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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林说，我怕这孩子受不了。
沈老师说，这种事儿出了，就得面对，等你严重了，他更受不了，现在就回家告诉他，我跟你回去。
杨帆见杨树林和沈老师明目张胆地一同出现，便感觉有问题，当得知杨树林的病情后，杨帆目瞪口呆，心里说了一句：不会吧。多年来，杨帆从不在杨树林面前说脏字，小时候他说一个小朋友傻逼，为此挨过杨树林的揍，杨树林说说傻帽可以，但那个字不要说。从此杨帆便成了习惯，见了杨树林，脏字系统就自动关闭了。
杨帆不相信这种影视剧里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认为肯定是医院弄错了。立即上网搜索相关病症，看是否和杨树林吻合，结果均相符，杨帆后悔自己忽略了杨树林平时不正常的现象。半年前，那时候除了老起夜，杨树林还没有出现其它症状，杨帆常被吵醒，让杨树林以后睡前少喝水，但是不管用，即使从傍晚开始，杨树林就不怎么喝水了，夜里还是会起来。当时杨帆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情绪也不好，就把气撒在杨树林身上，让他晚饭连汤都不要喝。杨树林几十年养成的饭后喝汤的习惯因此戛然而止了。
杨帆并不清楚这个病的厉害程度，以为是不治之症，急得哭了，说，我让你早点儿看去你不去。杨树林低着头不说话，杨帆一个劲儿地埋怨。沈老师说，还是说说治病的事儿吧。
杨树林的病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程度，杨帆和沈老师一致认为，必须让杨树林立即住院，全面接受检查和治疗。沈老师替杨树林收拾了东西，然后三人开始商讨一个严峻的问题：医疗费。
杨树林现在上班的地方，只是把杨树林当作临时工聘用，没有任何保险和医疗费用，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写的清楚。而杨树林的原单位，倒闭好几年了，杨树林早就从那下岗了，按规定，医药费只能找再就业中心报销。沈老师决定，等杨树林住了院，她就去再就业中心办理此事。
所有事情定下来后，已经深夜了。沈老师要回去，杨树林不放心，让她留下，杨帆没表态，沈老师还是决定走，杨树林死活不让走，最后杨帆也说留下吧，沈老师才没走，睡了沙发。但是三人谁也没有睡着，早上起来看了对方的眼睛和脸色，知道都也没睡好，但谁也不说。
杨帆请了假，给杨树林办理住院手续。问大夫杨树林为什么会得这病，大夫从医学角度和生活习惯方面做了一番解释，杨帆听不懂，问大夫根本原因是什么，大夫说，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的话，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命。杨帆听了，不再说什么。
杨树林住下院，开始接受透析。杨帆看着一根根管子在杨树林身上进进出出，心如刀绞，躲到病房外等候。大夫治疗完，从病房出来，告诉杨帆，杨树林的病情很不乐观，一对肾脏只要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肾细胞尚且正常的话，丝毫不会让人感到不适，当感觉难受的时候，肾的损害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杨帆让大夫说实话，杨树林究竟能怎样。
大夫说，现在透析虽然能维持，但只是一种过渡方法，年轻人的话最长也就十年到二十年，而且这期间，病人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透析的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喝水，吃水分大的东西，否则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杨帆说，那怎么办。大夫说，换肾，换了肾，你爸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杨帆听了这两个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难以想像把一个和杨树林毫无关系的肾放入他的体内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像那个血腥的场面。大夫说这是疗效最好、长期费用最低的治疗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的治疗手段。杨帆问有多大把握，大夫说手术倒没什么难度，难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和你爸匹配的肾源。
杨树林每天的生活极其痛苦，渴了不敢喝水，只能含在嘴里，然后吐掉。每天沈老师做好饭给杨树林送来，不敢做面条，多以馒头烙饼为主，馒头还得用微波炉转转，如果吃米饭，也得炒一下，杨树林家的水费省了不少，以至于让查水费的误以为这家没人住了，可是查电字的却坚信他们家有人。杨树林的嘴唇每天都是干裂的，沈老师切了黄瓜片贴在他的嘴上，等黄瓜干了再扔掉，杨树林无奈地说，太浪费了。
杨帆看了很心酸，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给杨树林换肾，早换一天他就少受一天的罪。
换肾的费用十万多，加上后期的抗排斥治疗，大约二十万左右，沈老师已经向再就业中心申请报销，对方还没有答复。只有凑足钱，交给医院，才能找到肾源，开始手术。杨树林拿不出这么多钱，他至今的积蓄只有六万，前期光检查、透析就花了两万多，杨帆上了一年班，攒了三万块钱，沈老师有点积蓄，也不多，三人的钱加在一起，勉强够前期换肾的，但必须把后期费用落实了才能开始手术，否则一旦钱断了，抗排斥药没接上，后果就很严重。
最近一段，杨帆上网不再看八卦，改查看尿毒症的相关信息。虽然大夫说手术基本能确保万无一失，但杨帆还没有消除对手术的恐惧。听说很多人换了不止一次肾，术后身体对新肾源排斥，不得不取出新肾等有更合适的再换上，有人两年内就换了三次，杨帆不忍看着自己父亲的肚子一次次被拉开，掏出一个肾再装进去另一个，肚子不是取款机，受不了这么进进出出的。
杨帆觉得只有自己对全过程和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足够了解，才能放心地让杨树林进手术室，于是又改变了让杨树林立即换肾的决定。
医院的大夫没有做到对杨帆有问必答，说自己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给杨帆留下一个个疑问和困惑。
杨帆问同学有没有认识肾病专家的，想打听点事儿。同学不知情，以为杨帆给自己找，便开玩笑说，不用找专家，那事儿以后少干点儿肾就没事儿了。杨帆听完就跟说这话的人急了，别的同学拉开，说至于吗，逗着玩儿的。杨帆说，以后少拿这事儿开玩笑。后来知情者讲明缘由，众人才明白，买了东西去看望杨树林，还说杨帆要是缺钱就说话，别见外。
杨芳知道杨树林病了，从国外赶回来。十五年前，当杨芳还是护士的时候，一个加拿大人肺病住院，以为自己就要见马克思了，但是在中国医院的全力治疗和中国护士的悉心照顾下，不久后康复了，肺活量比以前还大。加拿大病人心存感激，送来两面锦旗，一面夸奖中国大夫医术高明，送给医院，一面称赞中国护士业务精通，训练有素，温柔体贴，知书达理，漂亮贤惠，送给杨芳，并掏出一千块人民币钱塞到杨芳手里，对她把自己的命又捡回来予以重谢，当时该病人所在病房归杨芳负责，自打实行计划生育后，生孩子的人少了，医院便将妇产科的一些护士分到其他科室，杨芳被调去内科。杨芳收下了锦旗，婉拒了人民币。加拿大病人说，看来我低估了中国护士，还应该在锦旗上加上一条：秉公执法，公正廉洁。杨芳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初白求恩也是这么对待中国人民的。老外说，中加人民友谊万岁，可是白求恩是谁。从此以后，加拿大病人没事儿就故意得点儿小病，来让杨芳照顾，顺便找她普及一下中国文化。杨芳开始还纳闷：按说加拿大也是第二世界国家，怎么人口体质比中国还差，动不动就病，一病就住院。两人接触时间长了，杨芳了解到加拿大人的真正意图，觉得他人还不错，摒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精华，便说，住院费也挺贵的，你在中国也报不了销，以后找我不用住院了，在医院门口接我下班就行了。两年后，杨芳变成了加拿大的儿媳妇，跟他回了加拿大，进了一所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变成大夫，就职于加拿大某医院。
杨芳告诉杨帆，换肾是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方法，目前全世界都这样，即使术后排斥，也比不换效果好。杨芳的一句话，给杨帆吃了定心丸。他看见自己的姑姑的工作证上印着主任医师。
杨芳带回来的不仅有先进的医务知识，还有杨树林的前妻，薛彩云。她们是在加拿大的医院碰见的。薛彩云来看病，挂的号正好是杨芳的。薛彩云说，果然是你，我觉得杨芳这个名字熟悉就挂了。杨芳不知道叫薛彩云什么好。薛彩云说，就叫我cloudy吧。杨芳知道，这是云彩的意思。薛彩云看病、交费、化验、拿药都是一个人干，杨芳问为什么没人陪着，薛彩云说，我目前单身。杨芳问，他呢。薛彩云说，分了。杨芳抑制住好奇心，没问为什么。薛彩云主动说，不是同一阶层的两个人，还是生活不到一块。看完病，离开医院前，薛彩云说，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给我看病了。然后留了一张纸条，写了电话，说，他们爷俩儿要是有事儿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这回杨树林病了，杨芳回国前告诉了薛彩云，薛彩云说，替我也订张机票，咱俩一起回去。
薛彩云的出现，让杨树林大吃一惊。沈老师看出薛彩云的身份，悄悄退出病房，杨帆也跟着退出来，又被沈老师推回去：你在里面坐会儿吧。杨帆又不情愿地回去。
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薛彩云和杨树林没什么话说了，又问了杨帆的情况，杨帆有问必答，不问没话。薛彩云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无奈。
这个曾经的三口之家，二十多年后，在病房里相聚了。气氛憋闷。薛彩云在这里坐着很难受，从包里拿出一摞钱，说，看病用吧，昨天刚换的人民币。
杨树林看了看那些钱，比自己这辈子攒的钱还多，心想：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出国，看来国外还是有发展。
杨树林说，还是你留着吧，我们在这边还有医保和社保，你们那边可能没有吧，得个病闹个灾的不好办，你又是一个人。
薛彩云说，虽然那边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但在这方面做得还挺人性的，钱你留着用吧，这些年你照顾杨帆挺辛苦的，我也没尽什么责任，觉得挺对不住的。
杨树林说，你不要内疚，我没觉得自己吃什么亏，这些年我一直挺幸福的。
薛彩云说，幸福就好，我走了，你好好治病，会好的。说完没拿桌上的钱，推门而出。
杨树林让杨帆把钱给人家，杨帆拿起钱去追薛彩云。
过了一会儿杨帆拿着钱回来了，说，她没要，哭着跑了。
杨树林说，那咱们也不能用，把钱存起来，下次见面的时候给她，让她享受一下中国银行的利息。
杨帆见到越来越多的成功病例，很多得了这个病的人术后三个月便同正常人一样，杨帆觉得杨树林可以接受手术了，这时候，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寻找肾源，医院的肾源很紧张，杨树林前面还排了好几个人也在等，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杨树林。此时杨树林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每天都在身体缺水的痛苦中煎熬，每个礼拜的透析费用就两千多块，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大夫说，别光指着医院，自己也想想办法。
杨芳和薛彩云都回了加拿大去寻找肾源。那边人口少，病人也少，有爱心的人还多，捐肾的人也多，不那么供不应求。
一天天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合适的肾还遥遥无期，看着杨树林得不到治愈，杨帆也很痛苦。一天，杨帆在车站等车准备去医院的时候突然做出一个决定，把自己的肾给杨树林用。这么做，不仅为了消除杨树林的痛苦，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做出这个决定后，杨帆豁然开朗。
在去医院的路上，杨帆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小学开学第一天，杨树林骑着自行车把自己放在大梁上去报到；自己带着杨树林车的陀螺去学校赢得同学们的羡慕；杨树林替自己开家长会，挨老师批评；中考的时候，杨树林趴在桌上给自己写鼓励的信；上大学的时候，杨树林骑自行车给自己送肉牛、和自己比举哑铃，一幅幅画面，过电影似的在杨帆眼前一一闪现。杨帆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应该的，必须的。他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早点儿这样想。
杨帆没有立即把这个决定告诉杨树林，而是先跟沈老师说了，沈老师听完没有表态，而是说，你还得问问其他人。
沈老师说的其他人，指的是大夫、陈燕和杨树林。问大夫，是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问陈燕，沈老师知道杨帆和陈燕的关系，这件事情不得不考虑陈燕的态度。问杨树林，他是否接受自己儿子的肾。
大夫说，如果杨帆能捐肾，那再好不过了，活体肾优于尸体肾，亲属肾优于非亲属肾，而且从健康角度考虑，一侧肾摘除后，另一侧肾仍能担负身体所必须的全部生理功能，只要以后减少体力劳动，加强锻炼身体，依然能保证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