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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结合各种资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出了一个有望问鼎菲尔茨奖的惊天结论：国内职务越高的官员，手气也越好，反之亦然。
在该结论的延伸下，鄙人对近年来频频爆料的官员出境赌博事件终于大彻大悟，试问，在这么好的手气下，哪里不横扫一片？
鄙人强烈建议，职务越高的官员，应以其愈多的资产购买国家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为国家福利事业、体育事业多作贡献，顺便为其本人中一些大奖，造福子孙后代。
鄙人强烈建议，职务越高的官员，愈不应坐飞机，中奖几率实在太高，不仅其本人十有*去见大胡子老外，还害得同机广大老百姓遭殃矣。
五论屡见不爽的“别有用心”。旧城指挥部在被迫承认名单真实之下，又大义凛然的对爆料者喷出了“别有用心”一词，终于安然的落入了鄙人的意料之中，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今这年头，没事儿去揭贵恙的，大约就是“别有用心”了。 “别有用心”的永远是“一小撮”，是一锅大米饭中的一粒老鼠屎，破坏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千夫所指，罪不可赦。
我判断，四个月前，项永礼告诫我，不要掺和章玉兰别的事，也就是说，应该是正常工作之外的事，安置门自然也是工作之外的事，我算是掺和进去了吗？我给章玉兰通风报信，第一时间把网络上关于事件的最新进展打印出来拿给她，如此而已。想到这里，我就放轻松了，这应该不算个事，项永礼指的“别的事”，肯定不是这档子事。
第十二章 我是许为义（12）
如果不是这件事，那么又会是什么事，是章玉兰局长在市纪委那里留下某个深刻印象了？应该与我无关，可是如果章玉兰局长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敢再想下去，心头充满了对今天晚上与项永礼见面的无比渴望。
事实上，我不可能撇开章玉兰，专心致志干手头的活。我想起了去年春节假期我们几个人在金先市外滩老鹰海鲜城的一幕幕，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关于“圈子”的探讨，先是朱克山肯定了卫合川还是我们同学圈子里的人，他当时大概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大家是一条绳子上的蚱蜢。
是的，我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和章玉兰系在了一条绳子上，我们都是蚱蜢，可怜的蚱蜢。其实不管我自己怎么想，局内的干部们已经把我视为章玉兰这个圈子里的人了。
章玉兰自然是这个圈子的核心，这个圈子没有二号人物（几乎每个局领导都自成一个核心），只有我这样的众多三号人物，主要是她直接分管处室的一帮人，包括个别非她直接分管处室的人，比如周武功，比如高宗明。但是我觉得高宗明和周武功有所不同，高宗明作为办公室主任，是自然倾向于一把手，表面上与他的分管领导王中法基本上还是可以相处的。
其他局领导也一样，圈子里并不一定就是他分管处室里的人，但以分管处室里的人居多，往往在长期的工作联系中形成了共同利益体，我发觉王中法与冷英德就几乎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我听到关于他们的一些传闻，这个圈子里还包括赵生民、夏伊蔓，但是好象没有谁把村姑路海林划进去，这其中的奥秘我不太懂。
周武功看见我就称老弟，好象他是我哥一样，他蹲过拘留所，挨了纪律处分，局里妇孺皆知，我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提这个事，尽管出于纯粹的好奇心，我很想知道拘留所里是什么样子，大家在里面是怎么打发时间的，但我不能主动问他这个，否则不是欠扁嘛。
倒是周武功自己主动与我提到了这事，每次他过来找章玉兰汇报工作，等她办公室的人出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就在我的办公室与我瞎扯一通，害得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应付他。
他以亲切的口吻与我说，老弟，跟了章局是你一辈子的福气，如果我们换个位置，我很愿意为章局好好服侍几年。
我知道章玉兰平时对周武功不薄，就我的感觉，这个“不薄”，主要体现在称呼上，处长们隐约反映章玉兰一直“尊敬”地称呼中层干部为某某处长，处长们表示授受不起嘛，章玉兰就有意无意地在公开场合对一部分处长直呼其名了，周武功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不管周武功本人在不在场，章玉兰提到周武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武功”、“武功”的称呼了，羡煞一大批处长，周武功醉驾出事后，章玉兰对他的称呼并没有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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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是许为义（13）
周武功没有跟我具体描绘拘留所里的情形，由于郑伟宝按照市纪委关于开展警示教育的要求，带领一部分处长参观过嘉州监狱，周武功也在其中，周武功就比较了一番监狱和拘留所的区别，区别大致包括：
服刑的犯人要穿统一号服，拘留所里的人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狱警就是犯人的爹，拘留所里的管教人员和被拘留人员则相对平等；犯人要严格遵循统一的作息时间，被拘留人员则相对自由，看书洗衣服拖地板人家还表扬你。
既然周武功说我跟了章玉兰是我一辈子的福气，出于维护主子威信的角度，我对周武功委婉地表达了在他被拘留和处分一事上，章玉兰为什么无能为力，总的意思是，她不是不想帮，是确实帮不了。
嘿嘿，嘿嘿，周武功说，章局怎么可能对我见死不救呢，你老弟不知道罢了。
我把这话理解为章玉兰仅仅给他一个最轻的党内警告处分，我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市纪委文件规定如此。
嘿嘿，嘿嘿，周武功还是那幅嘴脸，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小子开车小心点，我在财税局几十年，你是唯一的一个局长秘书，在文秘科科长位置上就有公车开的。
我感谢高宗明对我的照顾，尽管现在看来，也就是提早几个月使用上公车了，上下班再也不用挤公交车。好象高宗明知道我做了章玉兰秘书一年不到，就会提办公室副主任一样。办公室负责全局公车的分配使用，其他处室副职不一定用得上公车，但办公室副主任历来都有公车可支配。
高宗明说，相对于掌管资金的财政处室和地税基层分局，我们办公室是一个清水衙门，唯一能占点便宜的，也就是给自己人先解决出行问题了，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说，不仅要感谢高主任，同样要感谢周处长，不是周处长的照顾，我也不会那么早就有车用了。
我说的是实话，我现在用的车是一个处长提前淘汰下来的，那个处长换上了新车，是要行政政法处审批的，就跟别的局购置新车一样，要财政局的相关处室先审批，再交由市政府采购办去采购。当然，事情都是高宗明一手策划的。
老弟的事就是我周某人的事，周武功突然看了看对面章玉兰的办公室，见没人出来，放低了声音对我说，老弟，你最要感谢的，是章局，章局特意为这事跟我提过的。
我想不到还有这一层，章玉兰好象不知道这回事，从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我很想知道，是高宗明主动向章玉兰汇报，要给我配车（高宗明的确跟我提过，说他要向章局汇报，把我的用车问题解决了），还是章玉兰先有了这个意思，再交代下去，我倾向于前者。
但是，我没有问周武功，他可能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何况我问得多了，显得自己没有悟性。
我去高宗明家里，几年来唯一的一次，就是去年三月份，章玉兰已经被市人大决定任命为市财政局局长，但还没有到任的时候，赵生民已确定要去谷地县局挂职，我虽然是文秘科副科长，而且在金先市时，已在朱克山的安排下与章玉兰长谈了一个晚上，但是我心里还是没有底，但我这次面临的境况与任光东走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我是听天由命，懵里懵懂之际，任光东手里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赵生民手里。
第十二章 我是许为义（14）
现在看来，即使没有我去高宗明家里这一趟，我也很可能做上章玉兰的秘书，我不清楚章玉兰在此事上有没有征求高宗明的意见，他的意见在她心里占多少分量，但是，从高宗明主动向章玉兰提议给我安排车辆这事看，我有意识地走近高宗明，已得到了切实的回报。
实际上，除了工作上兢兢业业，我对高宗明的“付出”实在不多。当我下决心去一趟高宗明家里时，该带上什么东西却让我犯了难，决不能空手去，这是肯定的，毕竟是到领导家里去，问题是带什么好。
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落伍，工作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去过一次领导家，不要说年关的送礼活动，就是哪位领导让我送一份材料到他家的机会都没有，可见领导们都是把自己的门护得好好的，不是自己人决不能让其进家门。现在我才体会到一些书上说的送礼的艰辛和刻意是何滋味。送礼者可谓是绞尽脑汁。
给领导送礼，如果你送轻了，比如说送两根香蕉、三个苹果、四个橘子、五颗葡萄，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诚意，送重了，象我等人物不仅送不起，又容易给领导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我看到一本书上说，小礼要大，大礼要小。话说得轻巧，关键是实践中具体如何把握。从我的实际出发，最理想的是我送出去的礼物，高宗明喜欢，容易收，又花不了我多少钱，但最重要的是，要把我的心意传达到位，比如让高宗明明白，并且接受我的想法，赞同我的想法：我，许为义，是新局长秘书的最合适人选。
书上说（书上说的未必就不对嘛，学透理论，再结合实践），送礼要出奇出新。问题又来了，怎样做才能做到出奇制胜。我不免责怪起高宗明，为什么平时就不稍稍提示提示呢，害得你的手下人苦思冥想，脑细胞死了不少。
如果送礼对象明码标价，倒省了送礼者不少心思，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见机行事即可。如早已落马的黑龙江省某市市委书记马某，是一个典型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官员，市场经济追求参与双方的“双赢”，马某就是“买官卖官——双赢”的忠实实践者，民间流传，仕途上有求于他的下层官员，10万挂个号，20万发个文，30万报个到，超市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马某被双规后，该市官场人心惶惶，老百姓戏言，马某被双规后，比在位时更加厉害了，想让谁下就让谁下，一句话的事，比起当初要把人家任起来，需要走一套严格程序而言，马某的威风不仅犹存，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象“买官卖官——双赢”之类的官场套话还有很多，比如：跑官卖官——竞争上岗；官员豪赌——盘活国有资产；官员“公”嫖——刺激消费；贪污受贿——扩大内需；官匪勾结——强强联合；公款消费——假日经济；下岗当三陪——再就业；开发区变红灯区——与国际接轨……
第十二章 我是许为义（15）
都怪刁民们吃饱了没事干就专门搞这种下三烂的东西，严重败坏人民公仆形象，如果豫剧中那个清正不阿的七品芝麻官还在就好了，“来者何人，为何私闯公堂？”，不由分说，屁股上先打上五十杀威棒，再论是非。
给市委书记马某送礼的人，多半并不会自掏腰包，即使暂时自掏腰包，也会象古代的买官者，加倍偿还自身损失，不过古代是朝廷卖官，或者说国家卖官，收入是收归国库的，尽管那国库也可以说归皇帝一家所有，但现在的卖官收入却进入了卖官者不同个人的腰包。
不论谁卖官，后果都是一样的，《太平御览》总结出：“鬻官者，欲民之死”，也就是说，买官卖官，是要把老百姓逼上死路的，闹不好是要揭竿而起，逼上梁山的。
所以，送礼经济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用公家的钱送礼，再用公家的权还礼的怪异之物。送礼，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
当然，单纯把送礼理解为下级向上级送礼，就未免狭隘了，物理学告诉我们，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既有基层官员、职能部门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纯粹的经商者，他们专门跑领导机关、垄断行业的决策机关及其机关领导和重要卡口的办事员，有的为公，有的为私，有的公私兼顾；也有各级官员组成的送礼队伍，他们下基层、下乡、下工厂、下社区慰问基层单位、干部职工和群众，特别是元旦后春节前这段时间，由上而下的送礼非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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