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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尽。
到巴黎后不几天，便重复在开罗时的表演：住几天医院、回旅馆静养等候康复。他心慌意乱，决定回家。
5 月的大部分时间在绿野农场度过，希望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开垦久已荒芜之地。可是，又觉得以前的这些活动毫无用处，甚至以种田来“消磨时光”也失去吸引力。5 月下旬便把牲畜卖掉，把农场出租。吉尔和埃斯特尔忙着准备订于8
月举行的婚礼，他则袖手旁观，估摸这件事的开销，正觉得自己不该无所事事时，突然电话铃响，提供他意外的消遣。国务院工作人员穆纳·李问他是否愿意参加1954
年8 月6 日至16 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改善美国和南美诸国的关系。这一邀请出乎众人意外，因为福克纳没有当亲善大使的经验，人又羞怯而不可捉摸。谁都知道他忽儿文质彬彬、忽而粗暴无礼。《生活》杂志说他是“自苦而借酒浇愁的人”至今还不到一年。不过，诸贝尔奖给了他很大的能见度，他也懂得了一些公开讲话的要求、取得了一些技巧。他素来希望能为国效劳，近年来特别敬佩安德烈·马尔罗既是小说家又是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去巴西途经秘鲁时，出席一次记者招待会和一次鸡尾酒会，应付裕如，回答有关他的小说、赛马和艺术等问题时，既不羞怯也不紧张。从利马去圣保罗途中，突然喝起酒来，仿佛有意过不去，破坏这次使命。在医主和政府官员的帮助下，恢复了初上征途时的表现心情，也有变化。几个月来一直寻找的新的工作，似乎已经找到。以前在美国遇到一些他觉得盛气凌人的新闻记者时，难免流露出不耐烦，因而遭人误解。曾经有一个女记者拆穿他一次说假话时，他干脆对她说“我从来不对记者讲真话”，把那人吓了一跳。这次在圣保罗，记者们看到的他却是从容自在，不论谈小说或社会问题，对答如流。在圣保罗，他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对《寓言》的失望；在那里，他正面谈论一个日益担心的问题。他说，种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大课题，相互容忍是解决的唯一希望。
多年来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只顾艺术、不顾问祖先传下来的地方观念和偏见的人；最近一二年已开始探讨这种自我观的社会内涵。但他不是有条理的思想家，因此发表的关于和平、关于种族的论点，不断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没有连贯而明确的路线：一方面，他要美国，特别要美国南方抛弃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他认为种族主义态度和政策“不公道、令人愤慨、不光彩，是耻辱”，另一方面又对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强制取消种族隔离持有疑虑。一会儿倒向这一边，一会儿偏向那一边，他有时令国人高兴，有时今国人失望甚至生气。身在国外，谈问题比较笼统，地方上的压力，包括采用暴力的威胁不大，他可以自由宣布种族主义为不道德，指出种族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不必劝人小心和耐心。因此，在国外谈社会问题比较放松，也比较成功。
回国后不到一星期，吉尔的婚礼张罗完，他和埃斯特尔精疲力竭，心灰意懒。
两人相处不谐，便继续各自生活。埃斯特尔去马尼拉探望女儿维多利亚、女婿比尔和外孙女。福克纳飞往纽约去看望珍·斯坦，等候新的工作机会，从巴西回美后，他写信告诉国务院的哈罗德·豪伦德此行愉快，以后有需要尽管找他。虽然“经验不足，难以估计”此行的成败，但他愿意“详细回答任何问题，”他对这项工作“突然发生兴趣”，秋季将在纽约，有随时乐意提供服务的“条件、环境和能力”。
但没有新的任命下来，他感到失望。
没有可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来回于纽约和牛津之间，这里住一个月、那里住一个月。他在写给埃尔泽·荣松的信中说，“最近无固定住处。”脑子里偶尔出现一个故事。1954 年9 月在纽约写成了《清晨的赛跑》，一则关于艾克·麦卡斯林和其他熟悉人物的狩猎故事。后来写了一则关于塞特潘家的故事，叫作《民治》。
但他依旧心神不定，人日见消瘦。死亡占据了他的头脑，死亡往往是他不愿踏入的一片黑暗，有时则是摆脱“人类的怨恨、悲恸和不人道”的超度。
福克纳开始找到新的工作：重写旧材料，希望藉以克服不自在的感觉。
1 月，为《体育画报》杂志介绍一场曲棍球比赛，5 月介绍一场肯塔基的赛马盛会。其间又和萨克斯·克明斯一起设计一本半新半旧的集子《大森林》（1955），其中收了4 则打猎故事——《熊》《老人们》《猎熊》和《清晨的赛跑》。由埃德蒙兹·兴登作插画，装帧漂亮。福克纳对此书的讲究，反映他对打猎和打猎故事的兴趣不衰，对绘画和书籍装帧的兴趣死灰复燃。《大森林》在各方面都是个绝妙的选题；把他带回到能使他动心的工作，在身体疲劳之际给他工作的乐趣而没有工作的苦恼。除了重申自己是作家外，《大森林》给他对道德的关心套上艺术的形式。
除了原有的故事（其中有写于20年前的）外，福克纳加写了5 篇短小的随笔，他称之为“中断了的催化剂”，把前后故事串连起来，并同约克那帕塔法的历史挂钩。
这些故事中有关于约克那帕塔法的过去。几篇随笔把我们带回到约克那帕塔法尚是一片未玷污的原野的时期，往前带到艾克·麦卡斯林已年近8 旬的目前。换言之，从“黝黑肥沃的冲积土”时期到它被只顾赚钱的人“抽干、代尽、填满”时期。这一架构的跨度突出了全书提出的问题。全书虽有共同的背景，有一些重叠的兴趣，但是引出随笔的故事和引出故事的随笔之间关系紧张。在故事中，意义产生于特定情景中行动的人物；在随笔中，福克纳突出思想和修辞。
随笔同搐克纳扮演社会人士这一角色时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十分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期待变化、期待“政治家实现他们的满嘴自由、人权等口号。”随着“黑人需要和渴求”公义的问题日益尖锐化，福克纳开始采取更加公开的姿态。
“大概就在这时，”他的弟弟约翰与道，“比尔开始大谈大写取消种族隔离，我们家其余的人都下赞成。”家人们写信、发表声明，同他的意见划清界线。邻居们恫吓报复，骂他是“眼泪鼻涕一大把的威利·福克纳”，骂他是“黑人的情人”，骚扰他，向他挑战。“比尔一开始谈论取消种族隔离，就半夜三更收到匿名电话，阴声怪气地咒诅他。邮件中充满了诬蔑的匿名信。我们也不同意比尔的观点，所以都说‘活该！他早该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矛盾有时反使福克纳感到有趣和高兴。
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靶子容易打，他的反击是风趣的。
但是他常常心烦意乱，因为他可能被迫迁离本州，因为周围的“愚蠢、野蛮、不人道”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灾难。
“在密西西比州的不幸和麻烦”日益严重之际，福克纳接受国务院的任务，周游世界。1955 年7 月29 日离牛津去东京，在日本停留3 周。旅途中睡眠少喝酒多，每到一地被人群围住，手持纸笔提问。有时他开玩笑自称是“老头子当六年级小学生”，有时觉得被动。心情舒畅而自在时，喜欢发表意见谈信仰，有时几乎指手划脚。一旦觉得人们指望他是个咬文嚼字、学识渊博的英明才子，他便畏缩地喝起酒来，需要别人帮助才得免于崩溃。这一次帮助他的是一个医生莱翁·皮肯，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官员。
在皮肯的帮助下，福克纳以极大努力从崩溃边缘走进作为特使的最佳表演。皮肯发现，不让福克纳有大量饮酒的时间、让他同学生见面多于同教授见面、听众座上多一些美丽的姑娘时，他干得不错。有经心安排的日程和听众时，他侃侃而谈读书、战争和种族、打猎和种田，虽然他一本正经，回答古板，但是沉着而反应敏捷。
日本人觉得他的神态近乎东方人的气息，很喜欢他。
8 月下旬飞往马尼拉进行公事访问，同时探望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
然后去罗马，和珍·斯坦见面。他打算放松几天，再进行国务院安排的下一轮活动。
抵罗马后不久，一个14 岁男孩埃默特·蒂尔遭杀害并剁成几块的消息传到欧洲，福克纳在一则短短的新闻报道中称，两个密西西比人杀戮“一个穷苦的黑人小孩”，只能说明他们的恐惧。如果说在美国，“我们这没落的文化已到了非杀害儿童不可的地步，不论那儿童是什么肤色，我们不配继续活下去，也许也活不下去。”发表声明、结束欧洲之行后，他又与珍·斯坦在巴黎会面，然后前往英国和冰岛，那次官方旅行的最后两站。10月中到纽约，终于摆脱了烦躁不安的心情。在纽约小住几天后，计划“回密西西比重新投入工作”。地许他还有创作的需要，还有东西去充实他那“想象中的乡郡”。
听说84 岁老母患脑溢血，他兼程回家。到后发现母亲已在康复，妻子加入了“隐姓埋名戒酒者协会”。埃斯特尔虽然多年来身体时好时坏，却一直豪饮。如今在吉尔的帮助下，决心重新做人。福克纳希望自己也能重新做人，决心提笔写那搁置已久的《村子》的续篇。但是，他需要先出门两次，一次去华盛顿和纽约正式汇报，一次去新奥尔良和帕斯卡古拉怀旧。这些年来，他同海伦和埃斯特尔、梅塔和琼都在老城区的小街和帕斯卡古拉的海滩散过步：他要同珍·斯坦也去那里走走。
12 月回牛津后，重新与赵斯诺普斯家的故事。起先，文思来得很慢，有时根本不来。他年轻写诗时，每当想写有新意的东西时，耳边只听见祖先前辈的声音，使他步子跨不出去。如今缠住他的不是祖先前辈，而是年轻时的自己的影子，他觉得自己做不出以前的成绩来。他给予加文·斯蒂文斯的感觉——独自屹立于一生成绩的总和之上，顶着闪烁灿烂的珠片，这才是他的想象所需要的感受。但是，如今他只感到厌倦和恐惧，感不到力量和威严。
不久，他开始认为自己准是“油干灯尽，再也点不亮了。”《小镇》和《寓言》一样篇幅浩大，反映他需要写巨著，书的基调反映他需要说教、追求深度。1 月中写信给珍说：“你对斯诺普斯的新材料的反应，使我感觉良好。”后来，写作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写给珍的信有汇报进度，也有怀疑自己能否再“怀着一团火、一般劲、满腔激情地”创作，但是只要珍信任他，他决定坚持下去，特别愿意相信她是对的，自己是错的。
尽管有事穿插打断，他坚持写下去。1 月下旬，写作之顺利使自已大吃一惊。
2 月和3 月，卷入种族矛盾，写作几乎停顿。在《致北方的一封信》《论恐惧》和《南方在分娩中》等文章中，他表示一种力求改革而不要导致暴力的立场，可惜他的努力两面不讨好。杜波伊斯（7） 要同他公开辩论，另一派人愤怒地问他敢“来密西西比三角洲较量一番不”？既为自己生活的土地而苦恼，又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没有把握，他陷入狂饮，疯狂地骑马，喝酒使他感觉“更大、更聪明、更高”，最后登上最高的巅峰：骑马使他感觉更加强大，桀骛不驯的大马，像他称之为“腾匹”
的那一匹，给予他所需要的挑战，给他以“感情天性所需要的玄奥莫测的东西”—
—“追求生理优势和克敌制胜的欲望”。
晚冬初春时分，福克纳在这项更大的创作挑战面前，进展不大，但继续在写，先在牛津，后在夏洛茨维尔，吉尔在夏洛茨维尔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来又去纽约，珍在纽约《巴黎评论》季刊工作。随后回牛律。暮春和整个夏天，在牛津住的时候较多，工作也更集中。7 月，犹豫和傍徨的心情消退。8 月下旬完成初稿时，自觉这部新作又悲哀又好笑。
《小镇》把福克纳带回到20 年代末写的《亚伯拉罕神父》，带回到《院中骡子》（1934）一类的作品、带回到1938 年给罗伯特·哈斯的信中开列提纲的那一部作品。《寓言》花很长时间写成，《小镇》则花很长时间酝酿，有些段落反复推敲、谈论了30 年，他不愿意承认此书反映自己“厌倦”了那一个虚构的王国，但承认也许是“搁得太久”而显得“有些陈旧”。
事实上，《小镇》反映了读者感受到的、福克纳在采访时谨慎地、在书信中较公开地承认的一个现象：兜了一圈回过身来写它时，不仅年纪老了，人也累了。《小镇》中最动人的一段是尤拉·瓦纳·斯诺普斯在38 岁时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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