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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重新读完了《悲惨世界》,那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行军跋涉,断断续续啃着嚼着敲骨吸髓般吮吸着每一个字。密密麻麻的叙述与抒情以及评论,宛如滑铁卢上英国方阵的矛尖。我几乎也深陷于拿破仑的困境,在威灵顿公爵的壕沟前尝尽了苦头。
那个春天无比漫长,刚刚经历南方大雪灾,等待北京欢迎你,迎来的却是汶川大地震,陪伴我度过这段时光的,通常是麻辣烫店里的珂赛特。
老板是个早衰的男人,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地震那会儿总是盯着店里的小电视屏幕。老板娘是个肥胖的女人,挽着头发高声大气地说话,但能看出她年轻时有几分姿色,或许现在也没多大年纪。店里没有雇用伙计——珂赛特除外,我经常半夜看到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拿着块抹布拼命擦桌子,去超市里打酱油、买啤酒,顺便给客人递餐巾纸,当然老板是绝不会让她碰钱的。我还会看到两个小女孩,一个年纪跟珂赛特差不多,还有一个尚未读书——她们是老板和老板娘的女儿,从脸型和眼睛能看出是亲生的。
看我经常光临小店,老板娘对我很热情。何况我跟杀马特风格的发廊小弟、对面夜总会下夜班的公主、附近群租房里的无业游民并不太相同。老板娘是珂赛特的舅妈,老板自然是她的舅舅,但我无法确认他们是否真有血缘关系。
至于“珂赛特”——老板和老板娘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显然没看过小女孩像宝贝似的藏在床底下的书。
她到底叫什么?对于麻辣烫店里的人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反正没人叫过她的名字,总是“哎”“那个谁”“小妹儿”…”
那天夜里,麻辣烫店关着卷帘门,珂赛特独自坐在水泥台阶上,借着隔壁足浴店暖昧的灯光,低头读着《悲惨世界》第三部“马吕斯”第一章“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当我走到她面前,小女孩匆忙合上书本说:“先生,今天店里不开门,您不用等了。”
我摇摇头,坐在珂赛特身旁,陪她看书。
“先生,您为什么总是来看我?”
“因为你叫珂赛特。”
“珂赛特只是个普通的名字,先生。”
“听我说,你喜欢这里吗?”
”我不喜欢这里,但我出生在这里。”
“你生在上海?”
“嗯,但我还没断奶,就被送回了老家,外公外婆把我养大的。”
“珂赛特,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不知道爸爸是谁。那时候,妈妈在这边上班,就是这家店,他们都记得我妈。”小女孩指了指隔壁的足浴店,“后来啊,她去了一个叫东莞的地方,再也没回来看过我。”
珂赛特有双特别的眼睛,与这年龄和小脸蛋极不相称的,像在墙壁上画出来的大大的眼睛,深夜里幽幽的乌黑目光,足以吓走所有孤魂野鬼。我懂了。
小女孩的老家在深山里头。从县城坐中巴车上盘山公路要一个钟头,下车后再走二十里,之后爬过两道悬崖一座吊桥,直到白云缭绕的山巅,才到家。那里有座乡村小学,只有一个民办教师。她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语文课,二年级就可以给外公念《人民日报》了,虽说都是迟到一年的旧闻。三年级下学期,老师还没被抓起来,总喜欢摸她的小辫子。在破洞漏风的校舍里,教室最后一排,朽烂的木头课桌十多年没人坐过,断裂的桌脚下垫着几本破书。她好奇地把书搬出来,吹去封面上的木屑和尘土,露出灰色窗格般的封面——《悲惨世界》。这些书是很多年前,有人捐献给希望工程的。她偷偷把这五本书带回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所有纸张都布满污渍,每个字里都挤进灰尘,一股牲口粪便与小孩尿裤子的气味扑面而来。
在一八一五年,迪涅的主教是查理·弗朗索瓦·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平生第一次读小说,教科书以外的第一本书。在炊烟与白云交织的山巅,苞谷堆积的瓦房屋檐下,她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和事、这样的芳汀、这样的珂赛特、这样的马吕斯、这样的冉阿让。
虽然,她认得一两千个汉字,但不知道法国在什么地方,只晓得非常遥远,也不明白什么是天主教,只记得县城里有座高耸的教堂。除了在电视上,她从未见过外国人,更不懂拿破仑是谁,路易十八又是什么货色。整个暑期,她捧着五本书,大声朗读每一页,仔细揣摩其中意思——几乎每个字都能理解,但要是连成整页纸,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冬天,大雪降落群山,第二遍读《悲惨世界》。独自坐在教室,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山雀啊山雀,你们干吗不做候鸟飞去南方?她一边看着珂赛特与芳汀,一边用弹弓打鸟,等到冉阿让寿终正寝的那天,雪地里堆满羽毛和腐烂的小鸟。她给自己取名为珂赛特。
第三遍读《悲惨世界》,珂赛特四年级了,越长越像芳汀的女儿。她用春天读完第一部“芳汀”和第二部“珂赛特”,又用整个夏天花痴第三部“马吕斯”,直到山上枫叶红透,她才读完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丹尼街的英雄血”,到再度飘雪的冬夜,她点灯读完了第五部“冉阿让”。
二○○八年的春节,妈妈没有回来看女儿,说是大雪封山,阻断了回家的铁路。珂赛特四五年没见过妈妈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恰逢其时地给了一个温暖的借口罢了。
过完年,外公在去县城卖山货的路上被摩托车撞死,外婆中风在床上,珂赛特照顾了她一个月,可外婆还是没熬过清明就脚一蹬去了,再也没人能照顾他们的外孙女了。舅舅和舅妈从上海回来奔丧,在两位老人的葬礼上,请来女民间艺术家跳脱衣舞,总算收回了办丧事的白包。那时,舅舅给珂赛特在东莞的妈妈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关机。
于是,珂赛特跟随着舅舅和舅妈,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妈妈工作过的地方隔壁,弥漫着德纳第客栈气味的麻辣烫店。
这年春天,在上海,普陀区,澳门路,麻辣烫店,她决定重读《悲惨世界》,第四遍。
“先生,我争取这一遍能彻底读懂这本书。”
珂赛特的目光在上海的子夜闪烁,就像在孟费郿的暗夜森林第一次与冉阿让相遇,只是双眼的巩膜白得有些吓人。
“你的眼睛怎么了?”
“不知道,先生,每次想要哭的时候,都有被辣椒呛到的感觉,眼泪就会变成小石头掉下来。”
她说,以前乡邻说像她这种会流石头眼泪的女孩子,都是注定的天煞克星,不但会克死父母,还会连累全家人乃至整个村子。自从外公外婆死后,就再也没人喜欢她了。舅舅和舅妈,还有麻辣烫店里的两个表妹,吃饭啊睡觉啊都要离她远远的。
“大概最近发生在老家的大地震,就是被我克的吧。”珂赛特弱弱地说。
“说什么啊,珂赛特,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别相信哦。”
“不,先生,请您也别靠近我,会给您带来厄运的。”
“如果,我是你的冉阿让昵?”
“您才不是呢,冉阿让是个七尺大汉,满脸胡须,体壮如牛……还有啊,先生,您现在还太年轻了!”
许多个深夜,我坐在麻辣烫店的角落里,邀请珂赛特坐下来一起吃。老板娘说小姑娘还要擦桌子,我又多点了不少菜,外加几瓶饮料,想着吃不完可以带回去。老板娘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带着几分邪恶笑了笑,便让珂赛特好好陪我吃。
“我能每天都来看你吗?”
“是的,先生,如果您不怕倒霉的话,我很乐意。”
在珂赛特遇到过的所有人里,我是唯一完整读过《悲惨世界》的。她对于这本书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便一一翻出来向我求助。我不敢说我读懂了雨果老爹,但至少我能看懂所有的注释,告诉她大致的历史和宗教背景,尤其是书中如繁星般不可计数的人名和典故。
她正忙着吃串串,食量大得惊人,与小身板完全不相称,也许快要开始发育了。她穿着脏兮兮的旧衬衫,油腻腻的发丝垂落耳边,脑后用橡皮筋扎着马尾。
老板娘的两个女儿正好出门,穿着新衣服,梳着整齐的辫子,贴着墙边侧目而过。对面有栋六层楼的老工房,他们全家四口租了顶楼一套房子。至于珂赛特嘛,就住在我的头顶——麻辣烫店里有个小阁楼,堆满杂物和食材。每晚她都在各种刺鼻的辣椒、香料、地沟油和食品添加剂的气味中入眠。
“艾潘妮和阿兹玛,她们都很讨厌我。”珂赛特低声在我耳边说。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那两个名字。小女孩又说了一遍,我才想起《悲惨世界》中德纳第夫妇的两个女儿。艾潘妮有个好听的名字,她还是暗恋马吕斯的痴情女,一辈子都是珂赛特的情敌。
珂赛特说:“不过,我不恨艾潘妮,因为她的寿命不会很长,当她横死之前,祈求马吕斯吻她的额头。而马吕斯必然会答应她,我也不会责怪马吕斯,因为他必须向这个不幸的灵魂告别。”
“你管她俩叫艾潘妮和阿兹玛?那么你的舅舅和舅妈呢?”我的目光盯着正在收钱的老板娘。
“是的,先生,那一位是德纳第太太。她的力气真的很大,有一回把吃霸王餐的流氓揍得鼻青脸肿。不过,她特别爱看电视剧,空下来就霸占着小电视机看韩剧。你知道吗?德纳第太太的偶像是裴勇俊,我去过一次她和德纳第先生的卧室,贴满了那个男人的照片。”
“那么德纳第先生呢?”我远远看着在店门口抽烟的老板,这样说起一个近在眼前的人,让我于心不安,但说实话,很有意思。
“那只被逮住的老鼠是瘦的,但是猫儿,即使得了一只瘦老鼠,也要快乐一场。”她说,“德纳第先生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参加过九八年的抗洪救灾,他说自己还救过—个团长的命,但很可惜没有获得一等功。”
在珂赛特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人,都有个《悲惨世界》里的名字。上海就是肮脏的巴黎或外省小镇。我坐在这里品尝的并非麻辣烫,而是蘑菇汤与法棍面包,带着浓浓小客栈味道的家常法国菜。
“那辆四轮马车不错!”
珂赛特很专业地夸赞了一句,我才看到麻辣烫店外的澳门路上,停着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有人骑着助动车和自行车经过,她趴在桌子上懒洋洋地说:“这些马和驴子真难看啊,就像诺曼底乡下耕地的牲口。”
这女孩又告诉我——每星期来吃一次麻辣烫的老头,穿得破破烂烂,头发乱得像鸟窝,其实是个捡垃圾的,但他过去是个主教,是个老好人,拯救过许多人,她管老头叫米里哀先生。
“珂赛特,你怎么知道他是主教?”
“先生,关于他过去的秘密,别指望从他的嘴里听到一句真话。不过,任何人都会撒谎,包括主教。”
我想起《悲惨世界》开头,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冉阿让,偷了主教家很值钱的银器,结果被警察抓回来。主教竟然对警察说谎,证明冉阿让没有偷窃,银器是主教自己送给他的。米里哀先生做了伪证。如果他不这么做,冉阿让将永远是个盗贼或将死在苦役营中,而珂赛特将在德纳第的小客栈里暗无天日地长大再无声无息地死去。
珂赛特的世界里,还有个可怕的沙威警长,每天深夜出现在麻辣烫店,只点一碗酸辣粉加荷包蛋,配上一罐最便宜的啤酒。
其实,那家伙是对面小区的保安,只是长得一脸凶相,平常绝不多说半句,总是面色阴沉,用各种怀疑的眼光打量别人,似乎这条街上每个人,不是偷自行车的就是半夜跟踪下班小姐的变态狂。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人真是保安吗,不是某个深藏不露的名侦探?此人的举手投足,侧身走路的方式,鹰鹫似的眼神,对于细节的专注,都让人产生错觉——他在追捕一个逃犯,名字叫冉阿让。
“但我不讨厌他,”珂赛特如此评价道,“沙威凶,但绝不下贱。”
有一点确信无疑,除了《悲惨世界》,珂赛特长到这么大,从没读过第二本课外书。
我本想送她几本书,比如我的悬疑小说,但想想又罢了,难道我能和雨果老爹比?即便只有一本《悲惨世界》,若能精读十遍的话,恐怕也是走运了。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一夜,我来到麻辣烫店里,看到珂赛特捧着她的《悲惨世界》,眼眶里不停掉落石头泪。几个客人吓得赶紧埋单走人。老板娘厌恶地说今晚的生意全被这晦气的孩子毁了。
我半蹲在珂赛特面前,伸手接住几颗凝固的眼泪,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