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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了因法国进攻俄国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局面。乌斯利总结道，“波斯人性格怪癖，他们对所有给予他们的善意都毫无感觉、毫不领情”；波斯人可以轻易地牺牲别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友谊，并且没有丝毫愧疚，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私自大的人”。
英国人对英俄关系的重视让波斯人很失望，他们认为这个曾经坚定的盟友意外地改变了策略。1812年，俄国人携击败拿破仑的余勇穿过高加索山脉突袭波斯，从而引发了英国人和波斯人之间尖锐的相互指责。俄罗斯—波斯战争结束之后，曾经为讨好波斯国王付出极大努力的乌斯利于1813年起草了《古利斯坦条约》（Treaty of Gulistan），将里海西侧绝大部分地区——包括达吉斯坦（Dagestan）、明格雷利亚（Mingrelia）、阿布哈兹（Abkhazia）和特尔宾特（Derbent）——划归俄罗斯。这对波斯人来说无异于背叛行为。
这一严重偏向俄国的条约激起了波斯人的反感，他们将之视为英国人毫无信用、自私自利的表现。波斯大使在写给英国外务大臣卡斯特雷格勋爵（Lord Castlereagh）的信中说道：“我对英国政府的行事深感失望。我信赖与英格兰的伟大友谊，信赖你们支持波斯的坚定承诺。”大使接着写道，“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让我感到彻底失望。”他警告说，“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将有损于英格兰的声誉。”拿破仑进攻的失败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大有用处的盟友，但作为代价，英国人不得不牺牲与波斯的关系。
随着俄罗斯的势力不断扩张，它的国际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欧洲或近东。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地图不同，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东部边境根本不在亚洲，而是在其他地方：北美。俄国人首先穿过白令海，在今天的阿拉斯加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之后沿着加拿大西海岸一路向南修建了定居点，并于19世纪初抵达加利福尼亚索诺玛县（Sonoma County）的罗斯堡（Fort Ross）。这些并非临时的商人，而是永久的移民，他们在那里投资修建港口、仓库甚至是学校。北美沿海地区土生土长的克里奥尔人（Creole）男孩们在学校里学习俄语和其他俄罗斯课程，其中一些人被送到圣彼得堡深造，有时还会被招收进入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巧合的是，沙皇派出皇家公使抵达旧金山湾与西班牙总督商讨物资供应等事宜的那段日子，也正是高尔？乌斯利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之后试探俄国人结盟意向的时刻。
随着俄罗斯以更大的步伐扩张领土，它的野心也愈发膨胀。俄罗斯人对待边境线外那些人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们将南亚人及中亚人视为野蛮人，认为他们需要被教化，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这引发了一场灾难，尤其是在车臣（Chechnya），自大而残忍的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Aleksei Ermolov）将军对当地人施加了令人震惊的暴行。这不仅催生出像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他曾领导了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这样具有号召力的领袖，而且还使得该地区与俄罗斯的恶化关系持续了好几代人。
人们对高加索和大草原的印象十分陈旧，认为那些地区充满了暴力和犯罪。这在诸如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高加索的俘虏》以及米哈伊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的《摇篮曲》等诗篇当中均有体现：后者描绘了一个嗜杀成性的车臣人沿着河岸匍匐前进，手中握着匕首，准备杀死一个小孩。一位政治激进主义者在基辅说道，俄罗斯的西部环绕着“最精致开明”的世界，而它的东部却面对着可怕的愚昧；因此，“与半野蛮人的邻居分享我们的知识”是我们的义务。
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认同这一做法。对于未来几十年中俄罗斯帝国到底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哪里，俄国的知识分子争论不休：是西方优雅的沙龙，还是东方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在皮奥特鲁？察达耶夫（Pyotr Chaadaev）看来，俄罗斯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类大家庭。我们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但是对其他人而言，东方的处女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俄罗斯拥有自己“印度”的机会。欧洲列强不再被视为努力追赶的榜样，而是成了俄罗斯人的竞争对手，他们的优势将受到挑战。
作曲家米哈伊尔？格林卡（Mikhail Glinka）从俄国早期历史和可萨人的生活中为他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寻求灵感。亚历山大？鲍罗丁（Alexander Borodin）也把目光投向东方，他在交响诗《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中勾勒出大草原上商队连绵的远途贸易场景；由他创作的《波罗维茨舞曲》也受到了游牧生活节奏的启发。无论在主题、旋律或乐器使用上是否模仿得当，“东方主义”韵味始终是19世纪俄国古典音乐的一大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进一步提出，俄罗斯不仅应该涉足东方，而且还要拥抱它。19世纪末，他在一篇题为《对我们来说，亚洲是什么？》的著名短文中呼吁，俄罗斯必须从欧洲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写道：在欧洲，我们是小丑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是主人”。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要归功于俄罗斯人的不断成功。在击退了19世纪20年代波斯人的进犯后，俄罗斯又进一步获得了高加索地区的大片土地。受到当地人对叶尔莫洛夫将军的仇恨鼓动（他曾当众吊死女人和儿童），饱受《古利斯坦条约》打击的波斯国王法特赫？阿里（Fat？ ？Alī）于1826年下令进攻俄军据点。结果，叶尔莫洛夫被解除职务，沙皇的军队穿过高加索山口，击溃了波斯人，并在1828年迫使波斯签署了比15年前苛刻得多的条约：更多的土地被割让给俄国，同时还要支付巨额的现金赔款。更令人感到屈辱的是，波斯国王不得不请求沙皇，正式承诺支持他的太子阿巴斯？米尔扎（？Abbās Mīrzā）在他死后继位，因为老国王担心太子可能无法登基，更别说掌控大权了。
不久之后，德黑兰爆发了动乱。1829年2月，人群包围并攻占了俄国大使馆。36岁的公使、著名讽刺小说《聪明误》的作者、对波斯人态度强硬的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Alexander Griboyedov）被杀害，他那还穿着制服的尸体被暴徒们拖着游街。波斯国王得知此事，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俄国发动全面入侵。他派深受他宠爱的孙子向沙皇致歉，并献上将沙皇称为“我们时代的苏莱曼”的诗歌，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宝石之一作为礼物。这颗将近90克拉重的宝石曾被其他红宝石和绿宝石围绕、一同镶嵌在印度多位君主的王冠上，现在则作为换取和平的贡品被送往圣彼得堡，并且幸不辱命：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宣布，这件事情从现在起就会被忘记。
伦敦开始紧张了。刚进入19世纪的时候，英国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波斯，试图对抗拿破仑的威胁和狂妄。然而如今英国人发现自己面临着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对手：威胁更大的是俄罗斯而非法国，前者似乎每天都在朝各个方向扩张。一些人对此早有预见。时任英国驻德黑兰大使的哈福德？琼斯爵士（Sir Harford Jones）指出，英国的政策意味着“将波斯的手脚捆起来送给俄国”。其他人则更为直接。20年代，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内阁中的重要成员埃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写道，英国在亚洲的政策很简单：制约俄国的力量。
这的确令人担心，波斯发生的事变强化了沙皇的力量，并使他成为波斯国王及其政权的保护者。1836年至1837年，为了反对俄罗斯的统治，哈萨克草原爆发了大规模暴动，中断了俄罗斯与中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于是俄国怂恿新任波斯国王对赫拉特采取行动，希望打通一条连接东方的新路线。俄国还向波斯军队提供了军事及后勤援助，以帮助他们达成目标。英国人完全被打蒙了，顿时陷入一片恐慌。
外务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始终警惕地关注着局势的演变。他在1838年春天写道：“俄国和波斯正在阿富汗搞鬼。”尽管那时的他仍然乐观地认为事情很快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然而几周之后，他不得不开始真的担心起来。不列颠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突然变得摇摇欲坠。他在写给密友的信中说，俄国的行动让它“离我们的印度大门有点儿太近了”。一个月后，他又向其他人发出警告：欧洲与印度之间的障碍已经被清除，“入侵帝国领土的道路一片平坦”。事态看起来的确不妙。
英国人紧急派出一支部队占领了哈尔克岛（Kharg），通过转移波斯国王的注意力，成功地替赫拉特解了围。不过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则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英国急于在中亚扶植一个可以信赖的、能确保其统治地位的领导人，于是一头扎进了阿富汗乱成一团的局势当中。在收到报告说该国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u？ammad）接受了俄罗斯使节的合作提议后，英国决定支持他的对手舒贾沙（Shah Shuja），帮助其取得统治权。作为回报，舒贾沙同意英国军队在喀布尔驻防，并承认英国的合作者、强大的旁遮普王公对白沙瓦的吞并。
事情在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英国没费多少力气就控制了奎达（Quetta）、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这些位于商道交会点的地区。但是，外部干涉再一次（而且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为阿富汗境内相互迥异且常常是分裂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庇护。部落、种族和语言上的隔阂被放到一边，当地人对多斯特？穆罕默德汗的支持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同时抛弃了自私自利、不得人心的懦夫舒贾沙，特别是在他发布了看起来是为了讨好英国人而牺牲当地居民利益的政令之后。全国的清真寺都拒绝以舒贾沙的名字来称颂“胡特巴”这一统治者的荣誉称号。没过多久，对英国人以及被认为是亲英分子的人来说，喀布尔已经是个危险之地了。
1841年11月，苏格兰人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在喀布尔遭到伏击身亡。他曾在这一地区广泛游历，因其知名作品和无休止的自我推销而闻名英国。不久之后，英国做出了撤兵退回印度的决定。1842年1月，少将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指挥的撤退队伍在前往贾拉拉巴德（Jalalabad）途中的山口处遭遇攻击，在冬季的雪地里几乎全军覆没，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耻辱和惨痛的记忆之一。只有一人奇迹般地生还——医生威廉？布莱顿（William Brydon）。一本《黑森林》（Blackwood）杂志救了他一命：为了保暖，他把杂志卷起来塞到帽子里，从而抵御了阿富汗砍刀的大部分力量，否则他必死无疑。
英国人在其他地区也企图先发制人、遏制俄国人的势力，但这些努力并不比在阿富汗的更有成效。他们希望同布哈拉的埃米尔（Emir）修好，并在阿富汗以北地区赢得影响力，最终却事与愿违。亚历山大？伯恩斯和其他人将这片地区描绘成一幅民风淳朴的画面，让英国人误以为自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与世隔绝的希瓦（Khiva）、布哈拉和浩罕等中亚汗国，根本无意卷入一场被自私自利的英国人天真地称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游戏。两位英国官员查尔斯？斯托达特（Charles Stoddart）和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上尉于19世纪40年代初来到布哈拉，提出中亚地区英俄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却在一大群狂热的围观者面前惨遭斩首。
第三个来到布哈拉的是一位叫作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的不凡人物。沃尔夫的父亲是一名德国犹太拉比，但他自己却改信了基督教。他曾经被罗马的大学除名，之后又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其导师是一名反犹太主义者，曾因观点过激而被学生们在大街上扔臭鸡蛋。作为一名传教士，沃尔夫最初前往东方是为了寻找遗失的以色列支派。最后，他设法进入布哈拉，试图找到失去音信的两位公使。在这之前，他还给埃米尔写了一封信，让埃米尔不禁猜想这可能是个怪人。信中称：“我，约瑟夫？沃尔夫，著名的基督教犹太人。”“你们要小心了，”信里接着说，“我就要进入布哈拉，对康诺利和斯托达特被处死一事进行调查。但我知道布哈拉居民热情好客，因此并不相信这个谣言。”他很幸运，没有享受到和那两个人一样的待遇，而是被关进监狱并被告知将会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死去。不过最后他还是得到了释放，但他的遭遇和死亡也相差无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