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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下大夫列朝的这位男子也被征询了意见。这时，他毫不踌躇地称赞了李陵，说道：“试观李陵平生，事亲孝，与士交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诚有国士之风。今不幸事破，唯念全躯保妻子之君侧佞人借李陵此一失，夸大歪曲，欲蒙蔽圣主明鉴，遗憾莫过于此。且陵此次率区区五千士卒，深入敌地，令匈奴数万之师疲于奔命。转战千里，矢尽道穷，犹张空弩，冒白刃与敌死斗。能使部下归心，尽其死力，虽古之名将莫及。虽然军败，然其善战之功正足以彰显天下。念之，陵之不死降虏，岂非潜于彼地，欲期有以报汉者乎？……”
列座的群臣都惊讶了，世上竟然有敢于说出这种话的男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抬眼观望武帝抽搐着嘴角的面孔，想象着竟敢称自己为“全躯保妻子之臣”的此人今后的命运，暗自微笑了。
这名不知瞻前顾后的男子——太史令司马迁从御前退下后，立刻有一名“全躯保妻子之臣”向武帝汇报了司马迁和李陵的亲密关系。接着又有人进言，指出太史令因故与贰师将军有隙，之所以盛赞李陵，无非是想借此机会陷先于李陵出塞但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于不利。总之，众人一致认为，作为区区一名以掌管星历卜祝为职的太史令，其态度过于不逊。
离奇的是，比起李陵的家族，司马迁先被问罪了。第二天他就被廷尉拘捕，判处宫刑。
在中国，自古以来沿用的肉体刑罚主要有黥、劓、劊⒐闹帧Ｎ涞鄣淖娓肝牡墼谖皇保铣怂闹中谭Ｖ械娜郑ǘ辣Ａ袅斯獭Ｋ焦蹋幌稻褪前涯腥吮涞貌皇悄腥说墓殴中谭āＫ殖聘蹋腥怂凳窃底源纯诜⒊龈舻脑倒剩灿腥怂凳窃涤诟静簧档谋扔鳌Ｊ芄诵痰娜怂壮蒲巳耍⒅械幕鹿俅蠖嘤纱硕础�
司马迁受到的偏偏就是这种刑罚。对后世的我们来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一个无比响亮的名字，然而在当时，太史令司马迁不过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文笔吏罢了。在周围人眼里，他只是个不善与人交往，就算头脑明晰也对其头脑过于自信，并且在辩论时绝不肯输给任何人的我行我素的怪人。没有人会因为他受了宫刑而觉得特别意外。
司马氏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周亡后入晋、仕秦，至汉代时，第四代司马谈在武帝治下于建元年间出任太史令。谈就是迁的父亲。他除律、历、易等专攻外，精研道家教义，博采儒、墨、法、名诸家学说，并将它们融汇贯通，独成一家之见。司马谈对自己的头脑和精神力量有着高度自矜，这一点也被儿子司马迁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他对儿子最大的教育，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后，让迁在海内纵横旅行。这在当时称得上罕见的教育方法，但无疑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资甚厚。
元丰元年，武帝东临泰山举行祭天大典时，热血汉司马谈不巧正卧病在周南（洛阳）。他由于慨叹在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这样的盛事时，唯独自己不能追随其侧，竟愤而死去。司马谈一生的愿望是编述古今一贯的通史，结果只来得及搜集到大部分资料。临终的光景通过儿子司马迁的笔致详细描写在《史记》最后一章。据该处记载，谈在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后把迁唤至面前，拉着他的手恳言修史的必要，并慨叹自己身为太史未能完成此事，徒令贤君忠臣的事迹空埋地下，以至于泣下。司马谈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余所欲论著矣。”并再三叮咛此乃孝之大者，不可或忘。司马迁俯首流涕，发誓不违父命。
父亲死后两年，司马迁果然继承了太史令一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搜集的资料与宫庭收藏的秘册，立即投入到修史这一父子相传的天职中，但就任后他首先被委派了修订历法的重任。埋头这项工作整整四年。太初元年，历法终于完成，他立刻开始了《史记》的编纂。司马迁时年四十二岁。
腹稿早已经有了。腹稿中构思的史书和以往任何一本史书的形式都不相同。在展示道义批评的准则方面，他首推《春秋》，但在传达事实方面，每本史书都令他觉得不尽如意。需要更多的事实。比起教义来，更需要事实。不错，《左传》和《国语》中的确有事实，尤其是《左传》巧妙的叙事令人叹服。但是，在那里看不到对创造事实的个人的探究。人们在事件中的身姿虽然被描绘得很鲜明，但是对导致做出那些事件的他们每一个人自我的诠索却不够，这一点最令司马迁感到不满。此外，过去的史书似乎全都过于注重向当代人告知从前，以致忽略了让将来的人了解当代。一言以蔽之，司马迁所想要的，在既往的史书中未能找到。
究竟是在哪一点对以前的史书不满，连他自己也只有到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在他胸中，郁积着一团模糊的东西，在要求获得表现。这是在批判过去的史书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批判只有通过主动创造新的东西才能表达。长期以来在自己脑海中描画的构想到底能不能称为“史”，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但不管能不能称为“史”，总之这样的东西最应该被写出来（对世人，对后代，尤其对自己），这一点他是有自信的。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针。但是他的述而不作在内容上与孔子大相径庭。对司马迁来说，用编年体方式单纯地列举事件尚未进入“述”的领域，而作那些妨碍后人了解事实的过于道义性的断言，又毋宁属于“作”的范畴。
汉朝平定天下已有五代百年，曾经在秦始皇的反文化政策下或湮灭或藏匿的书籍逐渐重行问世，一股文运将兴的气运郁勃可感。不仅汉朝的朝廷，时代也正是要求史书出现的时代。从司马迁个人来讲，父亲遗嘱留下的感动，以及日益充实的学养、眼光和笔力相辅相成，酝酿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浑然之物。他的工作顺利地进行着。有时甚至会因为过于顺利而使他感到困惑。这么说是因为，从最初的《五帝本纪》到夏殷周秦《本纪》的部分为止，他不过是一位精心安排材料、叙述务期准确严密的技师；而当经过《始皇帝本纪》，进入《项羽本纪》后，那份技术家的冷静逐渐动摇起来。稍不留神，项羽就会附向他，或者他自己会附向项羽身上。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样写也可以吗？司马迁暗自疑惑。如此热切的写法是否没有问题？他一直高度警惕着“作”的侵入。自己的工作应该止于“述”之一事。事实上，他的确只是在“述”。但这是怎样生机焕发的叙述方式！不具备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的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
有时，他会因过于担心“作”而重读写好的部分，将那些使历史人物如同现实中的人物一样呼之欲出的字句删掉。这样一来，人物的确停住了热辣辣的呼吸，应该没有沦为“作”的担心了。但是，——司马迁自问：这样的项羽还是项羽吗？项羽也好，秦始皇或楚庄王也好，全成了同样的人。把不同的人叙述成同一个样子就是“述”吗？所谓“述”，难道不是把原本不同的人按照原本不同的样子来叙述吗？想到这里，他只得让删掉的词句重新复活。恢复原来的样子，重读一遍，他这才放下心来。不光是他，写在纸上的那些历史人物，项羽啦，樊哙啦，范增啦，也这才各得其所，全都放下心来了。
武帝在心情好的时候诚然是英迈阔达、富于理解的文教的保护者。同时太史令这一职务因为需要朴素的特殊技能，也得以免去官场中各种朋党比周、排挤诬陷所引起的地位（乃至生命）的不稳定。
几年里，司马迁度过了充实幸福的时光。（当时的人所考虑的幸福和现代人在内容上虽然大不相同，但在追求幸福这一点上完全一样。）在司马迁身上找不到妥协之处，从头到脚都充满阳刚，率性议论、大怒大笑，而尤以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最为快事。
这样过了几年之后，突然天降此祸。
昏暗的蚕室里——由于刚受腐刑后不能见风，所以盖起这种密闭的暗室，室内生火保持一定温度，令受刑者在这里待上几天，休养身体。因为在温暖昏暗这一点上很象养蚕的房间，所以称为蚕室。——被极度混乱夺去了所有言语的他茫然靠在墙上。
在感到激愤之前，他甚至先感到了某种惊奇。如果是斩刑或者赐死，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他可以想象出被斩首的自己的样子；在逆武帝之意替李陵辩护时，也想过弄不好有可能会被赐死。然而在这么多刑罚中，偏偏遭受了这个最丑陋的宫刑！说是迂阔也罢（既然能预见到死刑，当然也应该预见到其他任何刑罚），他虽然想过在自己的命运中，或许潜伏着不测之死，但从来没想过会突然出现这样丑恶的东西。
他常常抱有一种确信，那就是每个人身上只会发生和他本人相符的事件。这是在长期接触史实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想法。同样是逆境，慷慨之士承受激烈悲壮的痛苦，软弱之徒则忍受阴湿丑陋的痛苦。即使一开始看上去不相称，但是从后来应对命运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该命运与该人是相一致的。司马迁自信是大丈夫，虽然身为文笔之吏，却比当今任何一员武将都更是大丈夫。不只他自己这么想，这一点似乎连再不喜欢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哪怕是因自己的主张被判车裂之刑，他也能想像出自己的样子。
然而以年近五十之身，遭此奇耻大辱！他似乎觉得自己置身蚕室这一事实是在做梦。真希望是在做梦。然而靠在墙上，睁开紧闭的双眼，看到一片昏暗中，三四个毫无生气、似乎魂魄都已出窍的男子如同烂泥一般或躺或坐，想到这也就是自己现在的样子时，分不清是呜咽还是怒号的喊声冲破了他的喉咙。
痛恨与烦闷交织不断的几天里，有时，作为学者已成为习惯的思索——反省——会涌上心来。在这次的事情中，到底是什么、是谁、是谁的哪一点错了呢？虽然在他的国家里君臣之道和日本大相径庭，但自然，他首先怨恨的是武帝。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由于满腔的怨恨，他几乎失去了顾及其它一切的余地。
但是，经过短暂的狂乱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醒了过来。和儒者不同，对所谓先王之道他懂得进行历史学家的衡量，同样，在对后王武帝的评价上，他也不会因为私怨混淆标准。无论如何，武帝都是位大帝。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只要这位帝王还在，汉朝的天下就会稳如泰山。高祖暂且不论，就连仁君文帝和名君景帝，与这位帝王比起来也还有些相形见绌。只是作为大器，相应地缺点也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司马迁即使在极度的愤懑中，也没有忘记这一点。看来，这次的事只能当作是被上天的疾风暴雨雷霆霹雳给作弄了。这想法既把他推向更深的绝望与愤怒，可同时也令他转向达观的方向。
怨恨在无法长期集中于君主身上之后，又一气转向了君侧的奸臣。他们是恶的，的确不假。然而他们的恶，是非常次要的恶。并且对高度自矜的他来说，那些小人连作为怨恨的对象都不够。
他至今为止，从没有象这次对所谓的老好人感到愤怒。这些人比奸臣酷吏更糟糕，至少从旁看来令人恼火。廉价地安于自己的良心，并只求令周围人放心，因此愈发显得奇怪。既不辩护也不反驳，在内心既无反省也无自责。丞相公孙贺那样的，是其中的典型。同是阿谀迎合，杜周（最近此人靠陷害前任王卿遂了当御史大夫的愿）之流无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这位老好人的丞相，恐怕连这点自觉都没有。即使被自己称作“全躯保妻子之臣”，这种人大概连生气都不会吧。这种人连作为仇恨的对象也都不值得。
司马迁最后试图在自己身上寻找愤懑的归宿。事实上，无论对什么东西感到愤怒，最终都不过是对自己的愤怒而已。但是自己究竟哪一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