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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食客的嘴巴(2)
我爸爸抄起一只碗“砰”地摔在地上。
有很长一段时间郭县长没有到我们家来,我爸爸说他到乡下的一所卫生院蹲点去了。那个卫生院里有一对男女医生搞不正当的关系,大伙儿反映强烈,告到了县里,郭县长亲自出马去做处理。
我爸爸在这段时间没日没夜写他的剧本,剧本反映一个大城市下放农村的女知青,全心全意当赤脚医生的故事,名字叫《赤脚红医》。我爸爸想一鸣惊人。
半年以后,郭县长又到我们家来了,他吃酒的时候有滋有味地把他在乡下卫生院搞的运动述说了一遍,他怎样捉奸,怎样批斗那对男女。他说男的给女的写了一摞情书,恶心得让人没法看,其中有一封情书写着:“芬、芬、芬、我的芬啊!”女医生叫芬。
郭县长很快又升为县委书记。我爸爸的剧本《赤脚红医》得到他的高度评价,在小城一演再演。我爸爸因此成为党员。不久,我爸爸的科室里安排进去一位30多岁的老姑娘,原是县郊的一位农民,郭书记亲自批准她到医院当护理员,国家正式工人。据说郭书记也是在医院治病时认识她的,她妈妈也治病。可我爸爸从来也没在意过这个老姑娘,人们就私下议论郭书记与她有染。
第二张脸谱是医院赵院长,我爸爸跟他拉上关系是在写出了剧本《赤脚红医》以后,赵院长的夫人米玉兰在县剧团当团长,这是个有文化有风韵的女人,一头黑色的短发用两根卡子别在耳后,走路仰脸朝天。我妈妈见过她第一面就跟我爸爸说:“抬头老婆低头汉,这女人不好对付。”我们那个地方有个私下的约定俗成:女人走路仰面朝天,男人走路低头看脚,都是不好对付的人物。
米玉兰当团长的剧团,演员几乎都是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天津知青占了剧团的一大半。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北方乡村与土块石块打了一年半载的交道,凭着自己吹拉弹唱的技能和特长被招工到县剧团。
米玉兰的家成了剧团知青的客栈,几个女演员平素休息时就到米玉兰家。有次我父亲因为调整几句台词到处找《赤脚红医》的女主角安平,剧团的人说找她你必须到米团长家找。我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去赵院长家,父亲虽然想一鸣惊人,想在官场弄个一官半职,但他仍然属于知识分子,不擅长与官员打交道。但因为父亲剧本的影响,赵院长每次见到父亲都客气地微笑。
黄启蒙站在赵院长家门口,不,是米团长家门口。他的心有点紧张,怦怦的跳动就像有只小兔乱跑。“赵院长”他喊了一声,屋里没人应,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黄启蒙站在门外,忽然感到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烤烧着双颊。他挥手擦了一把脸,又喊:“米团长!”这回他的嗓音提高了8度。一会儿,屋里有了响动,门开了,是安平。安平穿着半截裤头出现在黄启蒙面前,黄启蒙一愣,安平也一愣。黄启蒙惊异的表情显然是觉得安平在赵院长家不该穿这样的裤头,安平没想到编剧会为了几句台词跑到团长家找她,安平不自然地笑了笑,就跑进米团长的卧室拿衣服,米团长和赵院长都在床上偎着,见了黄启蒙,两人赶紧下床走到外间屋。他们让黄启蒙坐,黄启蒙就坐在一张凳子上,把找安平的意图说了一遍。安平穿好外衣,就跟黄启蒙回到剧团。
以后,黄启蒙因为台词的临时更换又到米团长家几次,他发现剧团的女演员有一半人在米团长家都是安平那样随意的穿着,他心里很不舒服。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走动亲近起来的,我爸爸几次登门,竟和赵院长的关系密切起来。偶尔他还到我家吃饭喝酒。待《赤脚红医》红遍省城,我爸爸又回医院重操手术刀的时候,他又取代了那位曾专过他政的队长而当了科室主任。
我爸爸当了主任那天,满脸堆满了灿烂的笑容,他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百货公司,是县城最大的商场,他给松儿买了一只气球,给我买了一只钢笔。气球上画了一只大熊猫,气球膨胀起来就显出了熊猫的脸,松儿从未见过熊猫,吓得哇哇大哭。
不久,我们家的气氛又紧张起来,爸爸妈妈几乎整天不回家。晚上回来时,我和松儿已经蒙被睡着了。我被他们窃窃的私语声惊醒,我听见爸爸说:“赵院长出事了,有人告他*剧团的女演员。”随后我爸爸说出一串名字。
我跟着数起来,正好10个。我还不懂什么是*,但从爸爸的口气中,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妈妈说:“米团长呢?她什么态度?”
我爸爸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是米团长同意他这么做的。”
“真的?……”
我妈妈的一声惊呼把我吓了一跳,我感到小便都要流出来了。
我爸爸说县委已经派工作队调查赵院长了,从他的抽屉里翻出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一首诗,其中有句:花天酒地好生活。
我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这都怪那些婊子亲自送上门啊,*不撅腚,公狗不上前。”
我忽然用被子塞住了耳朵,我觉得妈妈说的话不堪入耳。
第二十二章 少女时代的开端
杜小兰喊蓉儿穿衣服,蓉儿翻个身,又睡去了。杜小兰就掀了蓉儿的被子吼:“睡得像死狗一样,还不快起来,一会儿我们捞不到稀糟了。”
蓉儿这才从酣睡中惊醒,她一边抠眼屎一边穿衣服。
酒厂在大洋桥的北端,这是县城唯一一座洋溢现代生产气息的工厂。厂门口一辆又一辆送薯干儿的汽车排成长队,给单调闭塞的县城平添了生机和繁华。稀糟是酒厂的废弃物,属于酒糟的副制品,它沤在一个大池子里,人们站在池边一勺一勺地舀,滤干净污水,装进麻袋或水桶中,再用推车运回家喂猪。这类活一般是县郊的农民或城里的家庭妇女干,她们平时没有工作,喂上几头猪,也就打发了无所事事的日子。掏一次稀糟5角钱,是猪一个月的口粮。每到月初和月尾,杜小兰都要拉着蓉儿去酒厂掏稀糟,那辆能装两麻袋稀糟的双轮车必须由蓉儿在前边拉纤。稀糟便宜价廉,猪又爱吃,每天早晨酒厂门口就像喧闹的街市,天不亮人就排起了长队。杜小兰每次掏稀糟都选择星期天早晨,这个法定的休息日成了她从从容容掏稀糟干家务的日子,蓉儿也成了她的贴身随从,蓉儿不敢说不去,也没有不去的办法。
蓉儿边穿鞋边看杜小兰,杜小兰正在换一件帆布工作服,天还没亮,屋里晃着幽幽的灯光。蓉儿在昏暗的灯光里发现妈妈的脸色很不好看,就像生长的树干一样已经有了苍老的皱纹。她忍不住说:“妈妈,你为啥要去掏稀糟啊,你是医生,干这活也不怕人家笑你?”
杜小兰回头看了一眼蓉儿,她想不到平日少言寡语的蓉儿竟说出这样的话,她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不满地说:“人勤有饭吃,狗勤有屎吃。靠双手挣饭,怕谁笑话?我还要笑话他呢,好吃懒做的家伙。”
蓉儿再也不吭声了,她跟着杜小兰出门,拉起搭在双轮车前边的绳子,一路小跑着颠起来。
杜小兰在后边使劲推车把,不住地催蓉儿,“快,快点,天一亮我们就抢不上位子了。”
蓉儿于是在前边跑得更快,就像一只小毛驴,嗒嗒不停地踏响节奏。
穿过大洋桥,到了酒厂门口蓉儿忽然感到肚子痛,她就捂住肚子蹲在地上。杜小兰忙着挤上前去开票交钱,等她回来找蓉儿,门已经关了。一群人呼呼啦啦的往厂里挤,杜小兰和蓉儿不由分说就被挤进厂里,钉牢在池边。
杜小兰从双轮车上拎起麻袋和勺子,勺子如一只铁锅,颈上安了一根长的木把,站在池边将勺子伸进池子里,一勺一勺的把稀糟掏进麻袋,蓉儿在池边撑着麻袋,麻袋越来越重,蓉儿的胳膊一会儿就酸起来,再加上肚子疼,蓉儿又蹲在地上。杜小兰正好舀了一勺稀糟准备往麻袋里倒,她的大铁勺在半空抖动,寻找麻袋的嘴巴。这时她看见蓉儿蹲在地上,杜小兰的脑门一下子着起火来,“蓉儿,快撑麻袋,要想摆谱不受累,投生个好人家!”
蓉儿感到肚子和腰扭在了一起,有两条毒蛇在吐信子打架,她的额上渗出了一层虚汗。她听见杜小兰的喊声后于是艰难地站了起来,伸出双手撑起麻袋口,当杜小兰将那勺稀糟倒进麻袋的时候,蓉儿忽然发现妈妈此刻就像一只忙碌的乌鸦,在污浊的池畔跳着不可思议的舞蹈。
两麻袋稀糟终于掏满了,杜小兰已是一身汗水。太阳也升起老高了,杜小兰将麻袋口扎紧,又喊蓉儿跟她一起搬到车上,然后赶路。
车推到大洋桥上,杜小兰跟一个迎面过来的女人讲话,女人年龄不大,梳齐耳短发,一件毛蓝色的制服上衣,银灰色的裤子,盘带儿黑布鞋,一双白袜子,浑身上下纤尘不染,看上去很干净很舒服,就像刚出水的芙蓉花。
杜小兰跟女人亲热地说话,蓉儿从杜小兰的表情分析,这个女人跟妈妈很熟。
杜小兰让蓉儿喊赵姨,蓉儿喊了一声,脸红起来。她觉得凭妈妈和自己这身脏臭是不配跟这么干净的女人说话的。
赵姨看着蓉儿说:“都快成大姑娘了,差不多赶上你妈妈高了。”
蓉儿把头低下去,不敢再看赵姨。
赵姨走后,蓉儿问妈妈,“她是谁呀?穿得真干净啊!”
杜小兰推起车说:“她是县城名医赵八方的小女儿,30大几了还没成家。赵八方刚解放时就死了,死时花圈排了15里地。这几年说她爸有历史问题,害得赵家三个女儿都没有婚嫁,如今高不成低不就。没有家庭拖累,就往干净打扮呗。”
杜小兰对任何女人的打扮都不屑一顾,她的美感被现实生活切割成了零碎,生孩子,喂猪,洗衣服,做家务。
蓉儿鄙夷地回头看了妈妈一眼,就飞快地拉车跑起来。
到了家,蓉儿先上厕所,蓉儿觉得屎已经顺着肛门流出来了,她蹲在厕所里,用报纸擦着*,蓉儿看到了一片红色的东西,是血,是蓉儿体内的血。蓉儿“啊呀”一声拎起裤子就往屋里跑,蓉儿心慌地告诉妈妈她拉血了。
杜小兰一惊,继而笑起来,她走进屋低声对黄启蒙说:“蓉儿来月经了。”然后她拿出一块洁白的卫生棉递给蓉儿,要蓉儿垫在裤头上。
夜晚,蓉儿躺在炕上,一束月光泄在她的枕前。想到自己少女时代的开端竟伴着污浊的稀糟,她委屈得想哭。
第二十三章 两性面孔(1)
我和赵姨的缘分是从大洋桥上开始的,后来妈妈晚上寂寞得无聊就带我到赵姨家玩,那是一截很长的路,从县城的东边一直走到西边。
赵姨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这座院子比我们那个院子还大,妈妈告诉我这是赵姨的父亲赵八方留下的家产,解放后被政府没收了。
我跟在妈妈的身后,看院里一间又一间的房子,房子很高,脊背高高隆起,像一只卧着的恐龙。玻璃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使房前的路有了一点行走的光线,走到院子的尽头,迎面一间低矮的平房,赵姨住在里面。
赵姨正躺在炕上,确切地说是趴在炕上。一位个子不高、梳分头的男人给她捶后背。
我和妈妈进屋后,赵姨坐了起来,男人随即也跳下炕。赵姨冲着那男人说:“猎春,倒点开水。”
那个叫猎春的男人就用搪瓷缸给我和妈妈各倒了半杯水,水冒着热气。我接过缸子的时候,特意看了这个叫猎春的男人一眼,心里挺不舒服地想:怎么叫个女人的名字啊?!
妈妈坐在炕沿上,跟赵姨扯了一些闲话,天南地北的,东家西家的,妈妈说得兴奋快活,我好像从来也没见过她这么愉快的表情,她终日操劳苦累奔波地生活,唯有这个清闲时刻属于自己。
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她们闲聊。赵姨有个姐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姐夫在驻非洲某国家大使馆工作。
我妈妈问:“非洲人很野吧?”
赵姨说:“听我姐姐讲,那里的女人很厉害。她要是看上你了,就不停地追你。我姐夫的大使馆附近有个非洲女人看上我姐夫了,天天晚上到使馆附近吹口琴,我姐夫吓得天一黑就猫在屋里不敢露面,那个黑人女人急得直敲窗子,有次把玻璃都敲碎了。……”
我入神地听着,眼睛时不时偷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