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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亲自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简要捷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类似现在的廉政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里唆老生常谈的说教。由于是朱元璋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员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
就是这样一套杂芜的文件汇编，成了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精神财富。
为了彻底消灭**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
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一开始，皇帝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对于这场全帝国范围内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抱以极大的希望。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贪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贪官被皇帝亲自发现。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绑捉拿官员，这有中国以来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
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原来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样一个在别的皇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无所顾惜的。
在朱元璋的时代，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
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
华皇对于老朱作为一个皇帝，愿意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的胸怀是赞赏的，但是对于老朱同志的手腕确实不敢苟同，估计是老朱的性格原因造成的，加上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偏激且幼稚的事情，要是年轻时候的老朱，不会这么‘猛’。
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
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发火。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在一定程度上朱元璋曾承认了自己通过恐怖和教化方式净化臣民思想的失败。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再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说：“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知所趋避又有年矣。然而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如今我特命有司，将《大诰》内的条目，拣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内。”从而使《大诰》部分条目和《大明律》一样，成为永久性的法律。
朱元璋希望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依《律》与《大诰》拟罪”。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屣的现实。
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显然就是指《大诰》。
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虽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赏，他的子孙们却羞于提到太祖皇帝这本文字粗鄙内容血腥的著作。
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弘治朝的大臣陆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律条文说执《大诰》者减罪一等，可是现在百姓连见都没见过《大诰》，何谈讲读！”
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
没有流传下来，就已经足以说明全天下都对老朱的做法不感冒，尤其是老朱自己的子孙。
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通过他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
在朱元璋死后，**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后期，**现象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积聚成为汹涌的恶涛，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的王朝之一被载入史册。
华皇这段时间准备发动一场配合战争的运动，主要针对的方向，是官员，是贪腐，也是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人心方向，所以，凯瑟琳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华皇特别的上心。
“私有制下反腐是无解的，大道理就不说了，在一个全民向钱看的社会，必然是笑贫不笑娼的，人家不管你钱是哪来的，只看你有钱无钱，有钱你就是成功人士，无钱那么你什么都不是。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才是好猫。既然社会如此，官场又岂能例外？国家对官员难道不是通过钱来激励的么？政绩好，做事勤勉，奖金就多，给你升职涨工资。如果一个官员不爱钱，那么他必然对奖金和涨薪反应麻木，那么他还会是个做事勤勉的好官？要知道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包括当官，不都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么？如果不是为了钱，那么何必找工作？何况哪种工作都很不容易。”华皇沉思着道。
凯瑟琳听的似懂非懂，看着华皇的目光，透出无限温情，华皇的外表虽然还很稚嫩，但是华皇的内在，让凯瑟琳如此着迷，凯瑟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很爱看华皇说话的神态。
皇帝本来就是一个很让人崇敬的职业，更何况是大国的皇帝，还是一个能力强大，带着华国超速崛起的皇帝。
【1310 不能纸上谈兵】
华皇看了眼凯瑟琳，见凯瑟琳痴迷的看着自己，倒是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了，凯瑟琳眼中的情愫，傻子都能分辨的出来，华皇紧张的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人注意自己和凯瑟琳，才微微放心了一点。
凯瑟琳见陛下有一个看四周环境的眼神，也领会到了，红了粉脸，偏转了目光，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快到三十岁的时候，女儿都十多岁了，居然会像是一个少女一样，她第一次感觉到深爱一个人，居然是这样的感情浓烈，似乎整个身心都沉醉了，让人无法自拔。
华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以前在清朝的时候纳的妾，也按照法律认可的夫妻发给结婚证，但是自从华国建国之后，除了华皇，所有人都必须是一夫一妻制。
华皇不敢跟凯瑟琳怎么样，也是怕这种事情败露的话，影响太大，到时候大家都有样学样，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对华皇的光环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华国在萌总裁手中，对出轨，偷情，抓的很严厉，但是对未婚生育抓的很松，有妈妈就可以上户口，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影响，这是萌总裁尊重婚姻的一种体现，结了婚，就应该彼此真诚，欺骗要受到严惩。
但是最搞笑的事情是，华皇不但没有娶多少老婆的限制，还似乎很有些要出轨的意图。
华皇还是有是非观的，要不然，昨天晚上就把凯瑟琳给‘就地正法’了。
“官员靠向上爬来获取更高的权威和薪水，无非就是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自然最清楚人民的财产和生活，看着地主豪强大商巨贾们的泼天富贵，冲击最大的自然也是这些人民的公仆，他们又会产生怎样的财富观呢？最大限度地为自已获取利益，这本来就是私有制下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官僚阶层也不例外，指望这些人来反腐，不就是指望在官僚阶层中异化出一批与自已利益相对立的人来么？他们虽是官僚，却与本阶层相对立，这种想法不是太天真了么？指望明君贤臣来反腐，这跟引虎自卫有什么区别？一只老虎来把吃你的老虎打跑，那一定是为了吃你，而不是救你于水火。明君贤臣的反腐无非也就是巩固他们的统治，在官僚阶层中有一批高瞻远瞩的人，为了将统治进行的更长久，从他们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反腐，这无非就是竭泽而渔与细水长流的区别。有人说对于贪腐的官员就该逮着就毙，其实你想到的，我们老祖宗早就想到了。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遍布全国，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非但是逮着就毙，而且抽筋扒皮，据说衙门里官员坐的椅子，衙门前敲的鼓，都是用前任贪官的人皮做的。可是止住**了么？只能说杀人在一定程度上能震慑贪官，但却不能用来医治贪腐。反腐靠的是官僚杀官僚，而官僚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于是反贪腐这件事终究会逐渐流于形式，甚至仅仅成为党争的工具。”华皇回到了刚才的话题。
凯瑟琳嗯了一声，接着道：“朱元璋的反贪腐，最终被他自己推向了不愿看到的另一面，成了官僚们用来排除异已的手段，后来的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不就是党争的工具么？更何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私有制度下怎么可能指望出现一群既维护私有制，又大公无私的人呢？怎能指望一群维护特权阶级的人心里只有别人，而唯独没有自己，他们做官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做事，他们做事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精神呢？这是多么的矛盾啊？有人说让群众来监督官员。朱元璋没有这么做么？所有现代人能想到的反腐套路，都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朱元璋时代，只要老百姓自称上访的，所有关卡一律放行，还给盘缠，有时还能跟皇帝面对面交谈，可这些还是没能止住**。在一个各种利益团体角逐的社会，各种力量在动态中彼此制衡，谁又能控制住谁呢？如果群众监督能对付官员，又何必要造反呢？又怎么会搞到非得革命的地步呢？王朝更替本身就否定了群众监督的可行性，封建统治阶级从来都是欲求不满索取无度的，必然把劳动人民推向绝境，从而使被统治阶级不得不以暴力革命来换一批新的统治者。”
华皇觉得和凯瑟琳越说越投机，也感到轻松了不少，一个人想问题，总是不如集思广益，关于怎么建设干部队伍，怎么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