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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给他的下属带回来一口袋问题，倒出来，琳琅满目，像贪婪的渔民，爱用细眼目的网一样，上至鱼，下至虾，大事小情，像涌过来的波浪，把整个机关都淹没了。
“要不得，要不得，你把正常工作秩序都给搅乱了。”王纬宇在担当这座动力工厂的副手以后，开始不那么温顺了。因此，那些科室人员也响起一片聒噪之声。但于而龙要把人员压得尽可能的少，而任务倒要加得尽可能的多。这不能不引起一种本能的反抗，连廖总工程师都出面劝告：“算了，也不是要你于而龙个人掏钱去养活他们。”
“你这是什么话？”他不满意这位讲求效率的工程师，会说出如此息事宁人的语言。
“这是中国——”廖思源只说出了半句，那未吐出口的，显然是：“你不可能去办那根本办不成的事情。闲人，你就养着吧，只求他不给你捣乱生事，就算上天保佑了。”
于而龙别转头问王纬宇：“先从你那一摊子行政部门砍起如何？”
王纬宇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我绝不是戈尔洛夫……”这还是解放区时代的名词，于而龙已经习惯成自然地说出了口，他向反对他的精简压缩政策的人们宣传：“我当区长，县长那阵，腰里挎着匣子，口袋里掖着公章，背包里装着全区党政财文大权，找不到那么多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报的老爷。难道因为中国是生产茶叶的国家，大家就得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品味？”
“刀把子在你厂长兼书记的手里。”
“你干什么？”
“我下不去手！”
“王纬宇，你不要搞这种邀买人心的廉价同情！”他喜欢讲话一针见血。“你打过仗，该懂得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一个优秀的机枪射手，可以独当一面；而十个饭桶，能给制造出一百个麻烦。”讲这种话，是很刺伤一些人的心灵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办工厂，而不是办慈善机关的，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宁缺毋滥。啊，一开始他估计到会有阻力，但想不到大得吓人的程度，民怨沸腾，状子不仅告到部里，甚至告到国务院去。他气得直骂：如果将来中国一旦亡国灭种的话，罪过就在这些不产生任何价值，但却要消耗社会财富的寄生虫身上。但于而龙认准一个目标，那是不大会改变的，一条道走到黑，黑就黑，还得走。
办公室里一片窃窃私语之声，那是他拼命压缩非生产人员的主要对象：“于书记恨不能一个处长，把科长、股长、科员的工作一肩膀全挑起来，搞一条流水作业线，把等因奉此也来个自动化。”
他听了大笑不已：“如果外国有这种等因奉此自动线，我就申请外汇去买那个专利，搞它一条，让那些老爷们忙得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满头冒豆粒大的汗珠才好。”
“天哪！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很简单，干不了就让位，谁有能耐谁上。不要挡道，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廖总工程师背后劝他：“你搞就搞吧，何必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刺伤那些人的自尊心，火上加油！”
“我就是要他们坐在转圈椅上不舒服！”
“没有用的。”廖思源只求不给自己捣乱就行。
“一个社会的灭亡，往往由于消耗的人多于生产的人。”
“好吧！”廖总预言着：“如果你有兴趣播种蒺藜，那就等着收获荆棘吧！”
“火线上的铁刺网都趴过，无非头破血流，扎一身窟窿。”
那时，高歌已经从厂技术学校出来，一直在车间办公室帮忙，因为这个年轻人虽然能把自己打扮得水光溜滑，但他的磨床，所磨出来的工件，永远也达不到规定的光洁度。再加上他一年有六个月得去厂部的宣传队唱歌，车间主任看透了：“算了小高，你就以工代干，在车间职能部门帮帮忙吧！”但是，于而龙的压缩之风，像厂里的七千吨水压机一样，没完没了地压下来，于是，高歌又回到了磨床旁边去了。
王纬宇为歌手求情：“把小伙子安排到政工部门吧！”
“你嫌政工部门那些人还少么？”
“可惜了，高歌挺聪明。”
“他可以把聪明用到正地方，我们国家需要呱呱叫的工人，不需要那些耍嘴皮子的空谈家。”
高歌亲自到厂长室找他，于而龙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便让秘书小狄转告：“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真正的磨工，咱们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回车间去吧，像你爸爸一样，踏踏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人。”
当家人，恶水缸，于而龙得罪了许多人，而王纬宇轻松自在，处处讨好，有什么办法？于而龙爱说：“同志，假如你在火线上呆过，就会投我的赞成票。”
但是，好像投赞成票的人并不多，一直到高歌成了工厂的“主人”，于是在帮助于而龙提高认识的会议上，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分明知道于而龙是个残废军人，却偏要他弯腰低头，像把折刀似合拢，恨不能把于而龙那颗倔犟的脑袋，塞到他的裤裆里去。然后，人们在控诉他的资本主义托拉斯经营，血汗工资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罪恶以后，问他：“为什么打击革命小将？”
“谁？”于而龙脑部由于下垂充血而肿胀着。
“你干吗把高歌弄回车间劳动？”人们厉声问。
尽管于而龙头晕目眩，腰疼欲断，但他却是一个死了的鸭子——嘴硬：“我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是懒汉的天堂！”
人们扑上来，拳打脚踢，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交待！为什么？为什么？”
他挣脱一切，把腰挺起来回答：“我是希望他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人。”
那时候，坐在主席台首座的高歌，确实在眼里闪过一道听了良心为之一动的，那种呆板迟钝的光芒，就如同刚才在湖面上划着舢板，保持在幻觉中那死去的战士，突然眼珠动弹一样。这使于而龙自己多多少少意识到一点点责任，正如那个战士的死，游击队长不能不承担责任。难道老高师傅把自己的儿子领到他面前，做父亲的会希望儿子变成现在这种样子么？
所以，他觉得不能这样丢手就走，不能轻易结束故乡之行。现在，他认为倒是难得的，能够独自一人去看看芦花的坟墓，抚着那块石碑，静静地坐一会儿，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的，于而龙是不大肯认输的。
游击队长抬起脚来往村西走去，起初有些犹豫，好像转了向似的，后来才意识到是失去了银杏树的结果，因此，才不迟疑地向前走。可能是春汛大忙季节，很少什么闲人，原来估计没准碰上几个熟面孔，但他失望了，谁也不注意他一个老三王庄人。因为公路修通以后，三王庄不再那样闭塞了，管你是谁呢？一个昔日的游击队长，那是过去的光荣。十年前，或许还会被少先队请去讲讲革命传统；现在就像躺在路旁的磨盘，已经由于有了打米机，而变成无用的累赘，是碍事讨厌但有点重量的古董了。于而龙想到自己是个磨盘式的人物，觉得很可笑。果然，走了一程，除了那两个小伙子唱歌外，谁也不对回乡的游子发生兴趣。
其实，对于石湖水上人家来说，哪个村子都算不得是自己的家乡。但是从他记事开始，好像逐年都要向高门楼缴纳一笔桩子钱，才被允许在三王庄靠岸拴船，也许如同现在的存车费吧？大约由于纳贡臣服的关系，他视自己为三王庄的居民吧？
正好，他经过一家饭馆的门口，客堂里很清静，生煎包的香味，使他回想起脍炙人口的家乡风味，蟹黄粉包白鸡面，和石湖姑娘一样，也是远近闻名的。于是他迈了进去，一方面有点口渴，另一方面说实在话，划了这么远船，肚子也有点饿了。
说来惭愧，多少年来，他还是头一回独自去饭店进餐，而且还是一家简陋的不怎么卫生的渔村小馆子。
虽然客堂里放着几张油腻的桌子，但找不到一条可以坐下来的凳子，总算那个梳着两把刷子的服务员，同情他有把子年纪，而且衣冠端正，便把自己坐的一张方凳，站起来踢给了当年的游击队长。她还在继续自己的演说：“……哪怕豁出赶八里路，今儿晚上我还要赶到闸口镇去看电影。”
于而龙看出她是一位和柳娟似的电影迷，不过，柳娟对国产影片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很少见到她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个翻车的老把式。但这位服务员对于电影演员的熟悉，连他于而龙都惊讶了，甚至对私生活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她讲了好一会子，才发现顾客听她讲的兴趣，超过吃的兴趣，便一扬脖子：“买票去！”前厂长兼党委书记从来没经手过，通常都是他的秘书代劳，或者家里人给安排妥当，他只消坐到桌边去吃去喝就行了。如果是宴会，需要讲点什么，小狄自会把讲稿塞进他口袋里的。可是现在，他得去买票，天知道，店堂里只有他一个顾客，何必那么多繁琐哲学？然而作为制度，他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把票买来交给讲述演员私生活的服务员。
“……她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离了婚以后马上又找了个主结婚，这回她嫁给了一个导演，就是——”她把于而龙买来的票，递给了站在两步远外锅灶旁的胖师傅，那位师傅便铲了一碟热腾腾的生煎包子，煮了一碗汤面交给她。但她并不着急马上端来，还在和那卖票的姑娘，切肉的小伙子，高声朗气地议论大概是昨夜放映过的影片，直到她认为顾客的耐性考验到差不多的时候，才款款地哼着影片插曲给于而龙送来。
也许是本地风味，要不就是昨晚的狼山鸡，今早的元鱼都消化完了，竟吃得挺有胃口，这样，去年十月间那顿烤鸭的印象又涌了回来。
于而龙的胃口，王纬宇的酒量，真堪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宴会上要是有他们两位参加，谁也挡不住他们的联合攻势，一个劝你喝，一个劝你吃，盛情难却，一直到醉饱为止。但那是陈年旧账了，谁还提那些不合时宜的往事呢？
虽然两家同住在部大院里，承蒙不弃，王纬宇有时还来串串门，但在同一个宴会上碰杯，一饮而尽，起码也是一个年代（世纪的十分之一！！！）以前的事情了。
去年秋天的于而龙家，破例的是那几盆菊花，竟也喷奇吐艳地开出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局面，真得感谢痴情等待着于菱的柳娟，于而龙全家都这样看，要不是她收拾照料，花决长不到这么好的。舞蹈演员的家，自从她父亲悲剧性的惨死以后，好像比于而龙家更早地面临着衰败的命运。菊花是年初于菱一时高兴，从她家挖来栽在盆里的，但不幸的是，菊花刚刚在新地方挺立起枝茎，挪花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捕了。
此后，柳娟就把几盆菊花，当做双重意义的遗物，每逢休息日，或者接谢若萍下夜班的时候，给它浇点水。想不到一个性格轻佻，作风浮飘的女孩子，竟能坐在晒台上，抱着膝头，静静地端详上半天。于而龙有时忍不住问他老伴：“那个卖火柴的女儿，从菊花的枝叶上能看到些什么呢？”
然而，工夫不负有心人，花枝上冒出了许许多多的蓓蕾，有一盆竟结了一百多个骨朵，那位不曾见过面的中学校长，竟是一位莳花名手，栽的都是菊谱上有名有姓的品种。哦，可以想象，他肯定像种菊似的耐心培育他的门墙桃李吧，但是，谁曾想到他会死在他教过的学生手里。嗬，现在整个书房充满了他亲手培育出的菊花清香，于而龙经常搬把藤椅，坐在晒台门口看书。
有一天下午，电话铃响了，他估计准是他老伴，关照不必等她，让他和莲莲先吃晚饭。一个失势的人，电话铃也不响得那么起劲了。
他抓起电话，话筒里传来了他那听惯了的威严声音：“是二龙吗？你在干什么？”
于而龙向“将军”报告：“我在看一本无聊的书。”
“什么书？”
“《御香缥缈录》。”
“什么意思？”
“描写清朝宫闱，主要是记叙慈禧太后的书，没有多大意义。”
周浩在电话里大声地：“不用去研究那个女人了吧，咱们还是去欣赏一顿烤鸭吧，如何？”
“烤鸭？”他实在惊讶“将军”的雅兴，好像阳明同志逝世以后，原来政委身上的达观开朗、容让体贴的性格，又在这位老司令员的作风里体现出来，真的，已经难得看到他暴跳如雷了。
“我好久没有吃了。”周浩挺有胃口地说。
于而龙在电话里推却：“那东西胆固醇可够高的。”
“将军”笑了一声：“哦，你到底学会了小心谨慎，似乎用不着如此忌嘴吧！”
于而龙听出了话里的弦外之音，心想：谁能比得了你苏维埃乡主席啊！
“好吧，我七点半派车去接你们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