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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拉扬比起来，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并不要求上帝给予我与音乐终身相伴的那种恩赐。我只想在一次难道的机会中能让我感受到上帝给予我的那种瞬间的恩赐，那就足已。可是我依然办不到！背后的“国骂”仍在继续，那孩子已经从跑步发展到了在地上翻起了跟头，起初忍无可忍的我只是不断地向他们怒目而视，想必这一下会让他们有所收敛。但我错了。因为对于一个深度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的人来说，你的怒视不但起不到一种警示作用，相反会引来一种更大的灾难。这就像你面对一个深度的肝昏迷者，如果你还一个劲地给他吃王八蛋，那么你不仅挽救不了他的生命，相反，你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一场更大灾难的并发症。
结果是不出我所料的。随着我一次次的怒视，那位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发话：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这人是不是有毛病？紧接着那恋爱中的男人也开始了：丫挺的，再看，把你丫哄出去。
而此时，舞台上音乐依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精神被短路的感觉。就是说此时你的大脑中所有的神经有一种突然被拉断的感觉，其具体表现是：思维没了，左右脑被胶在一起，头动弹不得，身体僵硬，四肢发软，眼睛发直，张口结舌，同时汗水正偷偷地从你的每一个毛孔里向外扩军……
马泽尔依然在挥动着他的指挥棒，气宇轩昂；而法兰西民族也正在表现着他们的从容与潇洒，而此时的我却像是一只被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也许此刻我最庆幸的，是我终究没能成为一个指挥家，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一个指挥家，无疑对音乐是一种玷污。1980年，当我那时的老师汤沐海要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经非常沮丧，因为他一走，我想当一个指挥家的梦想就会破灭。很多年以后，汤沐海回到了中国，并担任起中国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但是我一直就不敢去见他，尽管我的办公地与中国交响乐团近在咫尺。我不敢去见他是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去与他见面：商人？学者？还是什么都不是的游民？我总感觉在精神世界中我已经无法与汤老师沟通了，从一种神圣的角度上来讲，我已经堕落。
后来汤沐海辞职走了，他的前任陈佐湟也早已离去。他们为什么一个个的相继离去，我不知道。或许，在这块土地上，音乐依然无法神圣？
教养比门第更重要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相反，我或许还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民族主义已经被视为一种落后的世界观。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一份子，我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要被别人视为“三等公民”，穷一点，是无所谓的，物质是可以被创造的；但人不能因为穷一点而失去素养，而一个民族也不能因为不是富国而变得没教养。因为有教养的人，才能被世人尊重。不知道我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崔永元先生在他竭力推荐的那本《我是韩国人》一书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到：
三年前，我也去过美国。那天下午4点，在华盛顿一个大的广场，绿草如茵，阳光刺眼，一个美国人在我身旁的长椅上换上运动服，开始跑步，换下的衣服就扔在那里，这是，活泼的小松鼠靠近我，枪着吃我扔下的花生。我抬了一下头，眼眶里立刻噙满了泪水。这阳光，我嘟嚷一句。
实际上，我的心被刺痛了。眼前的富裕刺激着我脑海中祖国的贫穷，眼前的宁静平和对照着我脑海中祖国的嘈杂与纷乱，眼前清醒的空气也遮不住脑海中祖国空气的浑浊。
我为祖国感到委屈。
我相信崔永元先生的话语是真诚的，他的眼泪、他的委屈以及他那被刺痛的心，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种对祖国深深的爱和期望。因为一种对现实状态的痛苦不满要远比一种虚幻的民族自尊更有实际的价值。我们的民族应该长大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一切而承担一种改变历史的责任。《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给了我们一种实话实说的现状，而有这种感受的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位叫王文华的人，他说他一共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去是因为他爷爷在日本使馆工作，那是他还非常小；第二次去是1995年，那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公共厕所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2002年他又去了日本，这次他的感受更多，在一篇题为《细微之美》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在日本，人活得都很有尊严。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在这个极度产业化的社会，你却很少感到肤浅或低俗……
这种幸福感恐怕要被很多人挑战。大家会说：日本人哪儿幸福啊？你没看到他们在电车上挤得跟肉酱一样！这倒是真的。然而，就算在肉酱的状态下，他们仍然维持着平和的心情和完美的发型。他们挤到没有地方可扶，但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电影明星……
完美的外在很容易，难得的是配合力守法的内心。地铁上，没有任何人用手机讲话，他们只是不停地按着手机键盘，天南地北的送短信。新缩站内夜里睡的游民，第二天一早迅速解散，而且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JR火车站的露天月台上画了几个框框，是特定的吸烟区。你真的会看到吸烟者自动走进框框那吸烟。坦白说在框框内吸，跟站在框框外吸，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站在旁边等车的人，真的会因为烟是从框框中传出来就闻不到吗？不过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地上有一个框框，每个人的心态都觉得自己活在如来佛的手掌里。”
“教养比门第更为重要”，这是日本的一句名言。
人要活得有尊严，尽管在地铁里被挤得无处可扶，完美的发型和明星般的外表是人之尊严的一种；人必须活得有尊严，尽管只是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当阳光照射到这里的时候，一切脏东西是必须被清走的，这也是人之尊严的一种方式。火车站上那个框框，不管在里面吸烟和在外面吸烟有什么区别，但这是人人心中的一条道德底线，就像如来佛的手掌，每一个遵纪守法的人都必须无条件的生活其中。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种内心的道德法则。
这绝对是一种教育的力量！一种与生命一同生成和成长的教育！麦克阿瑟将军那句深深刺痛日本人的藐视之言，不仅没有使日本人变得羞愧，相反，日本人在过了几十年时间以后，以世界老二的身份以及在“肉酱”中完美的发型昂扬地告诉世界：这就是日本人的尊严！
一位研究生物基因的陈博士，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曾经生活过六年，2000回国在一家生物研究室工作。在谈到德国的六年生活，陈博士依然是津津乐道的：
在法兰克福市，从晚上八时至次日八时是不允许演奏乐器和高声播放音乐的，如有聚会需事先向四邻声明。诺有他人大声喧哗唱歌声音较高，可随时报警，告其搅扰邻舍……
在法兰克福任何公共场合，都绝对没有我们曾经熟悉的嘈杂和喧哗。尤其是乘公交或地铁时，除了一个男低音用德语简短报站名外，车上一般是毫无声息，安静至极。大部分德国人不论男女老幼，落座后一律从包中取出精装书读起来。没有人说话，连窃窃私语也很少。即使一对情侣在车上，也是手牵着手，含情脉脉地对视着，不再说话……
没有出国的时候，经常听人说国外人情淡薄，但真正来说也并并如此。在德国，人们对等他人一般情况下都很热情，也很乐于帮助别人，尤其是对女士更是优待。有一次，我和太太回国，因事我必须多留几天，太太担心女儿，提前单独回德国。她从机场、车站，直到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家，几乎处处都有人帮助，我还担心她一个人拎着50公斤重的行李，怎么颠簸才能顺利回家，电话那端，太太自豪而感动地告诉我：“一路上全是老外主动帮我拎着行李！而且分文不取。”
记得我当时一个人刚到德国时，问路特有礼貌，生怕人家不睬我，结果德国人没等听完客套话，就枪着问我要去哪儿。如果要去一个地方，不认识根本没关系，热心的德国人干脆陪我到要去的地点，然后再悄悄地离开……
刚到德国的时候，有位朋友曾经开玩笑似的告诉我：在德国的马路上，当红灯指示车辆停下的时候，行人也回自动停下，就是一条狗，也不会随便闯红灯。到了德国后，才明白难位朋友的话绝非戏言。在德国过马路，人们绝对是按人行横道上红绿灯的指示行事的，当人行横道的红灯亮了，尽管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但人们都站在原地不动，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违章过马路，要么是外国游客，要么是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他们大都会招致其他路人谴责的目光。
在德国，人们遵守规矩、照章办事并不是出于法律的要求或者公众的监督，而是每一个人意识里的一部分，是自发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
另外，作为一个在德国的中国人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诚信。一般来说，如果需要保险公司赔款，没有哪个保险公司会核查你的账单，比如去医院看病，只要是医院出示账单和收据，保险公司就会如数付账给你……………他们信任顾客，同时顾客也不会恶意欺骗保险公司。诚信已成为德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我相信，一个在德国学习、生活了六年的中国人，他对该国的评价一定是真实而发自内心的。而且我相信，陈博士所有的感慨都来自于一种比较，一种与自己国家现状的比较。就像崔永元在华盛顿广场所流下眼泪一样。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一直以悠久文明而自豪的民族，是应该哭泣的；我们真的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了，当一个人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具备的时候，物质有什么用？当一个民族连起码的尊严都不具备的时候，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在一个劲地报道经济如何快速增长、世界第一高楼将落户上海的时候，只有《北京青年报》还在该报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每天发出了“文明就差这一点”的微弱呼喊。难道不是么？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人民日报头版上印有“诚信，将铸起中国之魂”这样的头版文章？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中央电视台在每天新闻联播后的标版广告中打出大大的两个字：“道德”？没有！我们只看到了在近几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那一系列的“缺德”小品，并在人们的哈哈大笑中继续发扬光大。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宣传也是失败的。
基本道德如何铸造？
陈博士说，诚信已成为德国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众所周知，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是需要家长、老师一起来教导的，是需要一个社会的整体舆论来支持的。尤其是家长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更为重要。下面这篇文章，出自美国《芝加哥快报》的编辑总监之手，从这篇幽默并让人打开眼界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为人之基本道德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小琼妮今年5岁，一年前我和她她妈妈芭芭拉在芝加哥协议离婚时，承诺并将以下这个口头约定遵循之今：彼此都要永远爱她，决不让我们的离婚伤及她幼小的心灵，要让她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人……
我认为我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对此我丝毫用不着谦虚。我曾经多次和小琼妮探讨，人最宝贵的品质是什么，最终我们达成了共识……………诚实、善良、勇于承担责任排在了至关重要的前三位。
当然，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撒谎，当小琼妮将幼稚院的拼图游戏板偷偷带回家，并撒谎是同班的杰克给她的之后，她明白了这一点。撒了谎就必须接收惩罚。因为这关系到诚实原则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毋庸置疑，这同样是我们达成的共识。于是，小琼妮在退回幼稚院的玩具并当面道歉后，还无奈地面临着三项关于惩罚她的选择：一、一个星期内不能吃冰淇淋；二、周日下午的中央公园的滑草游戏及野餐活动取消；三、接收肉刑……………在屁股上狠揍两巴掌。
我给了她一分钟时间的考虑时间，可她只用了5秒钟就决定接收第三种惩罚。她的选择让我相当为难，我不愿意体罚她，于是我就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可她再三重申决不放弃吃冰淇淋以及滑草和野餐的权利，我只得志电给正在上班的芭芭拉，请她回来当“监刑官”……芭芭拉气喘吁吁地赶回来后，小琼妮坦然地用眼神示意我可以实施肉刑了，我只得面色凝重地对她说道：请这位女孩体面地接收肉刑。“话音未落，小琼妮已经飞快地趴到了长沙发上。
我为自己民主的教育方式沾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