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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独立”并不在英国人要送的礼物清单上。在伊朗和其他地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脱离国外统治和影响力的要求，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强烈。因此，当英帝国的丝绸之路瓦解后，他们也不得不后撤了。
亚洲的军事高压导致了一系列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Dunkirks）。极度混乱的撤退场面为大不列颠的黄金时代画上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句号。当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四处出击时，数十万人逃离了缅甸。那里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一心想回家，于是日本打算趁机进入这块让东京垂涎已久的战略和经济要地。德国在东方的盟友日本很快意识到，眼下是一个大范围扩展其帝国威望的良机。日本军队的推进让许多人饱受折磨，大约有8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当数万人撤退到槟榔屿（Penang）和新加坡后，马来半岛的景象也同样变得十分凄惨。能够在新加坡陷落之前逃离是幸运的。一位及时撤离的未婚女性在几周后写道，英国人撤退时的混乱是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人“永远不能忘记和释怀的”。
即便当欧洲和太平洋战事进入尾声，撤退仍然在继续。在印度，长达三十年的让步和承诺提高了人们对于自治以及彻底独立的期望，现在英国终于作出了完全撤出印度的决定。战争结束时，长达数月的骚乱、反帝国主义示威和罢工使得印度次大陆的北部城市运转陷入了停顿，英国的威望迅速瓦解并且有失控的危险。最初英国人计划在印度施行“阶段性撤退”，顺便也能为穆斯林少数民族提供保护，但终因耗时耗资巨大而被伦敦否决了。于是在1947年初，英国宣布将在6个月内全部撤走，结果却引发了混乱。战后被赶下台的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国会下议院，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如果我们放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陷入动荡和种族屠杀，这难道不是对我们声誉和历史的严重损害吗？”
这些警告显然没有被听进去，大范围的混乱席卷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社区长久的宁静被突发的暴乱打破，那些在城镇和乡村生活了数个世纪的家庭不得不踏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之路。至少有1100万人越过了旁遮普与孟加拉之间的新边界。同时，英国人还设计了详细的撤离计划，尽量保护本国侨民免遭冲突的波及，但这一考虑并不包括当地的原著民。
英国磕磕绊绊地处理着一个又一个类似的危机。为了维持巴勒斯坦微妙的势力平衡，从而保证对海法的炼油厂和港口的控制权、保障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以及建立与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英国采取的措施是试图限制犹太人从欧洲移民到此地。英国的情报机构拟订计划阻止难民船只进入巴勒斯坦，以及谴责貌似强大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阿拉伯恐怖组织。此后，英国还采取了更多的直接手段。
危机出现在1947年夏天，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在法国港口遭到了英国人的侵扰。虽然该船的乘客在抵达巴勒斯坦时已经被拒绝进入，但这艘载有4000多名犹太人的轮船——其中包括孕妇、儿童和许多老人——还是被英国驱逐舰劫持着向东航行。如此对待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在大屠杀中失去的亲人的犹太人，让英国遭遇到了公关危机。很明显，为了维护其海外利益，英国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丝毫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英国对待外约旦（Transjordan）的统治者阿卜杜拉（？Abdullāh）的做法更加荒谬。在该政权于1946年独立后，英国人给予了阿卜杜拉大量关照，并签署了承诺军事支持的秘密协议。阿卜杜拉利用这一承诺着手实施他的边境扩张计划，一旦英国撤出，他将占据整个巴勒斯坦。而英国人则为这一行动开了绿灯，虽然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据称，英国外务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曾经对首相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他们不进入分配给犹太人的区域就好。”就这样，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英国人的撤离又造成了一场大动乱，这有力地证明了欧洲帝国主义的不良影响：1948年的阿以战争（Arab–Israeli War）也许不是英国那些不可告人的政策所直接导致的，但是英军不负责任的撤离却让该地区瞬间陷入了权力真空。
伊拉克的情况也不妙。总理萨利赫？贾巴尔（？āli？ Jabr）在1948年同意将英国对该国空军基地的使用年限延长25年。协议达成的消息引发了罢工和暴乱，最终，愤怒的人群将萨利赫赶下了台。一系列事件使得伊拉克人对英国的怒火由来已久，其中包括二战期间英国对巴格达的占领，以及英国在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过程中显而易见的失败，尤其是伦敦对永久保留在伊拉克的军事据点的企图。严重的农业歉收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粮食短缺使得事态更加恶化。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承认：“伊拉克的国内局势十分危险。”英国政府随即采取行动，“向伊拉克总理做出让步，以帮助后者平息民众的怒气”，包括共享哈巴尼亚空军基地。伦敦的政策制订者称：“伊拉克人应对这一最高级别的合作模式感到高兴”，因为英国人“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提出同样的建议”；获得“高于其他中东国家一等的待遇”的伊拉克人应该感到十分荣幸。
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从本国地下开采出来的石油基本没有给伊拉克带来收益。1950年，该国大约90％的人口还是文盲。这些都要归结于英国人对伊拉克贪得无厌的榨取。例如，当英国打算贷款给伊拉克用于修建和扩建铁路系统时，曾要求伊拉克将财政收入抵押给英国作为担保。如果伊拉克未能偿还贷款，那么当地的油田就将由英国人接管——就像19世纪英国在攫取苏伊士运河这一关键贸易渠道时所做的那样。如今，英国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他们已经花掉了全部的政治资本，而且没有人会再相信他们。人们对英国的戒心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像中东反蝗虫联盟（Middle East Anti…Locust Unit，MEALU）这样成立于战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机构都被解散了，大批对消灭害虫和保障食物供应作出贡献的技术专家遭遇遣散。中东地区国家显示了它们的力量，并且站到了西方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复兴。打败德国之后，斯大林在战争初期曾经是希特勒的盟友这一污点迅速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胜利与成功的故事。1917年的革命未能实现马克思及其学说所预言的全球改造，然而在三十年后，似乎到了共产主义席卷全世界并统治亚洲的时候了，就像伊斯兰曾经在7世纪时那样。在中国，平等、公正以及最重要的土地改革使当地的共产党受到了人民的拥护，使他们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并最终将后者彻底赶出大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地方，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政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力量。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使战争的恐怖达到顶峰，许多人接受了与原来截然相反的、更为和谐的理念，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曾经为原子弹计划工作的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之间相继爆发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并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事实也使很多人幡然醒悟。
在1946年春天的一次被全世界广泛报道的演说中，斯大林精明地进一步鼓动这些苗头。他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缺陷”导致的。该演说是一份声明：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这个世界太长时间，并且要为20世纪的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杀戮和仇恨负责；共产主义是取代这一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危险的政治体系的合理选择。它是一个新的体系，更多地强调共识而非差异，并用平等取代阶级。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诱人的想象，而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不久前，丘吉尔曾想拿位于苏联西部边境国家的未来冒险。在雅尔塔就战后世界秩序进行协商之后，丘吉尔对一位年轻的幕僚说：“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以为他能够信任希特勒，结果他错了。但是我不认为我看错了斯大林。”张伯伦确实是错了，但丘吉尔也错了，而且他很快就承认了。他在1946年3月5日密苏里州富尔顿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道：“没有人知道苏联将要做什么。”苏联的指导思想是扩张性的，而且是狂热的，这意味着对西方的威胁；“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Trieste），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世界中心地区的命运悬而未决。伊朗是其中的关键。美国的战略家们相信，苏联想要完全控制伊朗，一方面是因为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海军基地以及其处于国际航空网络中心的地理位置。为了让伊朗政府将北部油田的特许开采权交给美国，美国大使保证，假如苏联对该授权协议表示强烈抗议并派出军队进入伊朗，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将为伊朗提供军事援助。
1946年夏天，伊朗全境爆发罢工，局势升级。德黑兰街头充斥着传播各种谣言和反谣言的小道消息，伊朗的未来岌岌可危。尽管英国拼命要保护它的资产，但是它痛苦地意识到它对一些关键的事务已经无能为力。情报机关沮丧地指出，苏联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报告还描述了详细的侵略计划，其中包括了关于强大的、作为进攻核心力量的苏联装甲和摩托化部队的资料。据该报告还称，苏联总参谋部对占领摩苏尔信心十足，并且准备在伊朗国王被推翻后组建一个“伊朗人民政府”。英国人判断，旧政权的领导层将被贴上“卖国贼和通敌者”的标签并遭到清算。苏联伞兵已经准备好被投放到德黑兰附近，并发起速战速决的攻击。
华盛顿感到了切实的威胁。1942年12月，首批2万人的部队抵达波斯湾的霍拉姆沙赫尔港（Khoramshahr），帮助伊朗改进交通体系。自那以后，美国人就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伊朗的局势。为了监督后勤工作，美国人还在德黑兰建立了一个大型的营地，后来成为美军在波斯湾的指挥总部。英国和苏联也把首要目标放在了伊朗，因此双方在避免战争的同时，都在不断地削弱这个国家。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伊朗正在处于被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
被派到伊朗去支援和监督战争期间补给线的美国人首次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差异。克拉伦斯？里德雷（Clarence Ridley）少将发现，伊朗军队训练不足、物资短缺，基本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如果要抵御恶邻们的进攻，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培养新一代的军官以及购买优良的装备。这对新任伊朗国王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正渴望在伊朗现代化的道路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但他的预算顾问（美国人）坦白地告诉他，问题在于伊朗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标准打造出一支军队。他被告知，如果将资金用于军事开支，那就“就几乎没有钱可以投入农业、教育和公共医疗了”。
斯大林的姿态和行动让美国人感到严重不安，而准备不足、组织涣散、力量薄弱的伊朗人又似乎没有什么机会能把苏联人赶走。一些听过斯大林演讲的人确信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檄文”。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亲眼目睹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1946年初对即将出现的全球竞争提出警告。他写道：“苏联对待世界事务神经质般的做法，是出于俄罗斯人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认为，苏联人对直接与美国展开竞争表现得非常狂热，他们的目标是“破坏我们国内的稳定，打乱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让我们在国际上颜面扫地”。
伊朗在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将它推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前线。美国按照既定计划给予该国援助。1949年，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开始用波斯语向当地人广播。在第一档节目中，杜鲁门总统就以“伊朗与美国之间历史性的友谊纽带”为题发表了评论，并承诺帮助伊朗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繁荣和平的世界”。随着一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向伊朗提供更多的直接援助。国务院的一份简报指出，趁伊朗经济衰退“还没有到糟糕的地步”，应该立即给予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该国将有“经济彻底崩溃并很快加入苏联阵营”的危险。杜鲁门本人也完全同意，他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苏联将进入伊朗，然后掌管整个中东。”
广播节目的内容开始越来越尖锐，伊朗人被告知：“自由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