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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华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朝鲜最后的抉择起了重大影响。
朝鲜的大院君和闵王后闵慈瑾集团这两派人都很害怕和外国发生纠纷。
而他们认为，华国正面临着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觊觎，中俄双方为中亚省的问题进行着紧张的外交谈判，对于朝鲜问题不愿多予过问。
左右华国外交的李鸿章此时也希望朝鲜保持“和局”、作“息事宁人”之计，对朝日交往采取悉听自主的态度。
李鸿章“息事宁人”的态度正是华国统治阶级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于是，萌总裁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遂由华国外交部向朝鲜表态，而听其自行处理。
从宗藩关系的体制上说，华国主张“云扬”号事件可由朝日自了，自有其根据，不能说错。
但萌总裁是知道日本有觊觎朝鲜之心，却“息事宁人的理由劝说朝鲜与日本订约，这不但自动放弃了宗主国有权保护属国免受他国侵害的道义责任。
而且也反映出，处于边疆危机时期的华国，不借以牺牲属国利益换取海疆安定的自利主义意向。
“这不像是华皇一贯的态度啊？”闵王后闵慈瑾疑惑的问自己的兄长。
“谁知道呢？华国和华皇，就是一个笑话，哪个国家是7岁的小孩执政？一天一个想法，这也正常。”闵慈瑾的兄长笑道。
闵王后闵慈瑾摇摇头，“你到现在还认为华皇是一般的小孩？这是错的，他比任何大人都老谋深算，一个甚至可以抵得上十个大院君的智慧！不管他是什么意思，你们不要太盲目的行动，大院君，日本人，华国，哪一方面都不是好惹的，尤其是华国。”
“是。”闵慈瑾的兄长，行礼退下。
朝鲜见中国做息事宁人状，显然不会在谈判中给朝鲜以积极的支援，慑于日本采取军事冒险，诸闵的开国论便占了上风，朝鲜的两个主要政治势力终于在反对华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朝鲜与日本在江华岛练武堂正式签署了《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岛条约》。
《江华岛条约》全文12条，其中主要有：1、规定“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宜先将从前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陈，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第一款）。
2、陈“釜山草粱项有日本公馆……凭准新立条款，措办贸易事务”外，朝鲜国政府须在20个月内，在本条约规定的沿海五道，“再开两口，准听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或侨离所在人民屋宅，各随其使”（第四、五款）。
3、“朝鲜沿海岛屿岩礁……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编制图志”（第七款）。
4、日得在朝鲜指定的港口派驻领事，日本人在朝鲜犯罪，“皆归日本官审”（第八、十款）。
《江华岛条约》是个极其不平等的条约，在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在这些诸多条款中，第一条最重要；该条款的要害是，在自主、平等的幌子下，否定中国与朝鲜间的传统关系，确立日本在政治上对朝鲜的独占权。
此外，《条约》规定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准许日本在约开口岸建立带有租界性质的居留地，而日本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日本人可以任意在朝鲜沿海测量的规定，赋予了日本自由进入朝鲜海港、要塞的特权，朝鲜从此完全丧失了领海权，使整个朝鲜半岛置于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日本单方面在朝鲜指定口岸有权派驻领事和享有领事裁判权，是日本在朝鲜拥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这是朝鲜丧失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
因此，以《江华岛条约》为起点，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并最终被其兼并。
对于《江华条约》最值得注意的第一条，当英使威德将条款送知中国政府，而日本也将《江华岛条约》抄送李鸿章时，李鸿章当即向日本抗议，礼部亦未能诘问朝鲜。
并且告知整个日本的老百姓，从舆论上，鼓舞反对日本继续对抗华国的人。
萌总裁其实一直在静静的观察事态的发展，没有想到闵慈瑾居然还敢跟日本人达成这样的协议？
“真想找人做掉闵慈瑾！”萌总裁沉声道。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及时劝阻道：“皇上，不要动气，这样其实更好，让朝鲜人都看看，他们有多么的无能，如果不是华国，他们将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的话，有些狠了，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李泰熙的粉脸羞红，感觉像是在说她。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发觉了李泰熙的异样，拉着李泰熙的手笑道：“我没有说所有的朝鲜人，只是在说闵慈瑾而已。”
李泰熙点点头，“不愿意离开故土，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我能理解皇上的政策，而且，到西伯利亚去，也不见得生活就比朝鲜差，关键还是闵慈瑾，的确很坏，我那个兄长，又是完全没有主意的人。”
萌总裁站起身，笑道：“李熙的确是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但凡是有一点觉悟，到了这个时候，都不该再纵容闵慈瑾瞎搞，他们这是要将剩下的三四十万朝鲜人往绝路上带！”
“我的父亲也糊涂了，皇上，要不然，我写封信给我父亲吧？让他不要再参与这些事情？”李泰熙楚楚动人的看着萌总裁。
【1094 李最应不傻】
萌总裁笑道，“没有这个必要了，他这种年纪，这么多年的执政经历，会没有你想的多吗？”
李泰熙嗯了一声，不敢再说什么了。
萌总裁笑道：“不是我不让你给你父亲提醒，关键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别担心了。”
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重要的。
并且这时候，朝鲜依旧向李鸿章呈报朝日本交涉开港的事宜，不曾因《江华岛条约》而有所改变。
这是违规的。
因为，朝鲜已经是华国的一个省，这是在试探萌总裁的底线！
但是，按照西方国际法的解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属于内政问题，国际的承认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其宗藩关系；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国的承认便属必要。
日本已承认朝鲜自主，那么将来日朝间发生纠纷，日本利用该国际法的解释，便有反对中国干涉的“权利”。
在日本外交家处心积虑的计划下，以后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谈判的，中国果然无法国参与其中。
日本侵略朝鲜的急进行动，必然迫使中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
李鸿章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
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保持原状。
但时势迫使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对朝政策。
对朝的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
在中日交涉之中实际主持事物的李鸿章，自从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之后，对日本一直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
这显然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毫无所知导致的。
其实，在签订修好条规时，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的权益。
其后，日本于1872年派使至中国要求修改条约，尤其着重取消《修好条约》第二条有关两国友谊相助的规定。
这些迹象表明日本来者不善，而洋务派官僚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做着“联东方形势”的白日梦。
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鸿章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
“总裁，李鸿章来了。”卡特莉娜卡芙公主道。
萌总裁点点头，“让他进来吧。”
现在萌总裁驾驭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他开始真的像是一个君主一般淡定，并且是有经验，有魄力的君主。
李鸿章行了一个鞠躬礼，“皇上，我看，是不是在大院君和闵慈瑾之外，再在朝鲜扶持一派势力？以免得华军警备司令部每月为剿匪伤脑筋，而且，收效也一直不大。”
萌总裁眼睛一亮，他最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呢，点头道：“说下去，这个我也在考虑，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有！大院君的兄长，李应的哥哥，李最应。”李鸿章提醒道。
萌总裁嗯了一声，这个李最应，他是知道的。
李最应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朝鲜纯祖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道光十三年（1833年，纯祖三十三年）被封为兴寅君。
翌年纯祖大王薨，李最应被纯元王后金氏任命为守陵官，守护纯祖的王陵3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朝鲜宪宗八年）李最应被任命为冬至正使兼谢恩正使，出使中国。
朝鲜哲宗年间，李最应主要在宗亲府担任闲职。当时安东金氏把持朝政，飞扬跋扈，李氏宗亲遭到空前的压迫，李最应与其弟兴宣君李应在那时十分落魄。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哲宗去世，神贞王后赵氏命李应之子李命福（李熙）入继王统，继承王位，兴寅君李最应才重新翻身。
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四月，李最应被任命为营建都监提调，负责景福宫重建事宜，后又历任扈卫大将、判义禁府事、判宗正卿等职位。
当时兴寅君李最应的弟弟兴宣大院君摄政，但是大院君实行独裁政策，不允许任何人以裙带关系分享权力，因此李最应始终没能攀上高官。
而李最应的权力欲又非常强，他在大院君执政时得不到重用，又想得到高官厚禄，被形容为“厨下饥狗”，大院君又一直不给他升官，因此他非常厌恶大院君，“与其弟大院君素不协”。
后来朝鲜王妃闵妃逐渐崛起，准备推翻大院君，李最应立刻投靠了闵妃，与骊兴闵氏外戚巨头闵升镐、闵谦镐过从甚密，并时常出入大院君的府邸云岘宫，为闵家刺探情报。
最终，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闵妃借崔益铉弹劾大院君之上疏而鼓动高宗宣布“亲政”，赶走大院君，李最应和闵家人也不断怂恿，高宗便在十一月三日宣布“亲政”，大院君垮台。李最应也很快恢复了扈卫大将的官职。
后来李最应又协助闵妃肃清中央到地方的大院君余党，册封闵妃之子李为王世子，因此李最应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十二月拜相，被擢升为左议政，成为了闵妃集团的核心人物。
到光绪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十一月，兴寅君李最应被任命为领议政，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李最应也成为朝鲜王朝五百年来极少数几个以王室宗亲身份登上领相宝座的人物。
兴寅君李最应虽然善于夤缘，但才能着实平庸，他虽然名义上为领相，实际上却为闵奎镐、闵谦镐等闵姓外戚控制，自己毫无主见。
日本军舰进入江华岛、以追究“云扬号事件”为由强迫朝鲜缔约的事件。
此时朝鲜国内舆论沸腾，朝中也立即分化为主和派和主战派两派，争论不休。李最应身为领议政，在议政府会议时却显得唯唯诺诺，优柔寡断，有人要求与日本一战，李最应说“唯”，有人要求主和，李最应又说“唯”，有人说先与日本一战，不胜则讲和，李最应还是说“唯”，因此李最应获得了“唯唯政丞”的绰号。
但是李最应最终还是秉承闵妃旨意，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条款，与之签订《江华条约》，这是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实际上，李最应早就要求与日本修好，他对于当时与日本的“书契相持”问题（大院君时代拒绝接受日本明治政府带有“皇”、“敕”的字样的国书，导致朝日关系紧张）有这样的论述：“彼书中数个字，不过是渠国臣子自尊之称，于我乎何损之有哉？交邻文字之不有谦恭，其曲在于彼，而其妄又在于彼矣。积年相持，阻我怀绥之意则还涉自侮，亦缺诚信”，因此主张“原书契令该府使直为捧纳朝廷，其答其斥，明正处分，在我事体，恐为允当”，即接受日本国书。
而他在讨论会议上唯唯诺诺的行径不过是耍左右逢源、苟合取容的把戏罢了。此外，李最应文化水平也比较低下，科举由他他主考时，无法辨别文章的好坏，只能靠抽签来录取，因此没有学问的人听到他主考的消息时额手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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