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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怕的病毒。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一名法国客人全身发热，高烧不退。久病成良医，旅馆的服务员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感染了，就算把他送到医院也无济于事。旅馆老板立刻拨通了洛杉矶市病毒防控中心的电话，通知他们把人接去进行隔离。
这时中国人出现了，他似乎浑然不知这种病毒的可怕，从随身行李中取出一个小药瓶，给病人服下了一粒药，旅馆中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这个无知的中国人。十几分钟后，全副武装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把病人严密包裹着送上救护车，一路呼啸而去。中国人毫不介意旅馆老板带着嘲弄的眼神，径自回房睡了。
次日一早，旅馆内冲进一群穿白大褂的人，抓住那老板，像审犯人一样，表情严肃地询问关于那个病人的一切。店老板结结巴巴地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事，当提到病人吃过一个中国人给的药丸时，几个人直接冲进中国人的房间，盘问良久。于是中国人再次从行李箱中找出了小药瓶，瓶子上贴着醒目的标签：“神奇一号，上海云天制药厂生产，主治感冒、咳嗽、咽喉肿痛——”。
当晚，美国《时代周刊》发出号外，号外内容既不是关于欧洲战事的最新进展，也不是流感疫情的最新报告，标题是一行特大号字母：“震惊世界的发现，中国感冒药对流感有神奇疗效”，后面是一连串惊叹号。
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国上海，“云天制药厂”和“神奇一号”这两个名词轰动了全球医药界。最先得到情报的美国政府第一时间通过驻华领事馆与云天制药厂取得了联系，要求买断其全部“神奇一号”。贺云天当然没这么傻，只答应卖1000箱存货给美国领事，还有两个附加条件：第一，先付款再提货；第二，每箱单价10根金条。美国人自然知道这是在趁火打劫，但是为了比其他国家抢先一步，只得忍痛接受，取得中国政府谅解后，火速以军舰向上海调运黄金。
美国人无疑是最幸运的，一艘军舰就送来了四万根金条，全部预存在峰青国际银行。交割手续也相当简便，双方直接到位于外滩的峰青银行营业部办理交割文件，总算是抢到了第一批存货。余下的三万根金条随时预备再次购买。
其余国家虽然比美国慢了半拍，但各国大使、领事、商务代表、政府代表闻风而动，齐集云天制药厂，纷纷要求拿货。他们也知道了云天的规矩，火急火燎地往上海运黄金，学习美国人的经验存进峰青银行，把峰青上海银行的金库都挤满了，只得把一部分寄存到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同时，各国代表围绕云天展开密切活动。世界各国的商业间谍、精锐特工都聚集到了上海，伺机窃取制药秘方。对于这一点贺云天倒不担心，云天制药厂以及相关人员早已在国家安全局的严密保护下，就连他的女儿出行，前后左右都跟着一大帮便衣。
贺云天原本是稳坐钓鱼台，等着各国代表竞相抬价。他的20000箱存货是绝对机密，谁也想不到他预先囤积了这么多。摆在世人面前的只有每天100箱的日产量，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存货。放出话来，公开拍卖1000箱。
所谓物以稀为贵，世界上任何有价物都是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生产得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尤其是这种独一无二的产品，单价和产量往往是成反比的。所以贺云天要一点一点地往外放货，市面上流通越少，价格就越昂贵。
各国代表也不是冤大头，看破了他的心思，私下里一合计，为了避免自相残杀，联合抵制拍卖会，出价5根金条集体购买，不管买到多少都平均分配。
贺云天得到消息，心知如意算盘落空，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对付这个价格联盟，只得呆在家里苦思冥想。贺蕴洁回到家，惊奇地发现发了大财的老爹面容憔悴，细问之下得知详情，咯咯娇笑道：“老爹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有什么难的，他们能搞联合，咱们就能逼着他们自己拆台，每天拍100箱，分成5次拍，咱们自己也派人去竞标，就算他们不出价咱们自己也出价，活活馋死他们。”贺云天听后眼珠转了几圈，老怀大慰，感叹道：“生女若此，夫复何求！”
各国代表之所以能组织起价格联盟，关键在于这种药过于昂贵，而且只限金条购买，只有政府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购买力。而每天举行拍卖的精髓在于，一次拍出20箱，普通商人拼拼凑凑还是有能力参与竞标的。而且欧美路途遥远，运输费时，再加上目前全世界就只有美国人手上捏着1000箱，整个欧洲市场上都找不到一箱，谁能够首先把货运到欧洲，谁都能赚翻天。
说白了，如果把各国政府看作第一级经销商，那么20箱的买家就相当于二三级经销商，既然你们这些大买家把身价吊得那么高，那我就化整为零。直接卖给二级经销商。而小户们只要早一天拿到货，运到欧洲就可以卖出天价，越晚越吃亏，自然会把价格爆炒上去。
于是，云天总部大楼内，正式举行了以20箱为一次的拍卖会，底价10块金条。各国代表虽然抵制拍卖，但是也全都来看了，一个个表情严肃地端正坐着，看着十几个中国商人自顾自把价格抬来抬去，他们只是冷眼旁观，目光中隐约透出一些嘲弄。直到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国人一口气以58、60、62的价格拍走了后三笔共60箱，欢天喜地地带着药，在大队保镖护送下离去，他们仍然神色如常，礼貌退场。
代表们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个大买家的追踪，当他们得知那名商人已经雇了舱位，当晚就要亲自把60箱药运到欧洲零卖时，不禁胆寒，欧洲市场上既无价又无市，这60箱药运到欧洲跟扔进大海差不多，先不说卖到哪一国，单说行市就会被炒翻了天，卖到上千根金条一箱都有可能。毕竟药物不同于其他消费品，到了生命关头，谁还会吝啬黄金？再说云天的生产能力有限，不论他有多少存货，每天就只得出产100箱。
到了第二天，参加竞标的中国商人又多了几个，竞标愈加踊跃。虽然各国代表都能看出这是个俗不可耐的陷阱，可这就像是一个你不得不钻的口袋。就算这些人都是对方预备的枪手，可是人家就凭这些枪手，也能把整个欧洲大陆炒翻天。消息一旦散播开来，说不定许多欧洲商人自己都会赶到上海来竞标了。到时候仍然抵挡不住大量黄金流入中国，各国财政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这种情形比瘟疫更可怕。
到了第三天，第一轮的拍卖价已经爆涨到了128根金条，不但是与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就连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都来参加竞拍了。有钱谁不想赚呢。只看得各国代表心惊肉跳，再不放下大买家的架子，举白旗投降，一切就都无法收拾了。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下，很快就取得了共识。他们也懒得再跟这些小户扎堆了，中途全体退场，集体向云天大老板缴械投降了。
贺云天笑眯眯地瞧着十几位大买家，缓缓报出了他真正的心理价位：“不论什么国家，100根金条一箱，款到立刻发货。”
三言两语之间，20000箱“神奇一号”以单价100根金条成交，总销售额两百万根金条，也就是整整1000吨黄金。
在其后的半个月内，上海外滩码头上，泊满了各国运送金银的船只。贺云天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允许以白银折抵黄金。到1919年6月流感结束时，云天制药厂共销售“神奇一号”32000余箱，得金1500余吨。而贺云天这位云天大老板虽然只能提取总销售额的千分之五，也得到了7500公斤黄金。
自此，贺家父女狂热地迷恋上了医药业，十年后的云天国际集团拥有28家制药厂和16所医院，仅药业工厂员工人数就达35000人，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医药企业。
第五集 第九十四章 黄金时代
卫青这阵子忙得不可开交，原因是他正在主持开发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银河计划。自从高纯硅提炼成功以后，这项计划就进入了冲刺阶段，方舟研究院为此专门在上海市郊设立了一个‘硅谷‘研究所，由卫青担任所长，他手下的40名大学生也被他集体收编，成了‘硅谷‘的研究员。
高纯硅的提炼只解决了设备制造的瓶颈，卫青主要负责操作系统的开发。仍然是软硬件齐上，方舟一边制造原型机，卫青一边设计电脑的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这两种语言都是提供人机交流的最基础环节，机器语言实际上就是二进制机器码，汇编则提升为助记符号形式。万事开头难，所有工作都要一点一滴地从头开始干。
事实上无论机器码或汇编语言，在方舟电脑中都是现成的，直接套用即可，但任安平坚持认为，只有从一开始就彻底抛弃以英文字母为基础的汇编语言，纯以汉语表达，才能真正确立中国信息产业的主导权。
这个想法自然是很不错的，但实践起来难度也不小。这是由于英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仅凭二十六个字母就能组成千变万化的词组，十分便利；而中国文字局限于方块字型，光汉字输入就很复杂。不过这难不倒卫青这位电脑天才。
所谓人机交流，无非两个环节——输入和输出。简单地说，就是让只认得1和0这两个代号的计算机充当中介，以人为规定的格式将数据还原为0和1，交给计算机进行高速简单运算，再用人类能够理解的格式输出运算结果。
先说输出环节，最佳的输出设备自然是显示器。为了节约成本，方舟研究院直接采用了德国人费迪南德·布劳恩在1897年发明的阴极射线显像管。用云母等绝缘材料制成光电靶，把光电靶装在阴极射线管内。再在光电靶的背面涂上一层金属，正面分布有许多光电金属的‘小岛‘，这种光电金属受到光照射时就会放射出电子。当光线聚焦到光电靶的正面时，每个小岛放射出的电子数目就会同投射光强弱成正比，这样在光电靶上就构成了一幅电荷图像。
根据这一原理，方舟专家们研制的第一代显示器工作原理是：以电子枪对光电靶进行扫描，扫过每个圆点的时间正好是足以摄取其电荷的时间，使光电靶的金属正背两面的小岛形成一个个小型电容器，每个都带有一定的电荷。当扫描电子束取代了失去的电子时，每个小岛就会连续向金属背面反射它自己的电荷，在金属板上产生的电压变化的顺序，也就是得到了代表图像的视频信号。这些信号再通过电线传递到接收机上，由另一支电子枪把图像画上荧光屏。虽然这种电子扫描装置所产生的图像暗而模糊，但也足以应用了。
至于汉字内码方面，方舟电脑中有现成的字模和点阵字库，本来只需与银河原型机的存储磁盘对接即可实现传输，但限于工业水平，实在生产不出符合方舟电脑标准的高级接口，所以只得以人工输入来完成这项工作，将五千多个汉字字模一个一个输入原型机磁盘中，工作量相当大。好在卫青手下有40个人一起干，倒也不算什么难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汉字指令及文本的输入？在这方面卫青费了不少脑细胞。经深思熟虑，卫青首先修改了方舟的标准键盘，取消了所有英文字母，代之以简洁的中文，如‘ESC‘改为‘取消‘、‘ENTER‘改为‘确定‘。
问题的关键在于，英文键盘上的二十六个字母怎么改？卫青首先想到的方案是，自创一套汉语注音符，以拼音法输入。但随即意识到，汉语中同音字过多，如果以此作为中文录入的基本手段，难免占用过多系统资源。这点资源在现代计算机上可能不算什么，但用在原始的晶体管计算机上实在很不划算，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经过卫青长时间的反复比较，分析各种输入法的优劣，最终选定了‘五笔字形‘。原因很简单，五笔字型最符合汉字的构造原理，输入过程相当于用键盘在计算机上拼字。只要把系统内置的点阵字模逐字标记，一一对应到所属的键盘位置和顺序，即可实现汉字的快速输入。这项工作看起来极其繁重，实际上第一代计算机所要求的功能仅限于数学模型的运算，所以真正需要用到的汉字指令很少，编程语言也可以设计得很简洁，因此只需要二百多个常用字而已，其余的可以留待日后慢慢补充。
平心而论，第一代计算机以中文为基础语言，客观上是舍近求远的行为。其主要缺点是虚耗系统资源，在操作上也不如英语编程那么便利。之所以刻意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