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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大量的私设书院遍布民间，发展到后来几乎达到泛滥的地步。到大院君执政初期，赐额与非赐额的书院共达六百余所。
这些书院不仅滥用各种特权，向地方官署和人民勒索钱财，且又倚此占夺土地，奴役人民，公然变书院为施行私刑的殿堂。一方面又作为“儒学论”的中心地，结成党派，崇尚政论，左右舆论，暗地里支配了有关政治的时论。书院的创建者均有在朝做官的背景，并掌握广大的农庄，这些称作“士林”的地方士大夫，不仅随时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可能，而且通过乡约可以直接控制各该地区的居民。因此，书院既是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地方的政治的中心。书院的弊端早已引起当权者的关注，到了大院君执掌政权之时，书院的存在已构成对新的王权****主义的重要威胁。
于是，高宗即位伊始，大院君就对书院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重建和新设书院与乡贤祠；高宗二年，下令关闭了全国势力最强的书院——清州万东庙；高宗五年，明令废陈书院的免税权；大院君授意公布了《书院撒废令》，宣布除74所赐额书院外，其余600多所书院全部关闭。（未完待续。）
0379 君李昰应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这道命令引起地方两班和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儒通”的办法向全国发出檄文，选派代表在汉城王宫前示威。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毫不动摇，遂派军卒解散集会，把儒生赶过汉江。
《撤废今》实行的结果，使全国百姓欢欣鼓舞。但是，书院的残余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并且成为后来大院君失势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财政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义。
由于他较接近社会下层，对“三政”紊乱危害有较多体验。
从高宗即位之日起，便通过赵大妃提出了“谨慎节俭”’、“济生民、裕国计、惩贪墨、振纪纲”的建国方针。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载元上疏，声明白动放弃全部免税田产，同时，还严禁宫房及内司官员出没外邑作弊，革除宫房在三南地区无土收税的弊端。
高宗初年，国库拮据，人民不满情绪日趋严重。为冲出财政困，境缓和阶级矛盾，大院君对两班贵族官吏的一切经济特权进行管制，调整各类税赋制度。
高宗四年，大院君严令废止地方宫向王室与权门献纳当地土特产的惯例。
大院君企图恢复与加强****王权统治的种种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对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大院君上述执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正面效应微弱，副作用和负面效应却很明显。
大院君剪除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权，但王权并未得到加强，倒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标榜下，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全州李氏专权体制；他企图压制地方两班和儒生的朋党私议而削减书院，但仍在全国保留了47所“额赐书院”，后来还纵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对开化派的主张；他废除了严酷剥削农民的法制，以示对百姓的让步，却为了重建王权象征的景福宫而设立种种新税，结果，完全抵销了微弱的正面效应，造成了国内政情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民怨沸腾、反改革势力乘机积聚！
朝鲜的情况，可以说比清国严重的多，大清国最起码还是有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慈禧太后在历史上也是寿终正寝，在死前，除了一段闹剧般的变法，并没有真的影响到慈禧太后对于整个国家的掌控。
萌少爷打算要去找的人，就是兴宣大院君！
萌少爷知道，像是理查德哈里斯王子这样的外国人，根本不懂得东方的文化，或者说，理查德哈里斯王子还太嫩，不懂得怎么去外交，也不能说外国人就不懂东方的外交。
应该说是理查德哈里斯王子还不太了解在东方的交际手段。
虽然萌少爷和理查德哈里斯王子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是合作形式，但是萌少爷并没有打算只是让理查德哈里斯王子挂个名头，萌少爷是真真切切的让理查德哈里斯王子参与到了国家的管理当中的，至少，理查德哈里斯王子，已经是作为萌少爷的助手存在。
虽然萌少爷现在手头的势力，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不过，萌少爷手中还有轩宗露这张牌，辽宁巡抚不是盖的，在别的地方看来，辽宁巡抚简直弱爆了，不过，对于朝鲜来说，辽宁巡抚的地位可是能等同于朝鲜的王！
为了显示王朝的权威，大院君于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宫。
景福宫原是太祖李成溪创建朝鲜时，为了彰显王室的威严，在太祖三年（1394年）动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个以中国的紫禁城为蓝图所兴建的宫殿。
“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这句话。
其后，到了景福宫建立满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发生火灾，第二年针对火烧的部分予以重建。又过了过了39九年之后，在宣祖壬辰倭乱之时，再次发生火灾，其后270年间，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由于财政困难，历任国王均不敢贸然重建景福宫。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赵大妃的名义，下令在原址的灰烬上，重建景福官。
在百姓之间，赞成与反对的言论不断此起彼伏，但是对贫困的百姓来说，这样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大院君专设了营建都监，负责激励景福官的工程。
刚开始，还避免强拉一般百姓参与修建，但是，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发现工程进度缓慢，大院君便决心派人到全国各地，强拉壮丁加入工程。
景福宫重建总共动员上百万人力，投入800万两巨额白银。
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费用，除动用国库储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减轻和平均人民负担的同时，向人民征收新的捐税，其中包括向农民征收“结头钱”、“城门税”、“愿纳钱”等等。并且此种征收多为强制摊派，于是名为“愿纳”实为“怨纳”，人民怨声载道，称“结头钱”为“肾囊钱”。
此外，为了激励土木工程的进度，还动员舞童队、农乐队、男寺党牌等慰劳队伍。因此金钱的投入越滚越大，别无他法之后，大院君政府甚至卖官买爵募集经费。
为克服财政危机，高宗三年起，大院君还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铸造劣质的“当百钱”。不过只有当时通用货币四五倍的价值，称之为“当百钱”，以百倍的价值强制通用，至使物价暴涨，财政空前混乱。
高宗五年起，政府又从中国进口“清小钱”取代“当百钱”，其币值也仅有实价的一半。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暴涨，又不可避免地招来王室、两班、官僚等的苛敛诛求，与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这种重压下的人民生活，更落于苦病深渊。
此时王室宗亲、贵族与富人们，因大院君“愿纳钱”的政策侵犯到了他们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钱被无情的夺走，而感到强烈不满。但是，没有人敢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压统治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一般百姓因为无法维持日常生计，对大院君的怨恨与日俱增。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了秘密找出像对他心怀不满的富人，就在京城与地方的各个官府实施情报政治。给予天熙延、夏正日、张顺奎、安举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权力，让这四个人负责筹措经费与机密事物。这四个无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时间张狂之极，他们的暴行更是难以形容。当时社会大众将他们四人称为“天下长安”。
大院君不满足于此，还叫宦官李昱和将宫内的所有动态，钜细靡遗的尽速回报。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当间谍，秘密收集各种情报。同时，为了连各地方的情报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广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汇报报告各种大小情报。运用如此绵密的情报网，大院君可以端坐云岘宫内，轻易的掌握天下动静。
但是，导致民心背离的高压统治，绝非长治久安之策，高宗五年全罗道光阳县农民举事起义。
就在朝鲜李氏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1854年，日、美签订了《神奈川条约》；1859年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中国清政府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
此时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日益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
欧美各国以朝鲜为清朝“属邦”为由，要求把它们在中国摄取的特权扩大到朝鲜半岛。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朝鲜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参与。于是此后，英、法、美等海洋国家从南方海路，俄国则从北方陆路，直接向朝鲜施加压力。
1689年康熙帝执政期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遏制了俄国向中国黑龙江的入侵，俄国遂向太平洋北岸发展扩张势力。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俄国跨过白今海峡向北美大陆推进，与西欧殖民势力争夺对北太平洋的控制权。克里米亚战争（1853一1856）后，俄国在黑海地区的扩张受阻，在北美的竞争亦受到美国与英法势力的抑制，于是俄国转而向中国大陆和东北亚扩张，形成所谓南进政策。
1860年，俄国通过《北京条约》夺取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把领土扩大到与朝鲜接壤的地方，严重威胁着朝鲜的安全。
早在1854年，俄国的一艘商船曾侵入朝鲜境内，并与边境渔民发生冲突，导致后者数人伤亡。俄国要求朝鲜在北部边境开港通商，为俄国移民开辟居留地。
高宗元年（1864年），俄国一行5入至图们江要求通商，当地官吏立即请示新成立的大院君政府；翌年9月，俄国数十人携带官方信函，强行抵朝，要求直接与咸镜道观察使谈判通商事谊；接着，11月内又有两批俄国人犯境，并提出相同的要求，直至庆兴府使尹联答应在90天内给予答复后，方才离去。
大院君执政的最大目标是挽救面临崩溃的统治体制，镇压农民起义，并在这种基础上，享受王室的荣华。因此，面对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与西欧、北美特别是俄国的现实威胁，大院君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大院君把加强国防安全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他改革军政、强化军纪、改善士兵供给、调整军事指挥系统、重建三军府。为了提高军事能力、巩固海防，大院君政府加强了对以炮手军为核心的军队训练和装备，强化了江华岛、桐乔、永宗岛等两海岸各道、邑、销及汉江入海口的防御设施，提高了沿海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地位，增设了统制中军。
同时在北部国境地区实行屯田，禁止与俄国通商与交往，并加强对中朝边境贸易的管束，从而建立起严密的对俄大陆封锁体制。
趁着政府面临外交难关的时候，朝鲜的天主教人首先进行了活动。
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与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传统教义相违背，因此天主教曾数次遭受朝鲜统治阶级的大镇压。
天主教爱朝鲜一直处于地下阶段，但是其潜势力已蔓延各处。当时教人南锺三等，向大院君建议，以保障天主教传教自由为条件，天主教国—一法国，将援助朝鲜对付帝俄。大院君对于这种建议，起初似乎有首肯之意。但经通过与教徒交涉后，探知了教会的内幕，同时，俄国当时西方多事顾不到东方，而不固执要求，不久就撤去。于是大院君的态度猝变，以邪教是外敌的走狗为理由，于高宗三年（1866年）二月，大批屠杀了天主教徒。当时因此被屠杀的教徒，京乡各处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法国传教士九人。史称“丙寅邪狱”。
隐蔽极深的法国传教士赖德尔在11名朝鲜教徒的掩护下，冲破大院君布下的天罗地网，于忠清道塘里浦乘小舟逃出朝鲜，3日后到达中国烟台。当时，法国亚洲舰队司令罗兹驻屯天津，赖德尔连赴天津向罗兹报告了朝鲜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实情。
罗兹与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协商后，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严重抗认，声言：“法兰西皇帝陛下决不宽恕此种暴行，将派遣驻扎临近水域的舰队灭亡朝鲜，废黜现国王，并依本国皇帝之命拥立新国王。既然朝鲜乃中国属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