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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张力显然远远不及前者。
在艺术展上，某位资深的艺术批评家如此说道：“每件作品都有它的具体意思，
但重要的是要让观众一下子便被这种意思所击倒，现在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的观点或许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感受。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装置
艺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同样有理由要求这些进入他们目击
之眼的艺术品除了颠覆了他们的传统艺术观念，还应提供给他们更多的东西。
消失的声音和膨胀的声音
很多声音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正悄悄地消失，那些不敏感的、或者没有这方面
知觉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些声音的存在。
与此同时，很多声音却又在我们的感觉系统中突然地出现，它们甚至出现在我
们的知觉系统中，如果你是一个对城市生活和这生活背后的密码有着特别想象力的
人。在一边的消失和另一边增长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文化权力的转移和
替换。
就声音的消失而言，我想，我们其实应该讨论的是曾经占据着社会文化权力中
心的那些声音——比如文学的声音、哲学的声音、批判的声音在这个时代消失这样
重大的问题，但我想，主专家们来讨论这一问题将是更为适宜的事情，而我们能够
做的是在都市文化这一层面上（也就是大众的、世俗的文化层面上）来目击和解析
城市声音的消隐和喧哗。
让我们先从卡拉OK谈起。
将近有着十年的历史，由我们的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所输入的这个电声玩意儿，
它成了中国青年们的图腾。那个时候，你在中国大陆的每一座城市中，都会听见卡
拉OK发出的混响，与此同时，在这些混响的背后，是整个中国一代细小族的那种有
时迷乱、有时清晰的情感。
技术崇拜或许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更正确点说，那个时候人们崇拜的并
不是技术而是由技术支撑着的人，比如从一开始的齐秦、姜育恒、钟镇涛，到后来
的王杰、赵传、童安格，以及再后来的四大大王等等等等，他们身上闪烁着的光芒
无一不投射在中国青年们的瞳仁里，他们的声音也持久地响彻在中国青年们的灵魂
中。如果今天我们重新回首往事，我们很容易便会想起“大约在冬季”、“跟往事
干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些歌曲是怎样强烈地攫取着人们的心灵，而“安
妮”、“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让生命等候”这些歌曲又是怎样地催眠着人
们的感情。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是藉着歌声来传递他们内心
中的信息，同时，藉着歌声来与一个刚刚开始苏醒的社会进行沟通。
解放，某种意义上就是从声音开始的，对一个被禁锢了许久的社会来说，它首
先需要松弛的便是自己的声带，在最初，还有什么比清清喉咙更能振奋自己的精神
呢。同时，我们几乎立刻便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权力的转换已经完成，流行
歌曲控制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港台歌星作为一种特别的象征，他们替代了曾经占领
社会文化权力中心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哲学家，他们象征着一个与以前完全不
同的新时代，在广大的年轻一代的眼里，他们是时代之船的镇舱石，虽说并不是每
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这么认为。
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摇滚音乐的古怪东西，它攫取了为数不多但极有爆发力的
一些青年男女，他们也许还来不及去分辨什么叫做布鲁斯，什么叫做蓝调，什么叫
做爵士，便跟着那个穿着一身黄军服、头扎红布条的崔健一起狂热地呐喊“新长征
路上的摇滚”，要不便是聚集在并不怎样的音响周围，任凭邦·乔维小子摇撼着他
们有时脆弱、有时强悍的灵魂。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家伙，几乎总是
以不屑一顾的心情来看待流行音乐的爱好者，他们过于自我地认定全部的港台歌曲
只不过是一条缠绕在娘娘腔男人脖子上的同样滑溜溜的丝围巾，只有在摇滚音乐的
节奏中，方能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方式。
时间淘汰了许多偏见和偏激，在今天，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去关注当年一度有过
的流行音乐与摇滚音乐之间的对立和不屑，我们全体都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便
是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摇滚音乐，作为声音的一部分，它们在特殊的时刻都扮演过
特殊的角色，都在文化权力的转移、更替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作用。这在未来的城
市文化历史的撰写中，将会是非常有趣的一笔，因为它有力地说明了一座伟大的城
市在其吐故纳新的过程中，曾经由何处开始走出了第一步。
同样富有深意的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喧哗了多年的卡拉OK正在完全地沉默下
去，无论在大众化的卡拉OK歌舞厅还是KTV包房，我们都发现一派寂然无声、人影寥
落的景象，当代的中国青年不再以港台、欧美的流行歌星摇滚歌星作为自己生命中
的必需、感情中的必然，他们寻找着新的人生偶像，寻找着新的感情慰藉的对象，
他们不再以声音的表达作为心灵倾诉的唯一方法。摇滚音乐的彻底沉默也是我们感
知的一个基本事实，曾经出挑过一时的崔健而今消失不见了，黑豹、唐朝也一如过
眼烟云，很难听到他们的声恩，至于那些二三流的摇滚歌星摇滚歌手此时大概多半
龟缩在豪华的宾馆之中，正在为了脑满肠肥的成功人士作着他们骨瘦如柴的表演。
偶尔，我们能够在郑钧之辈的呐喊声中听到一些过去时代的悠远回响，当然还有张
楚、还有何勇等等等等。
从声音的膨胀到声音的消隐，城市就这样将它发展的曲线作了一次勾勒。
新声音的产生却在旧声音的归隐之后接踵而至。
主持人的声音一下子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这之前，也就是当流行歌星和摇
滚歌手成为时代象征的时候，电台和电视台的大大小小的主持人们在一边开始了成
为城市新偶像的历程，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个历程＃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们
立刻便从社会的非主流位置转换到了主流的位置，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的图腾。
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对他们的迷恋与对歌星、歌手的迷恋看不出有多少的差别，
换言之，这两个人群其实可以归并到一个人群，他们在广义上部是开放时代的幸运
儿，也是消费时代的衍生物。他们就像追逐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那样地追逐
着不同节目、不同类型的主持人，他们会在电台的门口苦苦地等待几天几夜，他们
也会在某个重要的时刻将一筐苹果、一束百合花、一本精美画册及时传递到他们心
仪的电视台、电台主持人的手上，他们更会长久地将自己内心中的苦恼、不安、感
伤一一地通过书信这种传统的方式与主持人进行逼迫式的沟通。与此同时，城市的
大小主持人也在尽情地发挥着自己，他们在谈话类、专题类、社教类、游戏类、搞
笑类等等的节日中将一个新世界的基本图形描绘给了人们，从而引领着城市的迷途
羔羊、心灵幽闭症患者以及渴望吮吸新时代乳汁的小男女们一同走向他们共同认定
的美好世界、欢乐境界。
主持人成为今天这个时代新偶像的另外一些例证便是：在最大众的层面上，有
关他们的书籍成了人们最抢手的东西（我们不是惊讶地目击着杨澜、赵忠祥等人的
自传风靡着大半个中国吗）；有关他们的节目成了人们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我们不
是既听见了对境界独特的水钧益先生主持风格的讨论、又听到了对富有激情的唐蒙
先生主持艺术的争论么），虽说至今为上我们还没有得到如同美国的克朗凯特那样
对全体人民产生深刻影响的主持人，然而，在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在某个年轻而又
狂热的发烧友的眼睛里，这样的主持人早已产生。在这同时，还有一些更为细微的
声息也在勾勒着新世纪的图形，只不过由于种种的原因，它们还没有被广大的男女
所知晓，那就是电脑发烧友在深夜上网时发出的声响。
这种声响就其意义而言，我想它可媲美于任何已有的自然和人工所发出的声音，
因为在这样的声响背后，我们不仅目击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为惊心动魄的发
明对人类自身的压力，我们还看见了一些被叫做网虫而我们并没有认识得很清楚的
人们正突儿地成长着，此外，我们还逐渐地明白了我们有过的人文历史立刻将被那
张闪闪发亮的光盘所颠覆，用那个叫做尼葛洛庞蒂的美国佬的话来说，计算机不再
是计算的问题，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
也许很多人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同样不会在乎今日主持人在这座城市中
的地位和分量。以他们的观点来看，社会文化权力掌握在主持人的手中不仅是时代
的一种误解，还是时代的一种错误。因为，即使以最优秀的主持人作为标准，他们
都无法代表社会文化中的最精英的层面，更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究其实不过是现代
科学、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联姻之后的产物，他们本身对时代精神就缺乏着洞察和
理解，他们又怎么能够去引领他人的前行呢？至于那些网虫们就更不在话下了，在
今日的社会文化权力的更替与交接中，他们只是非主流中的一个小角色，他们的地
位至多相当于当年的摇滚歌手，以亚文化的可疑面目远远地呆在一边，他们能给这
个时代作些小小的注解就不错了。
这种观点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成立的呢？我们不知，但我们明白这种观点的存在
本身便是对城市声音的此消彼长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说明，说明了在某些声音的消失
之后另外一些声音在这个时代里发生着作用。
我以卡拉OK、摇滚音乐的迅速退出城市生活与城市节目主持人、电脑网虫们的
有力崛起来描述、解析声音的消退和膨胀。我想，我们远远没有认识清楚我们的时
代和我们的城市，没有认识清楚它的变化、它的发展、它的停顿、它的逗留，我们
需要钥匙来打开时代和城市的大门，来破解大门背后的密码。
对城市声音的描述和解析可以看作是寻找钥匙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真的会
让我们找到这把钥匙吗？这把钥匙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章
？新状态批评：肉体不会理想
小情调：被滥用的社会意识
如同我们早就看到的那样，情调主义不仅继续收割着它的胜利果实，它还在继
续地扩张着它的地盘，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通过“速递”、“上门服务”而如期而
至的鲜花、水果花篮以及其他与情调有关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是“送上门
的情调”。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情调主义在这座城市的蔓延和扩张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从
历史传统而言，情调主义早就是城市的主流意识之一。我们不是早就听说了发生在
和平饭店底楼爵士乐队中的故事吗？我们不也早就耳闻了流传在红房子之中的传奇
吗？今天的上海人更是将情调辅展于生活的每个领域中，他们将带着充分怀旧意味
的壁炉放进了家中（虽说这壁炉永远不会冒烟），他们使屋子的每一处都带上了浓
郁的原木风格（虽说水曲柳的贴面本身也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他们还把家中的大
阳台做成了一个荟集着海水鱼、人工草地和白色座椅的阳光屋（虽说这种阳光屋以
迈阿密的标准来看显得十二分的牵强附会）。城市生活日益地显出它精雅的特点，
也显出上海的特点，它传承了自上一世纪就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座城市生活方式中的
若干魂魄，它又汲取了这个世纪末期域外的生活模式中的若干精粹，可以这么说，
它正表达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那种“形而下”层面里的意义。这一切非
常正常，这一切有着它存在的充分理由，要小心的只是情调主义的滥用以及这样的
滥用最终将导致它不幸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导意识。
我在这么言说时有着充分的根据。翻开每一份杂志，你都不难看到情调主义信
徒的热狂宣扬；打开每一份报纸，你都不难读到情调主义自我的“恋人絮语”，当
然在电子媒体里你同样将“声情并茂”地接受着有关情调主义的无数说法和多种演
绎。与此同时，在“情调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情调”等等的聒噪声中，我们生活
中的一些非常重要东西却被悄悄地置换了。换言之，我们生活中的全部意义似乎就
变成了对情调的把玩或者对情调的品赏，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似乎就是在阳光灿烂
的下午坐在原木铺就的空间里，以“卡巴基诺”的名义追怀那个含糊不清的三十年
代，要不便是在暮色四起的黄昏斜对着人工的壁炉，以“卡鲁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