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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药
阿瑟·黑利
作者致读者的信
一九七九年《超载》出版时,我宣布退休了。我很疲劳。我的一生已过得很充实,过去我感谢,现在我仍然感谢世界上千百万读者,是他们多方面丰富了我的生活,包括使我有条件退休。
不论我的余生还有多少岁月,我要花更多时间——还要旅行——和我的爱妻希拉在一起,钓钓鱼,多读点书,听听音乐轻松轻松,做正进行创作的作家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我毫不知情的是,我的冠状动脉有六处堵塞,快要致我于死命了——这是我的朋友,旧金山的内科医生爱德华·罗宾斯大夫在我退休后不久就诊断出来的,他建议立即做手术。手术做了——开了四条通道——由得克萨斯心脏病医院的丹顿·库利大夫主刀。对这所医院我感激不尽。
希拉给我支持和鼓励,就像她在我们多年相亲相爱的婚后生活中一贯所做的那样。这本小说里,西莉亚和希拉两个名字声音相近,并不完全是巧合。
总之,后来我重新获得健康,精力充沛——精力是如此充沛,以致希拉有一天对我说,“我认为你应该再写一本书。”
我采纳了她的建议。本书就是这样产生的。
阿瑟·黑利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序幕 一九八五
波音747飞机已离开伦敦半小时了。在前部头等舱里,安德鲁·乔丹大夫伸出手去,把他妻子的一只手握在自己手里。
“别着急,”他劝道。“不会出什么事的。”
“总会出点儿事的,”她说。“丹尼斯·多纳休一定要搞鬼的。”
一听到这个美国新英格兰民权派参议员的名字,安德鲁就表现出很厌烦。“我正等着用餐哩,”他抗议说,“你何必存心叫我恶心,倒我的胃口?”
“严肃点儿,安德鲁。别忘记死了人。跟用药有关系。”
“死人与你不相干,你离他们远得很。”
“那也一样,只要引起法律诉讼,我就会牵连进去。说不定我要蹲监狱。”
他想使他们摆脱原先的沮丧情绪。“你还没蹲监狱嘛,不过真把你关起来的话,我保证每天去探监,还在带给你的蛋糕里藏好钢锯条。”
“安德鲁呀!”她转向他,微笑中半是挚爱,半是忧伤。
他在想,他们结婚已经二十八年,还能这样欣赏自己的妻子,可真是幸福。她还像当年那样美丽、聪明、坚强。他认为自己这看法并不是感情用事。
她的这些优点以及其他优点非常鲜明,他见到它们一再显露出来,已有千百次了。
“真好啊,”他们身边插进来女人的说话声。
安德鲁抬头一望。是位容光焕发、年轻活泼的空中小姐看到他俩手牵着手发的议论。
他故意板起脸对她说,“上了年纪的人也可能谈情说爱的。”
“真的吗?”空中小姐也用他那种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可从来没想到过。还要点香槟酒吗?”
“请再来一点儿。”
他发觉这姑娘在审视他,明白自己依然风度翩翩,即使一个年轻得可以当他女儿的姑娘还是很喜欢看他。这倒并不是他自作多情。上星期伦敦报纸上那个专栏作家怎么形容他来着?“某人的丈夫是个杰出的内科医生,满头银发,潇洒英俊……云云,云云。”当时安德鲁见到这报道很高兴,尽管他没有说出来。
香槟酒斟上了,安德鲁往后靠了靠。他很欣赏乘头等舱位旅行的那些特殊享受,尽管比起往常来,这种享受今天已不那么带劲了。当然,这些锦上添花的享受都是由他妻子的钱提供的。他作为一个内科专家,找他看病的人很多,收入也很可观。但他感到,自己也许舍不得在伦敦飞纽约的旅行中买头等舱位,当然更乘不起专用喷气机了。而他的妻子,有时安德鲁也一样,经常乘专机在北美到处飞。
更正,他提醒自己说,此前曾经乘专机旅行过。但即将到来的前景难以预测。
然而,在他们婚后的生活中,金钱从来没成为什么问题。他们从来没有为金钱争执过。从一开始他妻子就坚持说,凡属于他们的都属于他们俩共有。
他们的银行往来帐总是以两人的名义开户头,尽管如今安德鲁提供的比他妻子的少得多,他们谁也不为数字的高低烦神。
他沉入遐想中,两人的手一直没有分开。这时波音747飞机已嗡嗡地向西进入大西洋的高空了。
“安德鲁,”他妻子说,“你真是我的安慰。需要的时候总在我身边,而且总是这样坚强。”
“真奇怪,”他答道。“我刚才正在想,你才坚强哩!”
“坚强有各种各样的。而我需要你那种坚强。”
班机上那种例行的忙碌时刻已到,因为要准备开饭了。原先看不见的小餐桌出现了,上面是白桌布和银餐具。
隔了一会儿,他妻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要斗争。”
“你不是一直在斗争吗?”
她像往常一样在认真思考。“几天之内,我要物色一名律师。这律师必须踏实而不浮夸。单凭他招揽顾客的本事是要误事的。”
他紧握了一下她的手,“真是我的妞儿。”
她报之以微笑。“在法庭上,你坐在我身边好吗?”
“我每天都来陪你。在这事了结之前,病人可以照管他们自己。”
“决不能有那样的事,但我真希望有你在身边。”
“还有别的大夫嘛。我会作出安排的。”
“只要找对了律师,”他妻子说,“我们没准儿能创造出奇迹。”
安德鲁把刀蘸进刚放在他面前的一份鱼子酱里。不管他们的麻烦多么严重,鱼子酱是不能不吃的。
“有这种可能,”他说,一边把酱抹在烤面包片上。“你我以奇迹开始,打那以后,又出现了不少奇迹,这都是你创造的。为什么不会再来一次?这一次专门为你而来。”
“也许会出现奇迹。”
“一定会,”他轻轻地纠正说。
安德鲁闭上了眼睛。香槟酒和高空飞行使他昏昏欲睡。但在这种昏昏沉沉中,他记起了第一次奇迹。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来得凶险的色色疾病,
不顾一切地去治才治得好,
要不就根本治不了。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被人大吹大擂的药物已多得
不计其数,使我们不知所措,
而这里他们又加了一种新药。
托马斯·西德纳姆医学博士(英国伦敦著名内科医生,对流行病很有研究,有“现代流行病学奠基人”及“英国的希波克拉底”的美称。他有医学论著流传后世,1683年发表的《论痛风病》是他的杰作。他还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疟疾,用鸦片酊治疗其他疾病。译者注)(1624—1689)
第一部 一九五七——一九六三
一
乔丹大夫平静地说,“你妻子就要死了,约翰。她只能活几小时了,就这些。”看到面前这仍穿着工作服的瘦小年轻人,看到他苍白的脸上极度痛苦的神情,乔丹添了一句,“我巴不得能和你说些别的。不过我认为,你想知道的是真实情况。”
他们此刻是在新泽西州莫里斯城的圣比德医院里。外面传来傍晚时分的喧闹声——这是小城市里的喧闹声——可是这几乎没有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
在病房里的暗淡光线下,安德鲁看见病人丈夫的喉结痉挛似地颤动两次后,才好不容易迸出话来,“这就是没法相信。我们结婚还不久。一切还刚刚开始。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小宝宝。”
“我知道。”
“真是太……”
“太不公平了?”
年轻人点点头。约翰·罗从外表看来,就是个勤恳的正派人。他二十五岁,比乔丹大夫自己只小四岁。这打击使他受不了——尽管并不出乎他意外。
安德鲁但愿能再安慰安慰对方。安德鲁经常见到死亡,并且受过训练,熟悉死亡前的那些征兆,但他一直拿不准,应该怎样把实情告诉垂死病人的家属和朋友。做医生的应该毫不避讳,直截了当地捅出去吗?有没有什么巧妙一些的方式呢?这种事情,在医学院里没人教过,毕业后也没人教过。
“病毒是不公平的,”安德鲁说,“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这次在玛丽身上表现的这样。通常,治疗是有效果的。”
“难道没别的办法?可有什么药物能够……?”
安德鲁摇摇头。没必要作这种具体回答:目前还没有。至今为止,对于到了肝昏迷状态的后期传染性肝炎还没有药物可治。今天早些时候,他还向既同他一起开业,又是该院内科主任的老资格医生诺亚·汤森请教过。但是把这告诉约翰没什么意思。
一小时以前,汤森对安德鲁说,“你已尽了最大努力。换了我,和你的处理也不会有丝毫两样。”安德鲁这才给附近博恩顿镇上的一家工厂打了电话,通知了正在做中班的约翰·罗。
真见鬼!安德鲁瞥了一眼毫无动静的病人,她躺在那高高摇起的病床上。
屋里只有这一张床,因为门外走廊上挂着醒目的“隔离”牌子。静脉滴注瓶在床后的架子上挂着,瓶里的葡萄糖、生理盐水、复合维生素B等药物,通过在臂弯处插进玛丽·罗静脉里的针头,点滴地输入她体内。外面天已黑了下来;偶尔有暴风雨中隆隆的雷声,雨在哗哗地下着。真是讨厌的夜晚。而对于这已是妻子和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这却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夜晚。
一个星期以前她还很健康,很活跃呀!真见鬼!的确太不公平了。
今天星期五。星期一那天,玛丽·罗来到他的诊室,虽病容明显,却依然娇小玲珑、面目姣好。她诉说感到恶心,身子乏力,吃不下饭。一量体温,100。5华氏度。
罗太太告诉他说,四天以前,她就有过上述症状,还呕吐过,由于第二天见好,她就以为:管它是什么病,反正没事了。可现在症状重新出现。她感觉很不好,比上次难受得多。
安德鲁查看了一下她的眼白,发现有点儿黄。她皮肤的某些部位也已出现黄疸。触诊了她的肝,软软的,比正常的大了一些。询问后她说出,上个月她曾和丈夫到墨西哥去短期休假。不错,他们为了图便宜,住在一家不像样的小旅馆里。不错,她吃了当地的食品,喝了那儿的水。
“我马上就收你住院,”安德鲁对她说。“还需要验血来证实,不过,我敢肯定,你得了传染性肝炎。”
看到玛丽·罗似乎吓着了,他解释说,很可能她在墨西哥吃了带肝炎病毒的食物或水。这病毒可能来自那些已得了病却在处理食物和水的人。在那些卫生条件差的国家,这种事经常发生。
至于说如何治疗,多半用辅助疗法,往静脉里输上一些必要的药物。安德鲁还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人完全康复需要三四个月,而玛丽住院用不了多少天,很快就可以回家去。
玛丽凄然地笑问道,“另外那百分之五呢?”
安德鲁大笑一声后回答,“别管它!你不会属于那百分之五的。”
这一点他可说错了。
玛丽·罗的病情没有好转,而是一天天恶化了,血液里的胆红素不断增高,表明黄疸日益严重,这从她那黄得吓人的皮肤也看得出。更严重的是,星期三的化验中发现,她血中的含氨量已达到危险的程度。这些在肠内产生的氨,由于肝功能减退,已无法处理了。
昨天她开始神志不太清楚。人颠三倒四,昏头昏脑的,既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或在医院里干什么,也认不出安德鲁和自己的丈夫。那时安德鲁才提醒约翰·罗,他妻子病情严重。
星期四整整一天,无能为力的苦恼折磨着安德鲁,在诊室接待病人的间隙,他一直在思索这问题,可是毫无结果。他意识到,病情好转的障碍就在于这血液中愈来愈多的氨。怎样清除它呢?他深知,根据现有的医疗水平,还没有有效的办法。
后来,现在他才觉得当时颇不公道,竟把自己的烦恼发泄到一个该死的药厂女推销员身上;这人昨天下午到他诊室来,却挨了他一阵发作。她是个“新药推销员”。该叫她“新药女推销员”吗?他可不管这些。他甚至没记住她的姓名或她的模样。只记得她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只是个孩子,说不定刚刚开始推销新药。
女推销员是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的。事后安德鲁也弄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肯接待她。反正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