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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这一番话，说尽了管制的社会内层之辛酸。在世界任何角落，凡依照这种方式来导演社会活动者，迟早一定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标准的奴役社会。——译者）
从一种角度看来，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作两种。一种社会可以叫做商业性的社会；另一种社会可以叫做军事性的社会。我们现在要对于这两种类型底社会之间的冲突加以研究。的确，这两种类型底社会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兼容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基本冲突。大体说来，商业性的社会是自由社会；军事性的社会是被管制的社会。我们今日确乎面临一项选择，即是，不选择自由制度，便是选择管制制度，此外别无他途可循。在军事的社会组织之中，工作为官方所规定，工作者为官方所派定；而且，如果官方行事时所可选择的便利之余地很少的话，那末就把大家置于困窘之境。（此言的是千真万确。因为，一个不受人众控制的管制机构，其行事也，当然以便利一己为基本着眼点。在事实上便于官者常不便于人众。所以，人常被置之于困窘之境。在情势不利或经济不丰时，水落石出，此点尤易显露。例如，增发纸币，对官有力对人则为横征；再如，官家要出国旅行，易于反掌。人要出国旅行，则难如上青天，就东德情形即可知晓……。——译者）当然，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中，个人是具有“经济安全”的。可是，大家即使得到这种经济安全，各人底自由一定大受限制。所谓“阶级服从”的军事生活，就是如此。这种安全，乃兵营式的安全。这种办法是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中保证获得某种程度的收入之唯一的方法。可是，这种办法一行，固然可使特殊行业得到安全，却减少了别人收入之机会。如果生产者必需受到保护，以免受到别人杀价的影响，那末，这就无异于说，处境不利的人，在管制的工业中不应享受较大的利益。（在所谓“国有”与“国营”的经济中亦然。——译者）吾人须知，对于加入任何行业的自由之每一限制，便是减少所有在这行业以外的人之经济安全。复次，由于限制政策而得到收入的人数增加，则因不被保护而没有收入的人谋生的机会便愈来愈少。（这种现象，在一个实行统制社会中，只有愈来愈加严重。——译者）如果某一行业所享条件日趋优良，而且其中分子可以排斥他人以便自己获得优厚的利益，那末其他行业之营业不振者，势必走头无路；并且，每一次变动便产生大量失业者。无疑，这些结果，乃近年来用限制政策这一类底办法以求经济安全所弄成的。
在英国，诸如此类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影响社会中层结构的限制，其全般的后果何如，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在一个日趋严酷的社会中，职业无着的人最后失望之情，只有切身经历的人才能领受。这样的人，与因受到保护而不从事自由竞争的人之间的距离之大，也只有身历其境者才明白。所以，实行限制政策，统制政策，一究其结果，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大家在不肥彼而瘦此的条件之下获得经济安全，并且又能够徐图改进。有些人以为他们底“生活水平”应该受到保障，出品底价格和职业收入也应该受到保护。果真如此，就业问题和生产问题便会起激烈波动（一点也不错——译者）。吾人需知，对自由竞争一行“管制”，则一群有势力的人便得以借机剥削一群弱小的生产者。一个阶层之剥削另一阶层，从无如此之残酷者。（译者按：实行统制经济，就是一群人借着政治力量剥削他人的制度。这种制度一行，则昔日游离性的经济反抗行动，弹性的改善办法，将一扫而光。谁说实行统制经济能实现公平经济？）
所以，我们愈是想籍干涉自由市场制度来获致全般的经济安全，则所得结果愈不安全。尤为恶劣者，官方给予特权者之经济安全愈多，则未给予特权者之不安全益愈多。于是，这二种人之间的不和将益愈大。经济安全之事，如愈成为一项特权，则得不到经济安全者底危险将益愈增加。（在极权暴政之下，经济安全与政权构造有直接的关联。在类似苏俄的地区，有而且只有拥护或至少不反对共党政权者才获有经济安全。共党政权拿拥护其政权作为唯一而且最高的尺度，来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底级序：经济安全底程度与人对共产政权底效用价值之大小成正比——愈是对共产政权底效用价值大者，其经济安全愈大；反之则愈小。至于对于共产政权稍示不满或反抗者，则剥夺其生存权，打入奴工营，榨尽其仅余的体力，折磨以死。在苏俄，大党务工作者，大“历史博士”，大将军，对其政权之效用价值最高，因而待遇最好，有最豪奢的享受。中等人物次之；小人物更又次之。其间级序分别之明，俨如北平天坛之石阶，历历可数。这样看来，统制经济，是现代极权暴政最厉害的对内武器。凡属不接受共产制度的人，都应毫不迟疑地弃绝这种经济制度。——译者）这样一来，安全之代价，势将益愈增高。复次，如果享有特权者之数目增加，而且他们底安全与别人之不安全二者间的距离增加，那末就有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慢慢成长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地位之获致，并不靠着自我独立，而系有赖于安全。因此，一个年轻人想要结婚，并不靠他有否为社会谋福利的能力，只问他能否得到赡养费。（此法一行，天下皆然——译者）
在许多地方，借着管制方式来获得经济安全的办法，为政府所容忍，或为政府所支持。这一类底办法，在时间过程中，可以逐渐改变社会结构。这种改变社会结构之发展，因社会主义之推动而加速。驯至今日，年青的一代大都唯选择安全是务。很少人愿意去冒经济活动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年轻的一代选择安全，我们是不能加以责备的。当他们从前一辈的人那里获悉拿薪水比自己从事企业稳当时，而且拿薪水又并非自利自私之学时，他们当然不肯去冒从事企业的风险而选择有薪给的职业。时至今日，年青的一代，是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里。在这种世界里，无论在学校中，或报章上，都流行一种空气，认为商业上的进取精神是不名誉的，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事，雇佣许许多多的人是剥削的行为。但是，在另一方面，对千千万万的人下命令，则又认为是荣誉的事。（妙哉！——译者）大学教授们凭其日常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由于反资本制度，结果在社会上原来的价值观念已经大为改变，因而社会建构也就朝着与原来不同的方向发展。
社会结构变化，安全的理想获胜，独立自由生活的观念失败。这一变化，与三四十年前英国或德国型式底社会比较一下，便最足以说明。自由精神是否在任何地方可被暴力扑灭，这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但是，任何人不易抗拒曾在德国慢慢施行的那一套办法，则为无可置疑之事。（作者所见，较之玄谈“心性”与观念世界中的“人格”者流之所玄谈者，切合实际得多。过去散漫社会的道德律令及依之而决定的行为准则，已经有些不适用于今日之世。今日犹要个人以血肉之躯而与“魔斗”，或如过去时代之本着“气节“与”良心“与现代极权统治技术作以卵击石式的周旋，这完全是在观念构成的云端里唱高调。这种高调之不适于今日之世，从唱之者个从无一人能够亲身实行可得证明。人不是为观念活着。观念是服务人生的工具。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适应新情势的新价值观念，和可行的道德伦理标准。——译者）当着一个人只有做政府底薪给仆役才能得到社会地位时，他做政府所指派的事，较之做对自己有用处的事，要来得受人称许些。反之，如果他所做的事未得官方承认，那末便被认为没有价值，甚至是可耻的。这样一来，一般人就更谈不到选择自由而不选择安全了。如果我们大家过着这种俯仰随人的生活，那末只有少数人才不去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一旦事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则所谓自由也者，不过成一笑柄而已。因为，到了这个地步，所谓自由，只有牺牲世上许多美好的事物才能购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无怪乎一般人越来越觉得，如无经济安全，自由是“不值得有的”东西，而且必须牺牲自由以获安全。（这是人生底大悲哀——译者）
毫无问题，实行适度的经济安全以免除过分的物质贫困，并且设法减少经济范围中那些可以减少的错误因素，以及令人失望的结果，凡此等等，仍为我们所应采取的政策之主要目标。但是，假若我们要使这些努力得到成功，而且又不致牺牲个人自由，那末，实现经济安全的措施，必须在不破坏自由市场制度的原则之下行之；而且同时应该听任自由竞争制度继续发生其作用。现在，知识界有许多领袖人物赞扬牺牲自由换取安全。事之可悲，孰甚于此！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坦白面对一项事实，即是，自由之保持，必须我们各个人准备牺牲相当的物质利益。如果要保持自由，我们必须记取自由国家赖以建立的信念。这一信念，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得很明白：“凡出卖基本自由以冀获得暂时经济安全的人，既不配享有自由，又不配享有安全。”自由邦国及自由个人，应三复斯言。（至为重要啊！——海光）
附记：本章有所删节。
坏人为何得势
————海耶克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十章
权力趋于腐坏，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趋于腐坏。
——阿克顿（Acton）
译者的话
在“坏人为何得势（Why the worse get on top）？”这一章里，海耶克教授对于极权统治底形成提出许多看法（visions）。我们从他所提出的看法，可以对于极权统治底形成得到原则上的了解，依照海耶克教授底解析，至少从一方面看来，极权统治底形成是顺着“恶货币驱逐良货币”这条法则而发展的。凡极权统治之形成，无不籍助于人性之丑恶的一面。因而，它拿坏人制服好人；拿愚人来管辖明白的人；拿阿附的人排斥骨梗的人；拿黑良心的人对付善良的人；拿应声虫来掩没谔谔之士；拿短视之徒来阻抑远见之士；拿无志气的人来挫磨有志气的人；拿流行的官腔来堵塞智者之口；……。凡此诸般“美德”，俱可自苏俄类型的社会分析出来。极权统治是最原始野蛮险恶的思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推行的统治。试想虎狼如能使用原子武器，其危害将为何如？今日自由人所遭逢的厄运是空前的，因而自由人所需之振奋程度也应是空前的。
坏人为何得势
当今之世，有许多人以为极权主义之来临，乃一项无可避免的事情。既然极权主义之来临无可避免，因此我们只得逆来顺受。这种看法，系从一项信仰里产生的。这项信仰，却严重地削弱了许多人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抗勇气。如果许多人充分认清了极权主义底真面目，那末他们会出全力来反对极权主义的。可是，既然有一种信仰很严重地削弱了许多人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抗勇气，因此我们必须对于这一项信仰加以考察。这项信仰就是说，极权统治最可恶的地方，在于历史上偶发的事件；而与极权制度底本身无涉。所谓历史上的偶发事件，即极权统治迄今乃由流氓恶棍和刺客凶手建立起来的。有许多人说，极权统治之在德国建立，如果致令像希姆莱这一流的人当权，这只能证明德国人底品质恶劣，不足以证明极权制度恶劣。如果有的政治制度与极权制度相似，而且它又是达到吾人重要的目标之所须者，那末为什么因噎废食，不可让那些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君子人来实行呢？（这是最幼稚而且最危险的想法——海光）
然而，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不要以为一切好人必定是民主思想者，（对！——海光）；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想在政府中占有一个地位的人。毫无疑问，有许多人无宁要把这种达到良好目标的极权制度付托给比较胜任的人。虽然这种办法也许是不智之举，可是，赞助一个好的独裁或极权制度并非一件坏的或不名誉之事。我们老是听到人说，无论把极权制度用来行好事或行坏事，极权制度乃一种强有力的制度。至于行极权制度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完全唯独裁者是赖。（危险就发生在这里。任何种类底政治机构，如果不受人民底控制，则将如脱缰之马，它高兴跑到哪里就跑到哪里，甚至把主人扔下来，踏于脚下。——译者）有许多人以为极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