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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奇-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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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

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创刊了。《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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