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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自己民主的教育方式沾沾自喜，可是仅过了一个星期，我就领教了民主的威力。
我通常在夜里12点以前处理完第二天要见报的稿件，可由于这星期天陪小琼妮去中央公园，所以当天一直忙到了凌晨3点。
早晨8点，闹钟响了，睡意正酣的我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大约又过了半小时，穿戴整齐的小琼妮来到了我的床前，她拍了拍我的脸：“爸爸，你得起来了，要不然会误了幼稚园的班车的。”
“宝贝，让爸爸再睡10分钟，等会儿爸爸开车送你去幼稚园。”
“那好吧，爸爸，我先下楼喝牛奶，然后在客厅等你。”
你得明白清晨的酣睡对于一个35岁的成熟男人来说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因此，当我开着车一路疾驰将小琼妮送到幼稚园后，已经是上午10点半了。
劳拉女士是幼稚园的园长，也是我的热心读者。她走到小琼妮面前蹲了下来，面带微笑的说道：“琼妮，告诉劳拉，你为什么迟到了？”
“哦，小琼妮昨天玩累了，因此今天上午多睡了一会儿，请您原谅。”我在一旁随口答道。
“不，爸爸，你在撒谎！我没有贪睡，贪睡的是你！”身后的小琼妮愤怒地大叫起来，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惊愕的神情溢于言表。
我呆住了，窘迫地看着小琼妮，半天说不出话来，“非常抱歉，劳拉女士，的确是因为我贪睡而导致小琼妮迟到的，请您原谅。”我缓过劲来，尴尬地向劳拉解释着。之后，我又蹲下来认真地看着小琼妮：“宝贝，是爸爸错了，对不起。”
“爸爸，我接收你的道歉，可你承不承认你刚才在撒谎？”小琼妮擦干眼泪，神情严肃地盯着我。“唔，这个，当然。爸爸刚才的确是撒了谎，可是……………”
“你现在有两种惩罚方式可以选择。”小琼妮竖起了两个指头打断了我的话，“一、取消本周末和辛蒂小姐（我刚认识的女朋友）的约会；二、接收肉刑。”
该死的，看样子小琼妮今天饶不了我。
“宝贝，我选择接收肉刑，可是你得明白，妈妈昨天就出差到南加州去了，我缺少一位“监刑官”证实你在对我实施惩罚过程中没有伤害我的尊严。”我企图蒙混过关。“要不这样，爸爸感恩节的时候买一双新的滑草鞋送给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非常愿意出任本此肉刑的“监刑官”。劳拉女士的声音在我们的背后幽幽地响起，我目瞪口呆，小琼妮却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在哪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上午，在芝加哥市区一所极普通的幼稚园里，响起了一个幼嫩的声音：“请这位绅士体面地接收肉刑。”
这的确非常令人尴尬………………我，美国男性公民，35岁，拥有密苏里州大学新闻学硕士头衔，现为《芝加哥快报》编辑总监的雷蒙尼·道格拉斯先生，穿着整齐的西装亮的皮鞋，向我的女儿，琼妮·道格拉斯，一个年仅5岁的美国公民，撅起了我的屁股……
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似乎像一个童话，一个不可想象的、异常美丽的童话。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童话中，一种诚实，就是这样非常现实地被铸进了一个幼小的生命之中；同时，另一种诚实也被同时加固。不知道为什么，看完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我真想去抱一抱那个可爱的小琼妮，真想去和雷蒙尼·道格拉斯先生握一握手。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关于铸造“诚实”的一个绝妙版本。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故事编到小学的教课书上去，让每一个中国的父母和孩子都看一看，别人是怎么来教育孩子的。我们的媒体也应该多多转载这样一些文章，让大家都来看一看，一种“诚信”是如何被培育而成的。这种生动的事例比那些一大堆有关素质教育的垃圾论文不知强多少倍！
大家知道，在科技界我们有“863计划”，然而在教育上我们有什么计划呢？是多建几个学校，还是再添多少教学设备？我们整天嘴里喊的“素质教育”能不能作为主流教育而予以实施？我们能不能把“素质教育”量化成法规下的一种依据，比如，如果你缺乏诚信，考试作弊就一律开除？如果你行为“缺德”累计分到一定程度就从警告、劝退直至被勒令退学。就像新加坡的环境优美实际上就是法律严厉的产物。因为人的很多习惯是在一种限制中形成的。所以我坚决认为，一个民族某种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即：需要第一代人的法律约束；然后需要第一代人对第二代人的良好教育；最后是第三代人的自觉养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代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一样。但我们不要认为贵族就是有钱，一个开着奔驰车的人却不断从车里扔出烟头和易拉罐的人，他再有钱也成为不了贵族。贵族是一种充满道德的气质、一种充满诚信的尊严、以及一种充满责任的人格。
众所周知，中国对未来的规划已经做到了2050年，根据这个规划，到那时，中国要达到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有没有规划过，到那时，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诚信度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什么水平？能不能像陈博士为我们描述的今天德国人的水平？如果能，到时我一定不去天堂而宁可成为地球上的一颗尘埃，聆听着贝多芬的欢乐颂而仰天长笑……
群山起伏的谎言
也不否认它的存在
而代表人类智慧
和凶猛的所有牙齿
都在耐心期待着
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
那唯一的果实
它们等了几千年…………………北岛
第七章 一群被剥夺兴趣的行尸走肉者
生命原本是斑斓多彩的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
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象你们。
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铉上发出的生命的简矢
……
这是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的一首诗。
生命原本应该是斑斓多彩的，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像被制造产品一样而沦落成一种克隆化的存在。在这种过程中，兴趣被无情地剥夺，一个生命的走向被另外一个生命的观念所注定，别无选择。一代人为了弥补自我人生中的缺憾竟让另一代人去为他继续坐牢而根本无视这代人的感受。于是被剥夺了兴趣的生命就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幽灵，在如今这个千篇一律的社会歌舞厅中，随着被指定的曲目一同卡拉OK。从此，人的灵性被慢慢地溶化了，兴趣在逐渐的消亡过程中，一个生命就这样成就了一个非我的存在。其实人类有时候真的很残酷，当一个生命还处于非常幼小的时候，当他面对河中小鱼而流露出无限喜悦的时候，我们却告诉他，鱼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回家去背唐诗吧！当他面对满天繁星而陷入无限瑕想的时候，我们又告诉他，你老看着天傻不傻，还不回去弹钢琴去！当他在满山遍野中狂跑以尽情展示生命之律动时，我们则还是告诉他，跑什么跑，天快都黑了，你今天的字还没练呢！于是，他便中止了生命的脚步，无限哀愁地收敛起自然的灵性，回家。一路上我们依然在唠叨不休：把琴练好，以后考大学还能加分；把书念好了以后考上名牌大学就可以光大门楣了；把英语学好了以后出国让你爸妈也跟着风光风光……一切的期望，都来自于一个非我的他者；一切未来都是由一个非我的他者来企划的。在一片津津乐道的口水下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景象：一群狼吞虎咽的梦游者正在撕裂一个幼小生命的脑袋，并把他们几辈子尚无能力实现的梦想拼命地往里挤塞。此刻，没有人想过一个幼小的生命如何来承受如此沉重的寄托；此刻也没有人想过他愿不愿意去实现一种非他的梦想。一切都是在被剥夺中进行的。一种母爱或父爱就是在这样一种强者对弱者的精神强暴中完成的。可笑的是，我们几乎全都在说，我们这是为了孩子好！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小男孩在上课时以责问的口气高声问道：“二加二，为什么就一定要等于四？”老师被问得哑口无言，而学生们则目瞪口呆。是啊，为什么呢？人类为什么一定要盲目地相信前人所有的定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想想二加二有没有产生其它结果的可能？这种责问来自于一个小男孩头脑中对思维的一种兴趣和好奇。在看似有些荒唐的提问中，闪现着一种生命的灵动。然而正是由于这个问题，这个小男孩竟然被视为故意扰乱课堂而被学校予以开除！
若干年以后，这个小男孩长大了。他，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发明家艾迪生。
我在想，假如艾迪生这件事发生在当代中国，那完了，孩子被学校开除后肯定遭到父母一顿暴打。然后家长领着孩子跑到校长办公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校长求情，如果情况不妙老妈就当众跪下向校长磕上几个头，随后就作出一大堆诸如以后一定听老师的话绝不再提这种有毛病的问题等之类保证。只见校长昂扬地、略带藐视地说，行了行了，以后可不要再这样啦！小孩子上课好好听老师讲就行了，脑子里别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乖点，啊，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
于是，家长在一阵狂谢之后走出校长办公室。又于是，刚才还一脸笑容的父母马上脸色阴霾，看着眼前这位“不挣气”的孩子又是一阵狂喊：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再提这种无聊的问题，二加二不等于四，等于什么？等于傻呀！瞧你那德性，不好好读书，脑子里尽装些外门邪道的东西。以后记住啦，听见没有？
仿佛是一种恩赐，孩子又默默地回到了学校。从此不再提问。于是一个未来的艾迪生就这样提前结束了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令人心颤的一阵风
多么突然
我目光中变黄的秋叶在飘落
我看见一个少女
以一种躲避之姿坐在阴影里
一直坐向自己的暮年
…………南子
很多中国可能出现的“艾迪生”，就是这样“以一种躲避之姿坐在阴影里，一直坐向自己的暮年”。
人类就是这样经常来扼杀自己的。他经常拒绝生命的一种自由生长，他经常把刚刚发绿的嫩枝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进行剪枝，以便把众多自然生命修剪成一盆盆人工盆景，并让观赏者来作指手划脚的点评：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最后得分的高低，则取决于一群他者的好恶。如果你考上了哈佛，就能得9。98分；如果你考上了北大，就能得9。9分。如果你连大学都没考上，那么你就连进入初赛的资格都没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有没有人想过，一个能考上哈佛的人就一定比其他人要强吗？就一定比别人更幸福吗？一个能考上北大的学子就一定是他的兴趣所在吗？就一定有所成就吗？
我的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心灵的选择
有这样一个例子已经被广泛的传播，因为其具有典型性，所以在这本书中我还是想把他来作为一个案例，以此来说明，假如一个人缺乏对某种专业的治学兴趣，那么即使他进入了最高学府也书枉然的。因为这不仅是对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浪费。
2002年的新学期这一天，清华大学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新生。之所以说不寻常，是因为这位新生是两年前另外一个著名大学——北京大学的退学生。他叫肖喆。他之所以退学，并不是因为他成绩不好，也不是他对北大失去信心，而是由于他母亲在两年前的一次错误、一次对他选择肆意篡改的结果。1999年8月，肖喆以总分659分的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在报考专业一栏中，肖喆填的是生命科学。因为肖喆从初中时就对生命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使他对生命科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正是北大教授潘文石。在一次肖喆参加的全国青少年生命科学夏令营中，他遇见了潘教授并得到了潘教授送给他的一本书。在这本名为《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一书的扉页上，潘教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哪一个物种的最后一个个体停止了呼吸，就意味着地球又有一段灿烂而不可再现的历史悄然消逝去。我们的子孙也就是失去了这份宝贵的自然遗产。让我们用共同的智慧和努力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是这样一段充满了对一种生命消亡之忧患的文字，激起了肖喆对生命科学的强烈兴趣。于是当他在填写高考自愿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北大生命科学系。然而，当他兴高采烈地接到北大入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傻了！录取他的不是北大生命科学系，而是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此时，他才知道，原来是他的母亲在没有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