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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我们的应试教育似乎依然还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我们大批的大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这是一种严峻的供需背反现象。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作为一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或者说，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作为一种人力资源，与社会需求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缺陷，或者更精确一点说，我们的人力资源产品其功能太过于单一而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多功能产品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当下中国教育的全部症结所在。
罗杰·依·黑曼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上这样写道：要想成为21世纪最受欢迎的人应该具备以下几种才能：
要有广泛的专业技能
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要有创新能力
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要有说服他人的能力
要有善于学习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素质：
要有独立生存和工作的能力
要有吃苦的能力
要有契而不舍的精神
要有起码的道德和诚信
可以说，上述多项才能正是我们现在很多高学历者所缺乏的。当我们把大量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了关注增加教育资源、普及基础教育的今天，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应该来修改一下这条教育生产流水线的生产原理了，我们应该来调整一下产品的结构以便来符合市场的需求。否则，建再多的学校，有再多的高学历者毕业，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缺乏真正人才的悲剧性命运。正像余秋雨先生在他的《霜冷长河》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社会人为障碍
在本书结束之前，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笔墨想来告诫一下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在本来就已经不多的优秀人才中，由于我们社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或几乎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鄙视，从而使原本应该盛开的玫瑰而过早的凋谢了，或者根本连开花的可能性都被提前灭杀了。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人才背井离乡而无奈地漂流他乡。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赋有艺术气质而且很具有想象力的广告高手，几年前他突然去了美国。临别时他无奈地告诉我：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走，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实在是让他无法容忍的，比方说，他想在北京成立一家广告公司，但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的规定，成立一家广告公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注册资金必须100万；二、办公室营业面积必须100平米以上；三、公司必须具备员工10人以上。这些条件让我这位朋友怎么想也想不出个道道来，这令他哭笑不得。他说，一项完全靠个人天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业，怎么会非得要这么些条件才能开公司呢？100万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你就有创意？100平米有什么用？雇一批无所事事的人每天在里面看报抽烟？为什么一定要10个人，就是有一万个人，没有一个有创意的人又有什么用？他说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在美国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办公室只有10平米，但他的生意却非常火，在他的客户中还不乏有一些美国著名的企业。我朋友说，他不知道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制定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规定，来限制一种纯属个人脑力劳动的企业经营。在我朋友看来，有一间不需要太大的房间，有一台苹果电脑和扫描仪，重要的是赋有灵感的创意和充满想象的创造力，这就够了。
中国人往往习惯用规模来评定一个企业所谓的实力，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中国那么多国有企业规模大不大？为什么每年还有这么多大企业亏损？一个企业的真正实力是基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盈利水平，与大小是全然无关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有很多国有大企业的盈利水平实际上连一个路边的杂货店都不如，大有什么用？规模又能证明什么？
彻夜难眠仍然百思不解的我的那位朋友终于带着满脸的困惑，远走高飞了。后来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到了美国后只花了一个多小时而且非常简便地就办好了一家广告公司的注册事宜，在开张仅仅一星期中，他已经接到了一笔20万美元的业务。匆匆的笔迹，寥寥的几行字，兴奋不已的语气，开始了他满怀欣喜的异国里程。
我在陌生的城市失眠
又在另一个城市苏醒
错乱的街道在我脑中盘旋
我已不知道身在何处
这是满文军演唱的一首歌，叫《没有你的城市》。
我那位朋友就是这样，为了注册一家广告公司而在这个城市里失眠了一段时间后，却在另一个城市里苏醒了。就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规则扼制了一个人本应辉煌地驰骋，而大批人才的外流，却依然动摇不了我们坚守一种僵死规则的决心，或许，在一个创历史记录的28个中国人来养活一个公务员的今天，他们每天必须要在这样一些规则中来完成他们一天的工作，他们必须要让一个人折腾几回甚至十几回才能办成一件事，否则这些人天天坐在那里又如何来体现他们的工作价值呢？
2003年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上，一个叫朱鼎龙和他孩子朱逊的悲惨故事想必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位可怜的小朱逊由于两岁时被过量地注入庆大霉素而导致了耳聋，为了讨回公道，其父朱鼎龙竟然为此抗争了整整八个年头，在这样一个犹如八年抗战的过程中，朱鼎龙面对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被我们称之为“父母官”的中国层层地方官员。当120余万字的2800多篇日记终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种历史时，2002年12年27日，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判决朱鼎龙胜诉了！这个已经为之付出了整整八个年头的朱鼎龙，在“3·15晚会”上一直泪流满面地无声倾诉着这八年来不堪回首的苦难和艰辛。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冷血动物，只要你不是一个被抽干人性的怪物，所有面对朱鼎龙和他孩子的观众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当主持人王小丫的双眼禽满了泪水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为小朱逊捐款的时候，我像兔子一样冲向手机通过短信息向小朱逊捐了款。当天晚上，我长时间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法院判朱鼎龙胜诉了，那么为什么过错者不赔偿？为什么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最终都要让老百姓来捐款？那些折腾了朱鼎龙整整八年的人到哪里去了？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你们应有的责任？当电视画面上，小朱逊用手语表达着他那“我想听见声音”时，面对这样一个被摧残又被折腾的苦命孩子，泪水无法抑制地流向了我所有的脸庞……
扼杀生命的人才逻辑
陆家羲，这是一个当今社会几乎无人知晓的名字，可是这个名字在我心头已经存放了十多年了，他一直占据了我脑海中的重要一隅，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明星，也不是因为他有多少财富，更不是因为他有令人仰慕的崇高地位，恰恰相反，他之所以长时间的让我无法忘怀，是因为他悲惨的命运，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被世界认可却被中国鄙视的真正人才，是因为当这样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居然还欠着别人四百多元的外债……
陆家羲生前是内蒙古包头市一名普通的物理教师，凭借着一种顽强的钻研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于1961年攻克了著名的“寇克曼女生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数学界的难题，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攻克这个数学难题。于是，满怀欣喜的陆家羲把他的论文寄给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以及中国数学界的权威杂志——《数学学报》和《数学通报》。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陆家羲最终得到的回复是三个字：没价值。就在陆家羲这项成果被中国权威机构宣布为“没价值”之后的整整十年，也就是1971年，两位意大利数学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攻克了“寇克曼系列”！
沉重的打击，没有使陆家羲失去对数学高峰攀登的渴望，当“寇克曼系列”的研究成果最终落入意大利人之手之后，陆家羲又一次向世界数学界的另一个百年未解的难题“斯坦那系列”发起了进攻。1980年，陆家羲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并把论文稿寄到了北京。可是，石沉大海几乎是这些无名之辈的必然命运。好在陆家羲的这次命运因为苏州大学朱烈教授的努力而出现了转机，正是这位慧眼识英雄的朱教授，把陆家羲的论文转寄给了美国著名的《组合论》杂志。令陆家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不到一个月之后，美国方面回了信，在信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门德尔松先生对陆家羲的研究成果作出了如下的评价：“这是世界20年来组合设计方面最重大的成果之一。”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这个被自己的祖国藐视并抛弃的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了闻名于西方数学界的中国英雄。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一无所知，而且更滑稽更荒唐的事情还没有完，请诸位接着看下去：就在陆家羲名振西方数学界后不久，有一次，中国的有关机构邀请多伦多大学的教授门德尔松先生来中国讲学并参加首届国际组合数学学术研讨会，接到邀请的门德而松仿佛一脸雾水：“请我去讲学？讲组合数学？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博士吗？”似乎是给这位门德而松教授一个面子，似乎是为自己苍白的容颜一个掩饰，无奈之下，陆家羲“博士”便成了这次研讨会的特邀代表。然而，在中国，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个没有身份和头衔的无名之辈，想参加一个世界顶级水平的研讨会似乎是赖哈蟆想吃天鹅肉！没有人相信衣帽不整的陆家羲真的会是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没有机构会给陆家羲差旅费以鼓励祝贺他能参加这样一个高级别的研讨会。万般无奈之下，一生穷困潦倒的陆家羲只能借钱来到了大连出席会议。我不知道在会议期间陆家羲“博士”是如何向门德尔松教授来解释这一切的，我不知道门德尔松教授面对这位穷困潦倒的中国“博士”是如何感慨的，我只知道，就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匆忙赶回包头的陆家羲，因为长期的劳苦和精神煎熬，他栽倒在床上便睡着了，而且永远地睡着了，我们连让他享受一下短暂荣耀的机会都没有给他，我们连让他再生存一段时间以便能还清别人债务的时间都没有留给他，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一个背负了四百块钱债务和满脑子数学难题的中学教师，在一片苍凉的凄苦和无人喝彩的孤寂中，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在前不久，我又听到了这样一个令人辛酸的消息：2002年11月18日，中央财经大学的青年教师肖梅花在下课后走向自行车棚的路途中突然倒地身亡。事后人民医院的医生对肖梅花的丈夫说：她的死因是“心力交瘁、透支过度”。又一个人才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而且走的异常悲惨。尽管肖梅花已经出版的《保险法新论》被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保险所的林勋发教授认为是“中国内地保险法方面最有理论水平的一部学术专著”，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便是这样，肖梅花仍然要为自己只拥有本科学历而升不了教授而苦读博士学位，她是被累死的。就在她倒在地上生命尚存最后一息之际，肖梅花向我们发出了其生命的最后呼唤：“救…救…我，我…不…行了。”然而没有人能够救她了，因为肖梅花的死和陆家羲的亡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脱离了一种社会评价系统之外的“自杀行为”，谁让你不把精力放在读博士学位上而去写专著呢？难到你不知道有了博士学位就能升教授而没有博士学位纵然你写出一百本专著也是枉然么？
这就是我们当下社会对人才的逻辑，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逻辑及教育理念所遵守的普遍法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哀乎！悲乎！
……
窗外，迟暮的冬影已经开始与春天的恋意频频幽会，远处的西山在阳光的簇拥下显得格外伟岸，我走出书房，来到社区中一个硕大的人工湖边，一阵轻风佛过，湿润的草地满载着大自然的气息，迎面向我扑来。突然，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鸭从天而降，飘落在水面上，只见它悠然自得地缓慢游来，像金字塔一样的水之涟漪，在晚霞的拥吻下奕奕生辉。我席地而坐，目视着这秀丽迷人的景色，心中却依然惆怅地浮出一个悬而未决的思念：什么时候能够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为陆家羲先生来建造一座墓碑，让这位生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