说，就那么回事儿吧。杨树林听了，觉得再过两个月杨帆就要去技校上学然后准备做一名工人了。
出分那天，杨树林一早就打电话给沈老师，问杨帆的分能考上哪所技校。沈老师说杨帆没考上技校。
杨树林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怎么办，让他复读一年吧。
沈老师说，我看没必要。
杨树林说，总不能还不到十六岁就上班吧，再让他试一年吧。
沈老师说，算了吧。
杨树林说，为什么。
沈老师说，这回天上真的掉馅饼了，杨帆考上高中了，他的分够上本校了。
第九章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同志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杨帆和杨树林去了北戴河。厂里组织去北戴河旅游，可以带家属，为了庆祝杨帆考上考中，杨树林报了名。
至今杨树林仍不明白杨帆为什么会考上高中，一度怀疑杨帆作弊了。在开往北戴河的火车上，杨树林还问杨帆：反正通知书已经下来了，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自己考的。杨帆说，知道了又有什么用，你给我准备好学费就行了。
火车是早上八点的，头天晚上，杨帆要多看会儿电视，杨树林强行要求杨早点儿睡觉，好能早起。杨帆说用不着太早，六点半起就来得及。杨树林说万一晚了呢，火车不等人，五点半起。
杨树林上了一个闹钟，五点钟就响了。杨树林雷厉风行地起床，收拾，做早饭，叫醒杨帆。杨帆说再躺会儿，遭杨树林拒绝，杨树林说，快起来，都快六点了，要晚了。杨帆起来洗完脸刷完牙一看表，才五点三十五。杨帆问，你不是说快六点了吗。杨树林说，是啊，再有二十多分钟不就六点了吗。
杨帆使劲磨蹭了半天，吃完早饭，才六点零五。杨树林否定了杨帆的七点再走都来得及的说法，拿起包，锁上门，出发了。
街道还在睡觉，早点摊刚把锅架好，油条还没有炸出来。地铁售票员似醒非醒地给杨树林撕了两张票。地铁上空荡荡的，拉环扶手垂着，晃来晃去。杨树林对杨帆说，你看，这多好，人少，还有座。
出了地铁，杨树林在进站口等待同事和他们的家属。杨帆抬头看了看站台大钟，六点半刚过，心想，本来可以这时候再起床的。
父子二人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北京一点点醒来，杨帆很生气，说，不听我的，非得起那么早，有什么用。
杨树林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来早了，但推卸了责任：没想到路上这么顺。
北京站渐渐喧闹起来。杨树林听到一个声音对自己说，老杨，来得够早的。
杨树林一看，是工厂的同事，带着老婆孩子。
杨树林说，我也是刚到。
杨帆看了表，七点半，很想戳穿杨树林，将他一个小时前就到了示人。
人都齐了。上了车，放好包，杨树林抑制不住坐车的兴奋，东张西望。他看了看行李架，感慨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