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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希别耶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胜惊讶地望着调解法官，显然这位法官并不站在他一边。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望着调解法官，望着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室里各个角落一片不满的埋怨声和压抑着的笑声。他更是弄不明白最后竟是这样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什么罪？”他大惑不解地摊开双手问，“我犯了哪条王法？”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世界变了，变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种种阴暗、沮丧的念头困扰着他。但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一群乡民聚在一起谈论什么的时候，他积习难改，不由得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的嗓子，生气地喊道：
“平民百姓，散开！不准聚会！都给我回家去！”
一八八五年十月五日
23 乞丐
“仁慈的老爷！行行好，诸顾念一下我这个不幸的挨饿的人。我三天没吃东西了……身无分文，没有住处……向上帝起誓！我当了八年的乡村教师，后来由于地方自治局搞鬼丢了职位。我成了诬告的牺牲品。这一年来，我没有工作，失业了。”
律师斯克沃尔佐夫打量着这个求告的人，瞧瞧他那件灰蓝色的破大衣，混浊的醉眼和脸上的红斑，他觉得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现在卡卢加省有人为我谋到一份差事，”那人继续道，“可是我连去那里的盘缠都没有。请帮帮忙，行行好！真不好意思求人，不过，出于环境的逼迫……”
斯克沃尔佐夫又瞧瞧他的雨鞋：雨鞋一只高腰，一只浅帮。这下他突然记起来了。
“听着，在前天，我好像在花园街遇见过您，”他说，“不过那时您对我说您是被开除的大学生，没有说是乡村教师，还记得吗？”
“不……不，不可能！”求告者慌乱地小声嘟哝，“我是乡村教师，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拿证件给您看。”
“别瞎扯了！那天您自称是大学生，甚至告诉我校方为什么开除您，还记得吗？”
斯克沃尔佐夫涨红了脸，带着一脸不屑的神情从这个破衣烂鞋、形同乞丐的人身边走开。
“这很下流，先生！”他生气地喊道，“这是诈骗！我可以把您送警察局去，真见鬼！您贫穷，您挨饿，但是这不成其为您可以这么卑鄙无耻地撒谎的理由！”
破衣人抓住门把手，像被捉住的贼，神色慌张地打量着门厅。
“我……我没有说谎，先生……”他小声嘟哝，“我可以拿证件给您看。”
“谁能相信您？”斯克沃尔佐夫继续气愤地说，“骗取社会对乡村教师和大学生的好感……要知道这样做是多么下流，卑鄙，无耻！真是可恶之极！”
斯克沃尔佐夫大发脾气，毫不留情地痛斥这个求告的人。对方的无耻谎言唤起他嫌弃和厌恶的心情，侮辱了他，斯克沃尔佐夫十分喜爱和看重自身就有的品德：善良，敏感的心，对不幸的人们的同情。这家伙一味说谎，利用别人的仁慈，恰恰亵读了他出于纯洁的心灵喜欢周济穷人的一片好意。破衣人起先一再辩解，对天发誓，但后来不作声了，羞愧得低下了头。
“先生！”他说，一手按到胸口，“确实，我……说了谎！我不是大学生，也不是乡村教师。这些都是胡编的！我原来在俄罗斯合唱团里任职，由于酗酒，我被赶了出来。可是叫我有什么办法？苍天在上，请您相信：不说谎是不行的！我若说真话，谁也不会施舍我什么。说真话就得饿死，没有住处就得冻死！您说的那些都对，我明白，可是……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办法？您问您有什么办法？”斯克沃尔佐夫大喝一声，逼近他，“工作呀，这就是办法！您应该工作！”
“工作……这个我自己也明白，可是上哪儿去找工作呀？”
“胡说！您年轻，健康，有力气，任何时候都能找到工作，只要您愿意。可是您懒惰，娇生惯养，还酗酒！您身上就像小酒馆那样，冒出一股子白酒气味。您谎话连篇，放荡成性，你的本事就会像叫化子那样到处乞讨，胡说八道！如果您屈尊什么时候想去工作，那也得给您找一个可以不做事白领薪水的部门，比如说坐机关，去合唱团，或者当个台球记分员等等。您是否乐意从事体力劳动？恐怕您不会去当看门人或者工人吧！您这种人可是自命不凡的！”
“您怎么能这样说，真是的……”求告者说完苦笑了，“叫我上哪儿去找体力活儿呢？去当店伙计我已经迟了，固为学生意一般都从学徒干起；去当看门人吧，谁也不会要我，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对我指手划脚……工厂也不会要我，工人要有手艺，我却什么也不会。”
“胡说！您总能找到借口！那么，您愿意去劈柴吗？”
“我倒不反对，可是如今连地道的劈柴工都闲着没饭吃了。”
“哼，所有的寄生虫都这么说。真要建议您干什么，您都会拒绝。那么就在我家里劈柴您愿意吗？”
“好吧，我可以劈……”
“好，咱们走着瞧……很好……日后会见分晓的！”
斯克沃尔佐夫张罗起来，他不无幸灾乐祸地搓着手，把厨房里的厨娘叫了出来。
“是这样，奥莉加，”他对她说，“把这位先生领到板棚里去，让他劈木柴。”
破衣人耸耸肩膀，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犹豫不决地跟着厨娘去了。从他的步态上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同意去劈柴倒不是因为他饿着肚子想挣钱糊口，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因为他说出的话被人抓住，不得不去兑现。同样可以看出，他平时酒喝多了，身体十分虚弱，恐怕有病，另外对干活丝毫没有兴致。
斯克沃尔佐夫赶紧走进餐室。那里的窗子正对着院子，可以看到堆放木柴的板棚里和院里发生的一切。斯克沃尔佐夫站在窗前，看到厨娘和那人从侧门进了院子，踩着肮脏的雪朝板棚走去。奥莉加气呼呼地打量她的同伴，把胳膊时向两旁甩着，打开锁着的板棚，砰一声恶狠狠地推开了门。
“大概我们妨碍这女人喝咖啡了，”斯克沃尔佐夫想道，“这么个凶婆娘！”
接下去他看到，那个冒牌教师和冒牌大学生坐到木墩子上，用拳头支着红腮帮，想起心事来。厨娘把一把斧子扔到他脚旁，恶狠狠地啐了一口，而且，看她嘴的动作可知，她开始骂人了。破衣人迟迟疑疑地拉过一块木柴，把它放在两腿中间，胆怯地用斧子砍下去。木柴摇晃起来，倒了。那人又把它拉过来，朝冻僵的手上哈一口气，又用斧子很小心地砍下去，生怕砍着自己的雨鞋或者砍掉手指。木柴又倒下了。
斯克沃尔佐夫的气愤已经消散，这时他感到有点不安，有点惭愧，也许他不该逼着这个娇生惯养、可能还有病的酒鬼在寒冷的板棚里干这种粗活。
“哎，也没什么，让他干去吧……”他又想，离开餐室回到书房里，“我这样做是为了他好。”
一小时后，奥莉加来了，报告说，木柴已经劈好了。
“拿着，把这半卢布交给他，”斯克沃尔佐夫说，“要是他愿意，让他每月的头一天都来劈柴……活儿总是有的。”
到了下月一号，那个破衣烂鞋、形同乞丐的人又来了，又挣了半卢布，虽说他的腿勉强才站得稳。从此以后，他开始经常出现在院子里，每一回都为他找些活儿干：有时把雪扫成堆，有时收拾板棚里的杂物，有时打掉地毯和床垫上的尘土，每一回他都能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二十到四十戈比，有一次主人甚至送给他一条旧裤子。
斯克沃尔佐夫搬家的时候，雇他来帮忙收拾东西，搬运家具。这一回，破衣人没有喝酒，神色阴沉，很少说话。他几乎没有碰过家具，低着头跟在货车后面，甚至也不想装出一副肯干的样子，光是冷得缩着脖子。当那几个赶车人取笑他的懒散、没力气和那件贵重的破大衣时，他常常窘得手足无措。搬运完之后，斯克沃尔佐夫吩咐人把他找来。
“噢，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对您起了作用，”他说着；递给他一个卢布，“这是给您的工钱。我看得出来，您没有喝酒，也不反对工作。您叫什么？”
“卢什科夫。”
“那么，卢什科夫，我现在介绍您去做另一份工作，干净一些的工作。您会抄写吗？”
“会，先生。”
“好的，您拿上这封信，明天去找我的一个同行，他会给您一份抄写的工作。好好工作，把酒戒了，别忘了我对您说过的话。再见吧！”
斯克沃尔佐夫很是得意：自己总算把这个人拉到正道上。他亲切地拍了一下卢什科夫的肩膀，分别时甚至朝他伸出手去。卢什科夫拿了信就走了，此后再也没有到这家人家里来干活。
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斯克沃尔佐夫站在剧院的售票处付钱买票的时候，看到身旁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翻着羊羔皮领子，戴一顶旧的海狗皮帽子。这个矮小的人怯生生地向售票员要一张顶层楼座的票，付了几枚五戈比铜币。
“卢什科夫，是您呀？”斯克沃尔佐夫问，认出这个人就是他家以前的劈柴工，“喂，怎么样？现在做什么事？日子过得好吧？”
“还可以，现在我在一位公证人那里工作，每月拿三十五个卢布，先生。”
“哦，谢天谢地。太好了！我为您感到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卢什科夫！要知道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的教子。要知道这是我把您推上了正道。您还记得我当时如何痛斥您吗？您那时在我面前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了，谢谢，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没有忘了我的话。”
“我是要谢谢您，”卢什科夫说，“如果当初我不去找您，也许至今我还在冒充教师或者大学生。是的，我在您那里得救了，跳出了陷饼。”
“我非常非常高兴！”
“谢谢您那些好心的话和好心的行动。您那时讲得很出色。我既感激您，也感激您家的厨娘，求上帝保佑这个善良而高尚的女人身体健康！您那时讲得很正确，这一点，我当然至死都感激不尽。不过，说实在的，真正救我的是您家的厨娘奥莉加。”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当初我去您家劈柴，我一到，她总是这样开始：‘唉，你这个酒鬼！你这个天地不容的人！你怎么不死呀！’然后坐在我对面，发起愁来，瞧着我的脸，哭着说：‘你是个不幸的人！你活在世上没有一点快活，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你这酒鬼，也要下地狱，也要遭火烧！你这苦命人啊！’您知道，尽是这类的话。她为我耗了多少心血，为我流了多少眼泪，这些我没法对您说。但重要的是，她替我劈柴！要知道，先生，我在您家里连一根柴也没有劈过，全是她劈的！为什么她要挽救我，为什么我瞧着她就决心痛改前非，不再酗酒，这些我对您也解释不清。我只知道，她的那些话和高尚的行为使我的心灵起了变化，是她挽救了我，这件事我永世不忘。不过现在该入场了，里面正在打铃。”
卢什科夫鞠躬告辞，找他的楼座去了。
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24 跳来跳去的女人
一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出席了她的婚礼。
“你们瞧瞧：他是不是有点意思？”她对朋友们说，朝丈夫那边点一下头，似乎想解释一下，她为什么嫁给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极为寻常、毫无出众之处的人。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一名医生，九品文官。他在两家医院里做事：在一家医院里任编外主治医师，在另一家医院当解剖师。每天早上从九点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乘公共马车赶到另一家医院，解剖病人尸体。他也私人行医，不过收入很少，一年五百来卢布。仅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熟人却个个不同凡响。他们每一位都各有所长，小有名气。有的已经成名，是公认的专家名流，有的虽说还没有出名，但却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有一位剧院演员，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他优雅、聪明、为人谦虚，还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他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朗诵。有一位歌剧院的歌唱家，一个好心肠的胖子，经常叹着气说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她是在毁掉自己，如果她不懒散，能管束自己，那她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名画家。为首的是擅长风俗画、动物画和风景画的里亚博夫斯基，一个相貌英俊的浅发青年，二十四五岁，几次画展都获得成功，最近画的一幅画就买了五百卢布。他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修改画稿，并说她有朝一日很可能有所成就。另外还有一位大提琴手，他的乐器呜咽有声，像人在哭。他老实承认，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能为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人。另外还有一位作家，年纪很轻，但已经名声在外，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