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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工人留了个条子，要他们安装新的过滤器。可是来上夜班的工人来了之后没有看到这个条子。他们整夜开着没有安全过滤器的碾磨机。因而，那一晚有多达一千克（2。2英磅）的武器级干燥炭疽孢子被释放到了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市的空气中。它们形成一股烟流向城市的东南方向飘去。66个人被感染，死于炭疽热。其中许多人是在事故发生几周以后才开始发病。感染区一直延伸到下风向的4英里处。大多数死亡的平民都在工厂周围半英里以内的区域生活或是工作。
这说明炭疽并不是一种有效的生物武器，较大数量的干燥孢子才能杀死较少一部分人。一千克更加先进的生物武器释放到空气中可以形成50英里长的烟流。如果这个烟流穿过城市，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几千甚至是几百万。如果这种武器还可以传播——即病毒有传染性，可以使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死亡人数还会更多。炭疽不是具传染性的武器。你不会因为因接触炭疽病人而被传染。人和人之间不会互相传染炭疽。因此，其他武器——具有传染性的武器——更具威力，不过它们可能会失去控制。在分子生物学的年代，炭疽就像黑火药大炮一样。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被盟军打败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检查小组进入了伊拉克。他们发现并销毁了大部分伊拉克核弹计划和一些伊拉克化学武器。而伊拉克的生物武器计划也就此消失。
伊拉克官员总是把他们的生物武器计划叫做“以前的”计划。但是后来，伊拉克显然还在进行生物武器计划。这个计划就在联合国检查人员的鼻子底下进行。例如，检查小组检查到一个名叫“哈坎”的生物制造工厂，它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沙漠区域。伊拉克科学家告诉联合国这个工厂是制造“自然”杀虫剂的。联合国检查人员参观工厂后，相信了伊拉克人的话。在他们对设备进行仔细检查之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要求伊拉克停止工厂的生产。
一位较为年长的美国武器检查人员作为联合国小组成员也参观了哈坎。他当时早已超过退休年龄，是美国军队生物武器计划的主要科学家。他相当震惊。他说：“他们在哈坎有这么大的一个生物武器工厂。可是我怎么去证实呢？我只是有种感觉，仅此而已。”他无法去证明，而且他还被大多数联合国专家不加掩饰地怀疑，尽管他是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武器检查小组中少数几个具有实践职业经验的生物武器专家之一。伊拉克那时就在这个工厂里制造着成百上千加仑的棕色液体浓缩液。
1995年，伊拉克生物武器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侯赛因·卡马尔突然叛变，逃往约旦。许多情报机构都跑去向他询问情况，他也讲出了一些东西。伊拉克害怕他把所有的生物武器计划都公布于众，同时也为了安抚联合国安全委员会，就突然宣布哈坎其实是一家制造炭疽的武器工厂。那些棕色的液体就是炭疽。联合国检查小组关于哈坎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位年长的军队科学家是正确的。1996年6月，经过了官僚政治一年的犹豫之后——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里伊拉克被允许继续保持工厂的运作——联合国最终用炸药炸毁了哈坎。那里现在已经是方圆11英里的平地。可是工厂大规模生产的炭疽却没被找到。炭疽不同于许多生物武器，它可以无限期储存。
另外还有一件更加可怕的武器工厂败露事件。卡马尔的叛逃给伊拉克政府带来了一定的恐慌。在那之后，它突然承认一家法国建造名叫玛纳尔的动物疫苗工厂早已变成一家制造毒素和病毒武器的工厂。玛纳尔是坐落在巴格达南部郊区的一家3级生物防泄漏滤过性微生物学现代综合工厂。伊拉克称，这家工厂在病毒武器研究中曾用于早期的遗传工程计划，海湾战争时，它又开始大规模制造肉毒杆菌毒素——军人叫它为肉毒杆菌或植物毒素。植物毒素是目前所知道的最具杀伤力的毒素之一。只需“i”上那个小圆点那么多的植物毒素就足以轻松杀死十个人。它是一种神经性药剂，比沙林的毒素高出10万倍。沙林就是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里释放的那种神经性毒气。伊拉克承认曾在法国建造的玛纳尔工厂里制造了大约9000立方码的武器级植物毒素。它们被浓缩了20倍。从理论上说，这个数量的植物毒素足以把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杀死1000多次。而从实际的军事意义上来说，它可以杀死科威特的所有人。
玛纳尔的生物武器生产线是由一家名叫梅里埃研究所的法国疫苗公司于1980年建起的，这家公司的总部在里昂。梅里埃隶属于制药业巨人罗纳普朗克公司。为建造玛纳尔生产线准备运作，并培训工作人员使用设备，伊拉克政府给梅里埃支付了大笔金钱。工厂的用途是制造一种为动物注射的预防口蹄疾病的疫苗，这种疾病由病毒引起。整个工厂耗资巨大。一些专家说，其实用十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建起一座高效的动物疫苗工厂。不过，伊拉克有的是钱。它需要一辆大众汽车。可梅里埃卖给它一辆坦克。
梅里埃在建造玛纳尔时，伊拉克正陷入与伊朗的苦战中。这就是两伊战争（1980—1988）。在那期间，伊拉克于1984年开始使用化学武器。1985年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泄露时，来自梅里埃的法国顾问正工作在玛纳尔，培训伊拉克人员制造病毒疫苗。要制造病毒疫苗，培养病毒必须在生物反应器中生长。制造传染性武器病毒可以使用同样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如果工厂的设备是高等的3级生物防泄漏系统，工作人员可以很容易生产出病毒武器，而且也不会面临很大危险。
联合国检查人员发现玛纳尔的建筑都由防炸混凝土制成，另外还有大量的钢筋条加固。硬化剂也深深渗透到了大楼的建筑材料中。玛纳尔是一种双层建筑，内部的一些防泄漏区域都有钢筋加固。梅里埃的工程师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是在一栋“坚固”的大楼里建造生产线呢？玛纳尔的许多生产设备都来自欧洲生物工艺学和制药公司：有法国的，西班牙的，德国的，还有瑞士的。这些公司都知道或猜测出了什么？对于这一点，公众永远不会知道。
一直到1990年，即法国顾问离开后的第五年，玛纳尔才明显开始制造动物疫苗，它有一批非军人科学家。然而，在1990年秋天海湾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一批军事人员突然接管了玛纳尔。工厂也几乎立即就变成了生物武器工厂。工厂里所有的生产设备都用来制造植物毒素，而且他们用双生产线进行生产。不久之后，工厂就制造了大量的植物毒素。伊拉克负责生产的科学家懂得怎样制造毒素。他们确切地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使用的肉毒杆菌培养种是美国邮寄过来的。那是他们在美国细胞、菌种库——一家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给工业和科学组织提供微生物的非盈利组织——定的货。这些培养种花了伊拉克35美元。
一位留意到法国在伊作为的联合国检查人员在总结梅里埃研究所的动机时说：“事实是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生物制剂生产设备）能做什么。对于那时的梅里埃来说，玛纳尔这笔买卖是一次成功的商业投机。哈哈，如果他们能多卖出十个发酵池，他们就可以开香槟庆祝了！这是重要的商业行为，而后来发生的事就是其他人的责任了。”
玛纳尔成了联合国的责任。一直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家工厂仍然存在，只是其中的许多设备已经毁坏了。但是联合国没有破坏楼房和基础设施，包括防炸的3级生物防泄漏系统区域。玛纳尔仍然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联合国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公认的病毒和毒素武器生物防泄漏工厂不能被拆除。这个决定未免缺陷太多。
检查人员注意到伊拉克似乎在使用有转动轮子的小型便携式生物反应器。整个玛纳尔生物武器工厂只需几天就可以运作起来。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更多的设备。在此期间，在玛纳尔制造的9000立方码植物毒素一点也没有被发现。
实际上，据说西方情报机构从未发现过伊拉克生物武器的培养种样本。但联合国检查人员曾在伊拉克发现空的生物武器炸弹外包装，而且他们拿到了伊拉克科学家拍摄的录像。录像记录了伊拉克在沙漠地区进行生物武器试验的情况——生物炸弹爆炸，传染物质扩散到空气中，同时一架喷气式飞机进行沉积。从录像和炸弹设计上可以很明显看出伊拉克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联合国还没有找到伊拉克生物武器系统的核心，即它本身的生命形式。
在海湾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对生物武器的检查仍然在伊拉克进行，但许多重要的问题最后都没有答案。联合国小组仍然在监控和搜查伊拉克，可一些个别的小组成员开始把他们的努力称作是象征性的工作，或只是另一种至少可以使他们得到危险工资的工作。不过，公众还是认为小组里的其他成员是勇敢地去冒险揭露事实的。种种迹象表明，伊拉克的生物武器计划还在进行，而且重点越来越集中在病毒，遗传工程以及研究和生产过程的小型化——使用可隐藏在小房间里的小型生物反应器。
法国的联合国检查人员和官员似乎总是与其他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生物武器检查小组发生冲突。很明显，法国人已经对在伊拉克找到其他生物武器设施失去了兴趣。另外一些检查人员私下里说，那些法国的高级联合国检查人员似乎正在执行他们政府的直接命令，即不要在伊拉克再找到任何东西。法国政府却似乎非常迷惑。大多数法国领导人都是中年人，在先进的生物学方面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不能了解生物武器的严重性。因而，他们根本想不到，中东生物武器的扩散会对法国人民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不过，这个情况法国人民肯定是不知道的。当一个炸弹在巴黎垃圾桶里爆炸，杀死了12个人时，问题出现了。如果那枚炸弹含有军事病毒的话，问题将变得无法控制。
但是商业利益在哪里都是重要的，在法国也一样。不久以前，伊拉克还是法国的顾客和朋友。而且，它可能再次成为顾客和朋友。与顾客和朋友保持良好关系是很重要的。金钱能造就朋友。金钱推动了世界的转动。
第三部分 诊 断》》第十三节 撒 网
4月24日，周五，纽约城
奥斯汀的桌子上有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纽约地区医院名单，上面还附带电话号码。她开始一个一个给这些医院打电话。她得找一个急诊家庭医生，问他/她一些问题。对话都没有持续太久。“最近你有没有遇到临死前疾病剧烈发作的急诊病人？” 她会问，“我们正在寻找一些本来非常健康，可突然由于疾病发作而死亡的人。这些病人眼睛的虹膜可能已经变色。肌肉可能非常僵硬。脊柱向后弯成C型。”
她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反应都不理想。一个医生以为她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病人。他拒绝与奥斯汀交谈，直到她证明自己确实是疾病管制中心的医生。另一个女医生告诉她曾见过许多链锁状球菌A型食肉细菌——“病人的脸，胳膊和腿都逐渐溶化。这样的病例大多发生在流浪汉身上。谁知道他们的病是在哪儿被传染的。”
“你有没有见过这些病人疾病发作时的情况？”
“没有。他们并不像你描述的那样。”
几个小时过去了，她一无所获。调查似乎根本不会有结果。
可突然，突破出现了。第三个病例。
她给斯塔滕岛圣乔治医院打电话。那是位于纽约市边远自治区的一家小医院。接电话的是一个名叫科普·德安赫洛的急诊室内科医生。
“是的。”他说，“我想我曾见过。”
“你能描述一下吗？”
“死者是个女子，名叫——她叫什么来着？——我看一下病例，你别挂。”
“好了。” 德安赫洛继续说道，电话里传来了翻动纸张的声音。“她叫彭妮。周二她在急诊室中死亡。”
“谁是她的主治医师？”
“我。我签署的死亡证明书。很明显她产生了头晕现象。她有高血压病史。她正在服用降压药。35岁。抽烟。有人打了911——是她的母亲。彭妮和她母亲住在一起。她突然开始发作。急救护士把她送到这里。她的心肺停止了跳动，我们无法使之复苏。因为她具有高血压病史，我们认为她肯定是发生了颅内出血或梗塞。我觉得她是脑部出血。她瞳孔的颜色是棕色的——膨胀而且固定不动。她的尸体已被焚化。”
“你有没有进行脑部检查？”
“没有。我们根本不能使她安稳下来。她处于临死前的极度痛苦中。她的脊柱一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