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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他决立即行。”
“却不知他决立即行之上，先必有个当机立断！”
“学生不知……”
“你若知道，你便不是田中尾尻而是升旗太郎了！”升旗仰天大笑，笑得来田仲毛骨悚然，升旗却戛然而止，悠悠一句问，“知道卢作孚其人本性，田中君还坚持自己的预测——六个月后，卢作孚肯定会与英美日四大公司的头脑们延续这一次的大打关么？”
“我不坚持了。”
“我升旗的预测是，1934年11月15日零点一到，卢作孚肯定会断然中止大打关！”
田仲望一眼自信的升旗，心头暗道：“到那一夜零点，万一老师料错了，我看您怎么下台？”
五个多月过去，万里长江上，居然一直维持了“和平”局面，中国民生与列强四大公司相安无事，未见史料记载任何一方在约期六个月的“大打关”期间有一件违规事情发生。
到了1934年10月21日这天夜里，四川善后督办、前“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不得不同时面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这事被刘湘与卢作孚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当今川省、当今中国的第一要紧之事。这一个人，也被包括刘湘与卢作孚在内的大多数川人与国人理解为当时中国第一权重之人。
这天白天，卢作孚是在民生机器厂度过的，大打关期间，他更能腾出手来亲自抓民生公司的一些要事。船坞间一只巨轮上，李人与张干霆就着图纸，指挥工人改造。卢作孚指着图纸，要求将船体再大大地延伸增长。他准确地在轮船图纸不同部位写下改造的相关数据，在船厂的重锤敲击声中，大声冲李人、张干霆喊道：“船身增长到220英尺，载重增多150吨，马力达到3500匹，航速达到每小时13海里！”
李人与张干霆乍听愕然，继而认可，点头，修改图纸。
黄昏时分，卢作孚才离开。走出多远，还忍不住回头，望那巨轮。只见船头，有人在吊篮中，用油漆抹去“万流”轮名，写上新的名字。名字是卢作孚下决心买下这艘船的打捞权那天便取好的，照旧是“民”字辈的，那一个“民”字，已经写上了船头。
“爸爸，再讲一个故事。”回到家中，全家人围着八仙桌吃饭，卢作孚被小妹与毛弟缠上了。
“好。再讲一个。从前有一个人，去世了，他的三个朋友去给他送葬，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哀悼，甲往棺材里放了二十块钱，乙也放了三十块钱，丙说你们太吝啬了，于是他开了一张一百元的支票，放进棺材，然后把另外两个人送的五十元拿出来，算是他送了五十元。”卢作孚一顿，“小妹，毛弟，这三个朋友，谁最老实最大方？”
毛弟抢答：“最后一个！”
别的孩子也说：“丙。”
卢作孚停了停，说：“就这个丙，其实他才是最吝啬、最奸猾的一个！”
小妹与毛弟不约而同地问：“为什么？”
卢作孚：“因为支票装进棺材埋进土里再也不能兑现，他不但没有花一文钱，反而拿走了另外两个朋友送的五十块钱。”
“啊？……真是的。”毛弟望着爸爸，记下了这个故事，几十年后，他还记得，说：“爸爸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实在，待朋友要真诚，不能像这个丙一样欺骗朋友，占别人的便宜。”
蒙淑仪旁听，依次问卢作孚与儿女们：“还吃不？”
儿女们都摇头。
蒙淑仪对卢作孚说：“往后啊，开饭的时候，你呢，就讲故事，我们家孩子，光是爸爸的故事就能喂饱。”
蒙淑仪收拾碗筷。晚春起身，本能地把自己的那把椅子推到饭桌底下，卢作孚刚离开饭桌，看见了，就马上当着儿女们的面鼓励说：“这是好习惯。”
晚春高兴地冲爸爸一笑。卢作孚看到她脸上擦有胭脂口红，皱眉。
晚春说：“学校里同学都朝脸上抹了的。”
卢作孚上前，抚着女儿的肩膀，递上自己的手帕，悄悄地对女儿说：“把脸洗干净。”
晚春听话地点点头，接过手帕，就擦脸，把小脸擦得红了一大片。
小女儿吃完饭，也把椅子朝饭桌底下一推，跟了过来。
卢作孚疼爱地望着小女儿的脸，再望着大女儿的脸一笑，领着大女儿来到洗脸架前。
大女儿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也笑了。
大女儿双手捧着盆中清水，把脸一下一下洗干净。
卢作孚已经拧好毛巾递上，大女儿接过，擦干净脸。
镜子中，一个一脸纯真的小女孩。几十年后，女儿还记得这事，说：“在我们心目中，爸爸很有权威性。我七八岁大的时候，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同学擦脂抹粉，我也学她。爸爸见了没有训我，只说了一句：‘把脸洗干净。’我从今以后就再也不那样做了。”
正是这天夜里，刘湘在府中读到一纸电文，颇有些感慨——今年8月，为六路围剿川北红军惨败事，我不得不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一职，如今，蒋介石又叫我去南京，面商追剿跨省长途转移的红军一事，得失之间，很不好权衡。
刘湘把这想法告诉何北衡，何北衡说：“甫澄兄的意思是？”
刘湘说：“明日通电复职。”
何北衡点头：“南京方面呢？”
刘湘说：“三思之后，此行不得不行！老蒋亲自召见哇！”
他一扬手头的电报，“还请北衡兄先行一步，与南京方面政要张群、宋子文、陈立夫、张学良等，先面商一下。”
何北衡说：“好。”
刘湘说：“四川改组在即，我还希望北衡兄为我招揽一人。”
何北衡问：“卢？”
刘湘点头：“川局眼看一统，他那一统川江的雄心也即将完成，我与他也堪称殊途同归，现在这个时代，我这一统四川的领袖，要借重他这个一统川江的领袖！”
卢作孚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他最盼望现代的领袖与国人能提出当前的问题，而且能提出问题的根本。东北诚然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仅对东北可以解决的。过去的内乱诚然是已经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仅对反抗者可以解决的。武力对内不是消灭反抗的可靠方法。内忧外患是中国的两大问题，却只需一个根本的方法去解决它，这一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统一四川，统一中国，在积极方面集中一切人的兴趣于地方的开发，秩序的建设；在消极方面裁减了军队，消灭了战争。这应是今天最高领袖所提倡各将领所赞成的。促使全国统一于一个公共信仰四个现代化的运动之下，这是最可靠的统一全国的方法。
就在刘湘将想法告诉何北衡的同一天夜里，卢作孚在家中书案前，提一管毛笔，把这想法原原本本写了下来。写毕，他郑重地署上自己的名字。他取过民生公司信封，想了想，在收信人地址栏写下“南京”，正写着，蒙淑仪端着一杯水走来，见丈夫写得专注，便默默地立在他身后。她看到，卢作孚在信封收信人姓名红框中写下“蒋”字。
蒙淑仪轻轻地将水放在卢作孚桌前，取过卢作孚写好的信，中规中矩地细心折好。卢作孚刚好写完信封，身子稍让开些，蒙淑仪取过信封，将这信放了进去。
夫妻间很默契，显然这种合作不止一次。
是夜，卢作孚写成《从四个现代化运动做到中国的统一》一文，发表于当年的《大公报》，后收入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3月出版的卢作孚专著《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卢作孚写成后，将此文寄赠当时的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他心头明白，在中国，要做成四个现代化这样的大运动，离不开大权在握的第一人。
作孚先生大鉴……两接手书，并承惠赠大著《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及民生公司《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两种，浏览之余，弥觉执事思虑周洽，所行办法皆井井有条，至为佩慰。其《轮船上新生活运动》一种，尤得新运精神，并已饬抄达交通部，转饬招商局及其他商轮公司，一体切实仿办，以利推行矣。专此奉复。
即候
台安！
蒋中正
这是民生公司总经理与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第一回作文字交流。尽管在就国事问题直言己见向蒋介石进谏前，卢作孚便对各种可能的结果作好了心理准备，可是，当蒋介石这封回信送到案头，卢作孚依旧陷入困惑之中。
蒙淑仪端木盘进了书房，木盘中放着一碟夜宵，念叨一声：“也不怕坏了眼睛。”
她开了灯。见丈夫看完信，蒙淑仪默默地接过信，依原来的折痕，中规中矩地放回信封，替他存入一旁档案柜中“同人、友人来往信电”抽屉。
卢作孚陷入沉思，似自语，又似与蒙淑仪商讨：“我最想向蒋先生表达的意见是——在整个中国，开展四个现代化运动。”
“你给他写信时，我见你写过这话。”
“怎么蒋先生回信对我这意见究竟可行不可行，若可行当如何实行，却只字不提？”丈夫从妻子手头取回那封信，读出：“‘承惠赠大著……至为佩慰。’——光是钦佩，光是欣慰，起什么作用？我要的又不是这个，我是恳请中国的最高领袖立即实行全国的四个现代化运动！可是蒋先生，他说得更多的是《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
蒙淑仪说：“是你自己同时把两篇文章都写在信里寄给他的。”
卢作孚指蒋介石信上“建设”字行：“夫人啊，一说到这两个字，我就急。我怕我一急，说话就过激。我去信说的‘最高领袖’，他一读就明，当然是指他。我怕过激会伤了蒋先生面子。接下来的事不便周旋，不利推行。这才把《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一文附上，为的不就是缓冲一下？”
“像轮船靠囤船，当中垫一个旧轮胎？”
“夫人以船作比，再恰当不过！”
蒙淑仪嗔道：“陪了他十八年，哪天不听他说船！”
与夫人闲话两句后，卢作孚又变得急切，指着信上写的“《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字行：“可是，蒋先生他却不大看重我靠上去的这四条‘现代化’的‘轮船’，他更看重的似乎是我的‘轮船上新生活运动’，蒋公还具体到亲笔批示交通部。”
卢作孚读出蒋信上文字：“转饬招商局及其他商轮公司，一体切实仿办，以利推行矣。”
卢作孚从民生公司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文件，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第2210号训令》。
“你看，最高领袖指令一下，交部雷厉风行。”
训令上可见：“四川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呈递的航轮新生活运动办法井井有条，深得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希各地商轮公司遵照办理云云。”训令后附有卢作孚的《船上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办事效率既然如此之高，何不赶在日本国动手之前把中国四个现代化运动开展起来？蒋先生心底，到底怎么想的？真猜他不出来！”
蒙淑仪不失少女的天真，看着信：“百把个字，蒋先生字也写得端端正正明明白白，他的意思，怎么就猜不出来？”
卢作孚：“要不怎么说，君心难猜？这才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列强比赛着搞现代化，又急又快！日本人大兵破境，容不得国人，等不得我这个办实事的国人慢慢猜详哇！”
他一急，放了高声。
蒙淑仪“嘘”他一声，指着隔壁卧室，可见，孩子们早睡了。
卢作孚一见吵了儿女，孩子似的用手捂了嘴。望着孩子的睡相，卢作孚有了笑意，说：“老大过几年要考大学了。”
蒙淑仪也与卢作孚依偎着，望去：“老二该上中学了。”
“几个儿女的书，该当一学年一学年的读。可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等不得哇！”
“你这急性子！你那信也写得够过激的。”
“过激？他不该‘剿匪’，这事我还没说呢！我只说了最高领袖不该一心只想消灭一切反抗的力量。”
“你可当心点。也就是你，他才……”
“我又不是为我！有啥可当心的？”
“看你又急！”
“我不急！日本人逼得太急！他那边还在‘剿匪’！从川北剿到陕北，刘湘说起这事都苦笑。日本人大兵压境咄咄逼人，真把我逼急了，我非把对付日本人比‘剿匪’更要紧这话，给蒋先生直接写上去。”卢作孚一抬手，重新提起搁在山形笔架上的那管笔。
“嘘！”这一回是妻子急了，捂住丈夫的嘴，取过丈夫手头的笔，轻轻在笔缸的清水中一涮，悬向笔架，柔声道，“睡吧，明天还有明天的活要干呢。”
“零点都过了，照西方人的规矩，11月13号这天已经过了！”卢作孚瞥一眼书桌上的办公台历，翻到下一页，是1934年11月14号。
这一夜，升旗按照到了这个国家后，多年来养成的好习惯，只要无事，子夜必睡——因为这是中国养生学中认定的一日之中吐故纳新最佳时辰——而且头一靠上枕头，鼻孔里便心安理得地发出香甜的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