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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之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哪里想得到自己实在是浪费了一大半精力。
不过有一点郭沫若还是听清了，也记住了，并且印象很深，即毛泽东告诉他，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山舰事件”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动摇性和叛变革命的极大可能性。他本人早在3月20日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他曾经说过：“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只是想不到事情发生得这样快。毛泽东在对当时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之后，一再对郭沫若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行为，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而且，经过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该更坚决地和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且积极地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次事件，虽然资产阶级右派遭受到挫败，但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他们的可能叛变。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并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他自信是合乎客观形势的，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支持。
遗憾的是，郭沫若对当时的局势知之不详，却又没能听清毛泽东的叙述和分析，加上他们谈话的时间不长，所以，两个人没有进行更深入的交谈。不过他们两个人都十分清楚，形势还在发展，真正有眼光的革命者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后来郭沫若回忆当时的形势说：“在市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动摇，但在政治圈中是还呈着发酵状态。”这说明，刚到广州的郭沫若并没有稀里糊涂，晕头转向。
他在北伐前夜革命热气高涨的时候，看出“政治圈中”“还呈着发酵状态”，不能不说是也受益于和毛泽东的那次见面，多多少少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信息和启发。
谈话未持续多久，主人林伯渠就回家来了。他的形象和毛泽东可是大不相同，郭沫若描写林伯渠是：“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像在嘴里含有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家，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
短短的几句话，已可看出这位来投身革命的诗人郭沫若对这位在当时十分重要的革命党人的极佳印象。
毛泽东和林伯渠商量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先告辞走了，显然他正忙于工作。郭沫若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则留下来与主人共进了午餐。
就这样，郭沫若和毛泽东实现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这次相见相识，虽然时间很短，显得过于匆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史革命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各自奋斗了一段时间并各自取得了丰硕成果之后，终于相会相识，并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五、毛泽东请郭沫若讲课
“中山舰事件”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一篇着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说：“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正确的认识，毛泽东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革命斗争中实质性的大问题。他在分析中谈到：“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的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的开展是极为重视的。
1926年5月3日，也就是郭沫若到广州一个多月之后，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整个番禺宫，人来人往，热气腾腾。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届讲习所，它的开办可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在开学前夕的5月1日，广东全省召开了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作为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亲自率领学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大会提出了“全国农民大团结”的宗旨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并进而谋求全国农民的大团结，加强工农联盟，督促与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期早日完成国民革命。
这一切当然也是第六届农讲所的宗旨和任务，学员们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上课之前就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和学习的热望。
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深知要办好这个讲习所，需要更多人共同的努力。所以，在讲习所开学不久，他就想到了前不久刚刚在林伯渠家见过面的郭沫若，如果能请他到讲习所来讲课，哪怕是作一次报告，对大家也是多么有益处的事情啊！
在讲习所中，有不少青年人早就知道郭沫若的名字，读过他的震撼人心的诗句，被他的革命激情所鼓舞和激励，很多人知道郭沫若此时也在广州，并且常在广东大学讲课，他们是多么希望能有机会也去听一听他充满激情的演讲啊！可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纪律非常严格，而且课程也十分紧张，他们不可能有机会实现这个想法。
作为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学员们的心理呢？何况，他自己也那样崇敬郭沫若，想有机会亲聆指教。所以，毛泽东决定，请郭沫若到讲习所来作一次报告。当然，这是要通过党组织的批准的，而这一点，丝毫不成问题。郭沫若在赴穗之前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觉悟和思想认识，党组织不仅非常了解，而且是非常赞赏的。
为此，毛泽东就亲自登门拜访了郭沫若。
初夏的广州，天气已经很热了。但充溢在革命家心中的激情更是炽热得多。
毛泽东来到郭沫若的住处，这一次，两个人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起来了，他们各自谈了谈对局势的看法和自己近来的情况，觉得两个人的想法是那样的默契，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烈。
毛泽东的声音依然是低沉委婉、从容不迫，而郭沫若当然是很努力地听，而且因为已经结识，有的话没听清也可以进一步询问，所以，这次谈话的效果自然要好得多了。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他在介绍了这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大体情况以后，诚恳地向郭沫若提出了邀请，希望他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作一次报告。郭沫若当即欣然接受了邀请，他对于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早有了解，知道这是一所培养农运干部的好学校，他很高兴自己也能为这所学校出一点力，做一些工作。
在约定的那一天，毛泽东又如约早早来到郭沫若的住处，亲自接他一同去讲习所。
那时各方面条件都相当差，谈不上专车接送，而郭沫若又不肯乘坐人力车，因此，就和毛泽东一同步行到讲习所。好在郭沫若的住处离讲习所不远，二人还可以边走边看街景，边讨论问题。
郭沫若在讲习所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学员们严肃活泼的态度同时也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的报告热情而生动，学员们专心地听，认真地记录，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本人也被会场的气氛所感染着，和大家一起不停地鼓掌。
从郭沫若的讲课中，毛泽东感到郭沫若的许多想法都和他自己的非常相似。他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同志。于是，在讲课结束以后，立即决定正式聘请郭沫若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这一决定，也完全符合讲习所全体学员的心愿，他们为能够再次听到郭沫若讲课而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
郭沫若再一次接受了讲习所的聘请。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团结紧张的集体代表着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给人们一种革命胜利的希望。他相信，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员，一定能够肩负起领导和组织农民运动的任务，一定能够很好地配合北伐军的斗争，他也深深地为自己能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在广州，郭沫若从来不拒绝为革命事业作宣传。他文思敏捷，语言生动而且富有感染力和煽动性，所以，他的每一次演讲都受到听众的热烈的欢迎。除了在农讲所的报告和讲课，他还在中共广东区委开办的“训练班”中，讲过“社会主义史”和“革命文学”两门课，把自己多年来从事文学事业和社会思想史学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广州各个进步组织也都慕名而来，请他作讲演。有一次，广东东山青年会同时邀请了他和毛泽东两个人到会演讲，郭沫若痛斥了当时的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把自己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果讲授给大家，告诉青年们不要听任何反动分子的言论，而要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正确的认识。
1926年9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号召广大党员立即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为了实际斗争的需要，300多名农讲所的学员在结业后，立即秘密地返回了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他们把在讲习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运用在各自的工作中，以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为榜样，创办了很多地方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各种训练班，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骨干。对于农讲所的宗旨和任务，他们始终也没有忘记，对于像郭沫若这样的许多教员传授给他们的知识，他们也都灵活地运用了起来。他们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自卫军，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支援了北伐革命战争。
●六、北伐开始
经过紧张的酝酿和准备，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宣布正式挥师北伐。
北伐战争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革命战争。由于当时全国局势所迫，帝国主义始终没有放弃其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入侵，而封建军阀更是不顾广大民众的利益，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在经过两次东征并剪除其他军阀势力，初步平息革命阵营内部争端，革命势力得以稳固之后，形势的发展要求国民政府和军队进一步把斗争开展起来，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推广到全国范围。
北伐战争不仅要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要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动群众，铲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带动下，全国农民运动也正逐渐开展起来。北伐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武装北伐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对于北伐，郭沫若一直不遗余力地大力宣传大力推动。他的思想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还是在3月30日，即郭沫若到广州刚一个星期，他就在广东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悼念北京“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
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么，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
在该校纪念“五四”七周年时，他又在演讲时指出：
要联合各界群众，继续‘五四’那种精神，将战线扩大，一致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下总攻击，勿独自为战！……现在的时局，比当年‘五四’，是何等加重！在这个时局紧张和责任重大之下，我们要一致努力抵抗一切恶势力。
“一致向前革命”，大力“促成北伐”，郭沫若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表达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愿。他呼吁“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也是与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毛泽东在该文中就尖锐地批驳了资产阶级右翼“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主义”的观点。
郭沫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
对郭沫若来说，他决定来到广州，并不满足于在文化教育战线从事革命工作，尽管他是一介书生，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他得知很快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