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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线上升起或落下）。三个相框里装着三张褐色的照片（一张是微笑的蒙露太太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年轻的父亲骄傲地站在她身旁；一张是男孩与穿着制服的父亲站在火车站台上；还有一张是蹒跚学步的罗杰奔向父亲张开的双臂。一张照片摆在床边，一张放在书桌旁，一张在书架边——每张照片上都有那个矮壮而结实的男人，他的方脸红扑扑的，浅黄的头发全部梳到脑后，眼神无比慈祥。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显然还有人深深思念着他）。
在所有的东西里，让福尔摩斯关注最久的还是那本剪贴簿。他坐回男孩的床边，盯着床头柜上剪贴簿的黑色封面、剪刀和胶水。不行，他对自己说，不能偷看。他已经窥探了太多秘密，不能再继续了。他一边警告自己，一边却伸手拿来了剪贴簿，把理智的念头抛诸脑后。
他不慌不忙地翻看着每一页，仔细打量着8○○ΤxΤ ˋc○Μ各种精心剪贴的内容（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和文字，再巧妙地用胶水粘在一起）。剪贴簿的前三分之一展示出男孩对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的兴趣：直立的灰熊在树林中漫步，旁边是在非洲大树下栖息的斑点豹；漫画中的寄居蟹和咆哮的美洲狮一起躲在凡·高笔下的向日葵花丛中；猫头鹰、狐狸和马鲛鱼潜伏在落叶堆里。但是，接来下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虽然设计相似，但画面却不再美丽：野生动物渐渐被英国和美国士兵所取代，森林变成了被炸弹轰炸过后的城市废墟，落叶也成了尸体，诸如战败、武力、撤退这样的单词分散贴在页面各处。
大自然自成一体，人类却永远相互对抗；福尔摩斯相信，这就是男孩阴阳相调的世界观。他想，剪贴簿最前面的内容应该是在好几年前拼贴的（剪贴图片发黄卷曲的边角以及早已消失的胶水气味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罗杰的父亲还在世。后面的内容则应该是在最近几个月一点一点完成的，它们看起来更加复杂，更有艺术性，排版上也更系统——福尔摩斯在闻过纸张的气味，仔细查看了三四幅拼图的边缘后，得出这个结论。
然而，罗杰最后的手工作品还没有完成。实际上，在那张纸上，只有正中央的一幅图片，他似乎才刚刚开始对它的制作。又或者，福尔摩斯想，男孩的本意就是要把它设计成如此：一张单色的照片，孤独地飘浮在黑暗的虚无之中，以荒凉的、令人困惑的、但却是有象征意义的方式对之前的所有（相互交叠、栩栩如生的野生动植物，冷酷无情、坚毅果断的战场士兵）做出总结。照片本身并不神秘，福尔摩斯对那个地方也很熟悉，因为他曾经和梅琦先生在广岛见过——那是被原子弹炸得只剩残骸的原广岛县政府大楼（梅琦先生叫它“原子弹爆炸顶”）。
但当这座建筑单独呈现在纸上时，却比亲眼目睹更让人产生彻底湮灭的悲凉感。照片应该是在原子弹被投下几周后拍摄的，也有可能是几天后。那里面，是一座巨大的废墟之城，没有人，没有电车，没有火车，也没有任何能让人辨认得出形状的东西，在被夷为平地的焦土之上，只有县政府大楼如鬼魅般的外壳还存在着。最后这张照片的前面几页，全是没有贴任何东西的黑纸，一页又一页，全是黑色的，这也强化了最后一张照片令人不安的震撼感。福尔摩斯合上剪贴簿，突然，他走进小屋时就有的疲惫感席卷而来。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他想，在骨髓最深处，有什么东西改变了，但我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梅琦先生曾经问过他，“您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您是怎么解开那些谜团的意义的？”
“我不知道，”他在罗杰的卧室里大声说着，“我不知道。”他又说了一遍。他躺在男孩的枕头上，闭上眼睛，把剪贴簿抱在胸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之后，福尔摩斯就睡着了。不过，不是那种筋疲力尽后的安眠，也不是那种梦境与现实交错的小睡，而是一种懒散的状态。他陷入无尽的宁静之中。庞大而深沉的梦境把他送到了别处，把他拖离了身体所在的卧室。
11
福尔摩斯和梅琦提着共用的行李箱，登上了清晨的火车（两人为观光之旅准备的东西并不多），健水郎在火车站送行，他紧紧握着梅琦的双手，急切地在他耳边小声说着话。在他们登上列车之前，他走到福尔摩斯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我们再见——再次——非常再又——是的。”
“是的，”福尔摩斯顽皮地说，“非常，非常再见。”
火车离开车站时，健水郎还站在月台上，在一群澳大利亚士兵中高举着手，挥舞着。他静止的身影迅速后退，直到最后完全消失。很快，列车就朝西加快了速度。福尔摩斯和梅琦先生笔直地坐在二等车厢两个相邻的座位上，侧头看着窗外，神户的建筑物逐渐被葱郁的田园风景所取代，美丽的景色迅速移动着，一闪而过。
“今天早上天气真好。”梅琦先生说。在他们旅行的第一天，他把这句话说了很多遍（当然，早上天气好后来就变成了下午天气好，最后变成了晚上天气好）。
“确实如此。”这是福尔摩斯不变的回答。
旅行刚开始，两人几乎不说话。他们安静而克制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有一阵子，梅琦忙着往一本红色的小日记本里写字（福尔摩斯猜，他又是在写俳句），而福尔摩斯则拿着点燃的牙买加雪茄，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模糊的风景。直到列车离开明石站，他们才开始真正的交谈（一开始，是梅琦先生好奇地提问，最后，在到达广岛之前，他们的讨论话题已经涵盖了很多领域）——当时，列车猛然启动，把福尔摩斯指尖的雪茄烟震落，烟卷滚到了地板的另一头。
“让我来捡。”梅琦先生站起身，帮福尔摩斯捡回了雪茄。
“谢谢你。”福尔摩斯说。其实他已经起了身，但只好坐回去，把拐杖横放在膝盖上（倾斜了一定的角度，免得撞到梅琦先生的膝盖）。
在座位上重新坐好后，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乡间景致，梅琦先生摸着一根拐杖那已然褪色的木杆，说：“这手工真好，对吧？”
“啊，当然，”福尔摩斯说，“我用它们已经至少二十年了，说不定还更久，它们是我可靠的伙伴。”
“您一直都拿两根拐杖走路吗？”
“是最近才用两根的——反正对我来说，还不算久——应该是五年前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福尔摩斯觉得很有必要详细解释清楚：实际上，他只有在走路的时候，才需要右边拐杖的支撑，但左边拐杖却有着无法估量的双重价值——如果他掉了右边拐杖，左边拐杖可以给他支撑，让他弯腰把右边拐杖取回来；又或者，如果右边拐杖取不回来，左边拐杖就可以迅速取而代之。当然，他接着说，如果没有蜂王浆持续的滋补，拐杖对他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因为他坚信，最终他一定会被束缚在轮椅上的。
“您真这么想？”
“千真万确。”
说到这个话题，他们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因为两人都喜欢讨论蜂王浆的益处，尤其是它在延缓和控制衰老方面的作用。梅琦先生曾经在战争前采访过一位中国药剂师，问及这种奶白色黏稠液体的好处。“那人显然认为，蜂王浆能够治疗女性和男性更年期的各种症状，以及肝病、类风湿关节炎和贫血等。”
还有静脉炎、胃溃疡、各种退化性症状——福尔摩斯插了一句嘴——以及普通的精神和身体衰弱：“它还可以滋养皮肤，消除面部黑斑及皱纹。同时，预防老龄化甚至是提前衰老的症状。”福尔摩斯接着说，这样一种功效强大的物质，其化学成分一直还未被人们完全了解，它由工蜂的咽腺分泌制造出来，这真是太神奇了——它不仅可以把普通的幼蜂培养成蜂后，还能治疗多种人类的疾病。
“不过，尽管我很努力，”梅琦先生说，“却还一直没有找到什么证据，能证明蜂王浆的治疗功效。”
“怎么没有呢，”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我们也研究蜂王浆很长时间了，不是吗？我们知道，它富含蛋白质、类脂、脂肪酸和碳水化合物，而我们离发现它的所有成分还远着呢——所以，我只能依靠我真正掌握的唯一证据，那就是我自己健康的身体。但我猜，你应该不经常吃吧？”
“确实不经常吃。我除了写过一两篇关于它的杂志报道之外，对它的兴趣真是很一般。在这件事情上，我恐怕还是更倾向于怀疑主义的观点。”
“太可惜了，”福尔摩斯说，“我本来还指望你能给我一罐蜂王浆，好让我带回英国去，我已经好一阵子没吃到了，你知道吧。等我回到家以后，我的一切不适都能治好，但我还是希望能带上一两罐回去，至少每天能喝上一点点。幸好，我这次带了足够多的牙买加雪茄出来旅行，才不至于要什么缺什么。”
“也许在路上能帮您找到一罐。”
“太麻烦了，你不觉得吗？”
“一点也不麻烦。”
“那就太好了，真的。就把它当作我为自己的健忘必须付出的代价吧。看来，哪怕是蜂王浆，也没法阻止我这记忆力的衰退了。”
而这，又成了他们对话中的另一块跳板，因为此刻的梅琦先生终于可以开口问关于福尔摩斯出色侦查能力的问题了；更具体地说，他想知道福尔摩斯怎么总能轻松注意到往往被别人忽略的细节。他靠近福尔摩斯，慢慢开口了，仿佛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您一直认为，纯粹的观察是获得确定答案的重要工具，但您到底是如何观察一个具体的情况的呢，我很迷惑。从我在书里看到的内容，加上亲身经历体会，我觉得，您不仅仅是在观察，您还能轻而易举地回忆起所有的细节，就像在脑海里拍了一幅照片一样，然后，不知怎的，您就找出了事情的真相。”
“什么是真相？这个问题彼拉多也问过，”福尔摩斯叹了一口气，“老实说，我的朋友，我早已失去了对所有真相的兴趣。对我而言，存在的就是事实——你要把它叫作真相也可以。提醒你，我是在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才反思得出这样的理解。更准确地说，我更倾向于关注显而易见的东西，尽可能从外界收集更多的信息，再综合得出有直接价值的结论。至于那些普遍的、神秘的或长期的影响，也许它们是真相所在，但却不是我所感兴趣的了。”
但梅琦先生还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运用到高超的记忆能力的呢？
“你是说在形成某个理论或是得出某个结论的过程中吗？”
“正是。”
福尔摩斯接着告诉他，在年轻的时候，视觉记忆是他解决特定问题的关键。当他审视一件物品或是调查一个犯罪现场时，他所观察到的一切细节都会瞬间在他脑子里转化为精确的文字或数字。一旦转化的结果形成了某种模式（如一系列非常清晰的字句或公式，让他随时就能转述，也能立刻回想起来），它们就会牢牢锁定在他记忆里，他忙于思考别的事情时，它们会被搁置一旁，但一旦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产生这些模式的情景，它们就会立马呈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我的脑子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流畅地运行了，”福尔摩斯继续说，“变化是一点一滴的，但我现在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不同的字句和数字组合曾经是帮助我记忆的工具，但现在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记住了。比如说，我在印度旅行期间，在内陆某个地方下了火车——那一站停靠的时间很短，而且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一下车，就有一个半裸的乞丐跳着舞来到我身边，他可真是个开心的家伙。要是在以前，我会清清楚楚地记得周围的一切细节，比如火车站的建筑、周围人们的脸、卖东西的小商贩等等，但现在，我却很难记得了。我不记得车站的建筑，也没法告诉你当时旁边有没有小商贩或其他人经过。我只记得那个棕色皮肤、没牙齿的乞丐在我面前跳舞，伸出手找我讨钱。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记住他快乐的样子，至于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是六十年前，我记不起某个地点或某个细节，我会伤心欲绝的。但现在，我只去记有必要记的东西，细枝末节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些日子，浮现在我脑海里的都是些大概的印象，而不是事无巨细的周边境况。我反而觉得很庆幸。”
有一会儿时间，梅琦先生什么都没有说，他脸上露出沉思时才会有的心烦意乱、若有所思的表情。然后，他点点头，表情放松下来。当他再次开口时，语气似乎有点不确定：“太神奇了，您说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