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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淑仪点头：“他这个人啦，横顺都把朋友的命看得比自己的金贵。”
“钢琴者，川南师范学堂教授音乐课之用耳，与二胡比，仅东西乐器之别。恽代英者，川南师范学堂派往上海采购乐器之教师耳，与‘煽动风潮’者比，天壤之别也……”天亮后，第一个走上街头的泸县人读到了贴在门外的这篇一张纸就印成的短文——《告泸县全县民众书》。
“还我钢琴！还我物理实验仪器！还我化学实验仪器！”天亮后，陆续聚积的川南师范师生结队游行请愿。
“我们要上音乐课！我们要上化学课！我们要上物理课……”请愿声越喊越响。
“学生娃，是要上课嘛。上课，是要钢琴啊仪器嘛！这个都给人家夺了？”有民众加入请愿游行。
“购仪器何罪？买钢琴何罪？还我教务主任！还我恽先生！还我恽主任，还我恽校长！还我钢琴！”更多的民众加入游行，为学生们帮腔。
梁师贤夹在人丛中，按捺不住心头的赞叹：“少少许胜多多许，卢思兄啊，比起你在合川死牢中写下的万字文，泸州这一百字，看似平淡无奇，实乃重剑无锋！不露声色，不着痕迹，不争而夺人之心，不战而胜人之兵！”
这一天，川南师范师生以及各界举行大规模游行请愿。泸县学校，四川各地学校，纷纷声援响应，掀起全省空前未有的大学潮，张挺生竟无言以对。
1922年11月18日，恽代英无罪释放。
隔日，卢作孚在迎接恽代英出狱后，到泸县的码头送别恽代英。
恽代英给张挺生留下的一份《致本地长官永宁道尹辞职书》，写道：“……川南师范自去岁受政潮影响，学生学业，既多荒废，学校规则，亦复荡然。代英私念，此际，第一须于最短期间有威信孚著之校长，能到校整饬；第二于规模粗定以后，宜极力求此校不复与政潮发生关系，使以后学校，可以安定入于轨道，不复有无谓之风潮。以代英管见，前教育科长卢思为人勤慎、精细，为学生所信仰。如果能在经费与办事方面，使卢思勿受各方牵制，必能当暂时整饬之任……”
卢作孚离开泸县。隔年去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同事有恽代英与萧楚女。同年，卢作孚次子明达在重庆出生。
人说，卢作孚一管笔，一张嘴，三十岁前，三次救过五条人命。
教父
“想不到，省城这一塘污泥，死水不见微澜，竟冒出一枝莲花！”换了一脸笑容，送走卢作孚，王瓒绪盯着卢作孚的背影，对副官说：“天下熙熙，天下攘攘，我王瓒绪今日当真见识一个不为名来、不为利往之人！名利皆不图，这个卢作孚，他到底图个啥？”
卢麻布躺在床上，扭着头，望着门边斜靠的那根扁担。这根扁担，几十年，自己不知多少回出门时将它取出，进门时又把它斜靠在门背后。可是几天前，当自己放下麻布担子，把扁担斜靠回门背后，这扁担滑倒了。扁担滑倒，扶起来再靠好就是了。可是这一天，扶起它一回，它倒一回，一连扶了三回。卢麻布才晓得自己累得连扁担都靠不稳了，突然背心生出一阵凉意，心头冒出一句话：“耶，莫非这是最后一回靠扁担了？”
卢麻布躺在床上许多天了，一直不肯最后闭上眼睛，是在望着门口，望着在重庆城教书谋生的二儿子回家。自己心头有话，想告诉所有的孩子，想说：“我这辈子，挑麻布卖麻布，几十年没少过哪家老板哪户邻居一尺一寸布头。”可这话，连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晓得，用得着这种时候再对儿子说么？自己还有什么想对儿子说的呢？
陪了他几十年的妻子坐在床边。嫁过来那天，洞房之夜，卢李氏就对卢麻布说过“这辈子，我陪他”。这一陪，陪了一辈子。卢李氏见丈夫眼巴巴望着门背后斜靠的扁担，猜到了他想说啥。又见他望着大门口，猜到了他在等二儿子赶回家，全家人到了，他还有话说。卢李氏想问丈夫还有些啥话要说，他用听不大清楚的声气说：“我们从肖家场搬到杨柳街，为的是啥子事？我还没告诉儿子。那年子，魁先娃去省城求学，出门前，我就想告诉他的。后来还是没告诉他。只送了他一根扁担，说了做人要像扁担有让性，没说肖家场的故事……”
1923年这一天，卢作孚父亲卢茂林在合川家中逝世。他的二儿子是从重庆大老远地赶回家中，没听到父亲留下最后的话，包括肖家场的故事。
不过，父子之间的传承，又岂在讲没讲一个故事？十几年后，到了1937年、1938年，二儿子做出事来，活生生再现了爸爸的全部个性，不光是那根扁担的“让性”……
有其父必有其子也！
卢麻布一生奔波，那根扁担挑过的麻布，不够他的二儿子办实业公司后，将手头最小的一条轮船货舱装满。
卢茂林去世，卢作孚写下《显考事略》。今天，已经找不到这篇亡佚的文字。老人们追忆，说卢茂林二儿子的祭父文，写得来声声带泪，字字泣血，赤子情深。
扁担是而立之年的爱物。
爱与不爱，三十岁的人，都离不得它。两个筐子摆在面前，你非得一肩挑起。一筐是老的，一筐是小的。父亲就这样挑了一辈子。父亲去世这一年，卢作孚三十岁，上有老母，下有未成年的弟弟，还有两儿一女。卢作孚只能将家人作一筐挑，另一头筐子腾空了——二儿子这辈子要挑的，比爸爸的重些。
这年除夕刚过，“袁汤圆”的袁老板打开铺门，发现对门子督府衙门又换了牌子。袁老板乐了，他也不敢怠慢，便从柜台后取出汤圆品种的招牌来，将“芝麻大汤圆：四十个钱一碗”上的“四”字，改作了“五”，其余“醪糟小汤圆”等依此类推，一路改下去，袁老板改了个遍。他忽然想起刚革了命的那一年元宵节，有一个教书的小先生带了三个读书的少年学生来店里，又大又圆的袁汤圆不好好吃，偏偏要拿汤圆来上算学课，说什么：“汤圆宣统元年是四个钱五个。今年，四个钱一个。求解：四年来省城物价涨了若干？”记得当时那个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的少年学生算出来的答案是“百分之五百！”这一晃又恍过十年，万一那位先生再带了学生来吃汤圆，又该算了——省城的物价涨了若干？
住在西门城墙基脚下的成都市民，这一天，推门上街，也发现城头又变换了大王旗。有耐心的、眼睛爱找事的还看出，从城门上方坠下一个吊笼，笼中站着两个川军士兵，一个拎起一大桶红颜料，另一个打赤膊、提排笔、用军人的粗放在城墙上先抹去上个月另一军川军刚写下的什么标语，另写上大红标语：建设……
“建设”什么呢，没人再有耐心往下看，再爱找事的眼睛也找不出啥新花样来，于是路人们头也不抬，各自忙各自的营生去。刷完标语，打赤膊的军人才感到冷，披了士兵的军装向站笼中一坐，却是从前被杨森降职为兵的副官。
1924年初，杨森东山再起，2月19日，逐出川军第1军，进驻成都，就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掌控四川军政大权。他一天没耽搁，又开始他四年前在泸县要做没做成的那桩事。办公室门口的牌子也新换成“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办公处”。
杨森端坐巨大的办公桌后，问：“建设新四川，第一做什么？”
杨森的副官马少侠答：“事得人而举，无人才即不能发生力量！”
杨森颇赏识地一笑：“急电，有请卢作孚，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到成都助办教育行政。”
“教育厅长？他卢作孚未必肯来。”
“三年前在泸县，教育科长，我一请，他就来！”
“他这人，不在乎官大官小，就爱从小事做起，做成实事。”
杨森一笑：“那便再加一句……”
马少侠提笔等待。杨森却一把夺过笔，龙飞凤舞写下一句，写罢，掷笔文件夹上，得意地说：“有这一句，他卢作孚还肯来否？”
马少侠点点头：“有这一句，再不来，他便不是卢作孚！”
电报时代，远胜过驿路时代。隔天，看到电文，蒙淑仪笑了，抬头问丈夫：“这一回，你还去不？”
“有此一句，再不去，我便不是卢作孚。”卢作孚在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宿舍中，笑了。
蒙淑仪凑近，读出电文最后一句：“尚记拙内泸州运动会剪发故事否？”
“夫人尚记否？”卢作孚抬眼望一下发妻那一头新派短发，故意用杨森电文中夹文夹白的话问道。
“这故事，一辈子也忘不了。”蒙淑仪羞涩地摸一摸短发，正是当年卢作孚在泸州为她剪下的发型，“你可真舍得下剪刀！”
“这才叫——忍痛割爱！”
“杨军长居然还记得这件事。”
“所以他叫我，我就要去。”
“唔？”
“他忆起这段事，说明他动了真情。”
“你不是说，真要做事，不要太感情用事？”
“他动了真情，便会用真心，真心真情，才能做成真事。”
1924年2月，就在杨森入主省城，发出诚邀电的当月，卢作孚辞去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教职，离开重庆，再次踏上“东大路”，前往成都。经历川南师范的挫折，卢作孚心知，四川远未统一，因此，任何全省范围内的改革工作，均无任何实际意义。他婉谢了杨森的聘任，却提出：“自念识力不足以规恢宏远，但愿择一数间房屋以内之事业，兴办成都通俗教育馆。”
一转眼，辛亥革命成了历史教科书上的课文。川省省城的小学生们听不懂时，老师就会指着少城公园的方尖碑说：“放了学，回家路过时，自己去少城公园看看！”
方尖碑记是辛亥年保路同志会纪念碑。
这天，盯着方尖碑看的，不是小学生，是个军人。肉眼看不够，他还举起一架军用望远镜远调整焦距，才看清了。这军人真要看的，不是方尖碑。他顺着碑身望过去，认准少城公园中数间房屋，饶有兴趣地盯着看。
房屋前，一群工人正在一个三十来岁、穿麻布衣服的男子指挥下，搬运着什么。屋前有一块刚挂上不久的牌子：成都通俗教育馆。
此人对身边副官说：“啧，昨晚我来，这个馆还不是这般模样！”
副官回答：“一夜之间，新架了这座桥。”
此人的望远镜正瞄着这一座桥，道：“奇哉！”
副官说：“皆是这个人所为！”
望远镜中所见：一个穿麻布制服的身影正在与工程师一起，将新制成的轮船模型置入馆中。
“他叫什么名字？”
“卢作孚。”
“做什么的？”
“馆长。”
“看他那样，我还当是馆中雇的苦力。”此人把望远镜放下，他是杨森军第一师师长、成都市政督办王瓒绪。
“那边那个梳油光光一片瓦发型的高鼻子洋人是谁？”王瓒绪又有新发现。
“毕启。”
“哟嗬，今天撞上我省城的大名人了！连前朝洪宪皇帝袁世凯的银子都能讨到手的人！”王瓒绪再次举望远镜。
“惹不起的可怕人物！他的背后——且不说太平洋对面，就是在中国，也有多少美国、英国的传教士、大富豪、本国的大财主庇护着他，大把大把银洋支撑着他！”
“我知道！”王瓒绪打断副官，“我要问的是——这个卢作孚，怎么会跟这美国来的神学博士走到一起？”
“大概出于同一爱好——都爱给中国人当教书匠吧？”
“他两个在说啥呢？神学博士在问，卢作孚在答，可惜听不清，”王瓒绪摇摇头说，“好像还说得多起劲似的！”
“啧，三天前我来，这个馆还不是这般模样！”毕启虽到中国西部三十年，中国话中依旧是美国西部口音。
“我还嫌慢呢！”卢作孚笑道。
“还嫌慢啊！”
“毕启先生开始创办华西大学的时候，计划用多少年？”
“三十年，”毕启学中国百姓语言习惯，竖起三根手指说，“作孚先生呢？你开始创办这个民众通俗教育馆，计划多少年？”
卢作孚也学毕启样，竖起三根手指。
“也是三十年？”
卢作孚照旧竖着手指，却摇头。
“三年？”
卢作孚还是摇头。
“总不能再少了吧？”毕启看出卢作孚眼中笑意，“莫非卢先生说的是三……”
卢作孚正要往下说，毕启看到卢作孚的妻子走了过来，她显然正在参加布置交通陈列馆，手头拿着个轮船模型，有外人在，红着脸望着卢作孚，是要问怎么陈列的问题。卢作孚迎了上去。
“可怕！”一个问题堵在毕启喉头，“卢作孚，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可怕？”
“可怕！”望远镜中，王瓒绪依旧盯着卢作孚，“到我省城，一省教育厅长不当，偏偏向杨军长自荐了要当这小小教育馆长的那个人，就是他？”
“正是。”副官听出王师长说到杨军长时，顿了一下。副官记得过年时家乡来了个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