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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日
五点起床。黎明的天空是美丽的乳鸽色，随后渐渐变成明亮的金色。在遥远的北方，森林和街道的另一边，镜面般的海洋闪闪发光。但是环礁外依然波涛汹涌，白沫纷飞。竖起耳朵，可以清楚地听到波涛声好像大地呜咽一样传来。
六点前早餐。一个橘子和两个鸡蛋。一边吃早餐一边心不在焉地望着阳台下面，发现正下方的玉米田里有两三棵玉米在不停地摇摆。正觉得奇怪时，一棵玉米忽然倒下了，随即一下子消失在茂密的叶丛中。我马上走下阳台跑到田里，看到两头小猪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对猪的恶作剧真是毫无办法。这里的猪和已经被文明去势的欧罗巴的猪完全不同，充满野性和活力，不但威猛，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我以前一直以为猪不会游泳，可看来是错了，南太平洋的猪游得挺出色。我曾经亲眼看到一头成年的黑母猪游了五百码。它们很伶俐，掌握了在太阳地里把椰子的果实晒干后再打开的技巧。碰上凶猛的家伙，有时还会捕食小羊羔。芳妮最近好像每天为了监管野猪而忙得焦头烂额。
六点到九点工作。结束了前天开始的《南洋来信》的一章。随后出去割草。土著青年们分成四组在忙着农活和开路。到处是斧子的声音、烟草的味道。有亨利·西梅内的监督，劳动似乎进展得很顺利。亨利是萨瓦伊岛酋长的儿子，即使拿到欧罗巴也是毫不逊色的好青年。
着手寻找树篱笆里咬咬草（或叫绊绊草）丛生的地方，进行清除。这种草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它敏感得令人吃惊，有十分狡猾的触觉——如果是其他草在风中摇曳时碰到了它完全无动于衷，但是只要有人轻轻碰上一下，它马上就会闭上叶子。这是种收紧后像黄鼠狼一样咬住不放的植物。就像牡蛎吸紧岩石似的，它把根顽固地盘绕在土里以及其他植物的根系上。处理完咬咬草之后，下一个目标是野生酸橙。手上被刺和有弹性的吸盘弄出来许多伤口。
十点半，阳台上响起螺号声。午餐是冷肉、木樨果、饼干和红葡萄酒。
饭后，想作首诗，怎么也作不好。吹了会儿银笛。一点时又来到外面，开拓通往瓦伊特林卡河岸的路。手拿斧头，独自走进密林。头顶上是重叠交错的巨树、巨树。树叶的缝隙间偶尔露出一点白色的，好像银斑一样闪烁的天空。地上到处倾倒的巨树挡住了去路。上攀、下垂、缠绕、结环的藤葛在泛滥。呈总状花序盛开的兰花。伸着有毒触手的凤尾草。巨大的白星海芋。多汁的幼树的枝梗用斧子一挥，便啪的一声好听地折断，但坚韧的老树枝却怎么也砍不折。
一片寂静。除了我挥动斧头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这片豪华的绿色世界，是多么孤寂！白昼的巨大的沉默，是多么恐怖！
突然，远处传来一个沉闷的声音，紧接着听到短促、尖锐的笑声。我感到背后一阵凉意。前一个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过来的回声吗？而那笑声会是鸟叫吗？这里的鸟发出的叫声酷似人的声音。黄昏时的瓦埃阿山常充满如同孩子叫声的尖锐的鸟鸣声。但是刚才的声音和那些又不太一样。最后也没能搞清楚声音的真正主人是谁。
回家路上，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作品的构思。是以这片密林为舞台的浪漫故事。这个构思（还有其中一个场景）好像子弹一样贯穿了我。能不能写好还不知道，但我决定把这个构思暂时放到大脑一角先暖一暖。就像母鸡孵蛋时那样。
五点钟晚餐。有牛肉炖菜、烤香蕉、盛在菠萝里的波尔多红葡萄酒。
饭后教亨利英语。或者不如说是和萨摩亚语的互教互学。亨利怎么能够日日忍受这忧郁黄昏中的功课，令我着实不可思议。（今天是英语，明天则是初等数学。）
即使在喜欢享受的波利尼西亚人当中，他们萨摩亚人也是最为天性快活的。萨摩亚人不喜欢自己强迫自己。他们喜欢的是音乐、舞蹈和漂亮衣服（萨摩亚人是南太平洋的时髦一族），沐浴、卡瓦酒，以及谈笑、演说和玛琅伽——年轻人成群结队地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连续几天到处游玩，被拜访的村庄都得用卡瓦酒和舞蹈热情款待。萨摩亚人天性中无穷无尽的快活还表现在，他们的语言里没有“借钱”或“借”这个词。最近他们用的这个词，是从塔希提学来的。萨摩亚人原先根本不做像“借”这么麻烦的事情，都是干脆“要”的，所以语言里也就没有“借”这样的词汇了。“要”——“讨”——“勒索”，这类词倒是应有尽有。根据要来的东西的种类，比如说鱼呀，塔罗芋头呀，乌龟呀，草席呀等等来区分的话，“要”里面还能另外分出好几种说法。
此外还有一个颇有情趣的例子。当土著犯人们被迫穿着奇特的囚服从事道路施工的时候，他们的族人会身穿节日盛装、携带着酒菜前去游玩，结果在施工刚到一半的道路正中间大铺筵席，犯人和族人们一块儿又是喝又是唱地度过愉快的一整天。这是多么出洋相的快活劲儿！
可是，我们的亨利·西梅内青年和他的这些族人有点不一样。在他身上有一种追求组织化而不是随意性的倾向。作为波利尼西亚人是异数。跟他相比，厨师保罗虽然是白人，但在智慧上相差甚远。负责家畜的拉法埃内则又是典型的萨摩亚人了。
萨摩亚人原本就体格健壮，拉法埃内大概足有六英尺四英寸那么高吧。但光是块头大却一点骨气也没有，是个脑筋迟钝的哀求型人物。这么一个如同赫拉克勒斯或者阿基里斯一般的巨汉，用娇滴滴的口吻叫我“爸爸、爸爸”，真是让人应付不来。他非常害怕幽灵，晚上从来不敢一个人去香蕉地。（平时波利尼西亚人说“他是人”的时候，意思是“他不是幽灵，而是活生生的人”。）
两三天前，拉法埃内讲了个有趣的话题。说是他的一个朋友看见了死去的父亲的幽灵。傍晚，那个男人正伫立在死去大约二十多天的父亲的坟前，忽然发觉，不知什么时候一只雪白的仙鹤站在了珊瑚粉堆成的坟头上。“这一定就是父亲的幽灵了。”他一边想，一边凝神看时，仙鹤的数目逐渐多了起来，中间还夹有黑色的仙鹤。不一会儿，仙鹤慢慢地不见了，这次在坟上，蹲着的是一只白猫。接着，在白猫周围，灰猫、花猫、黑猫等等各种毛色的猫犹如梦幻一样静悄悄地，连一点叫声也没有地聚集了过来。然后，它们也逐渐融进了周围的暮色里。那人坚信自己看见了变成仙鹤的父亲……
十二月××日
上午，借来三棱镜罗盘仪开始工作。这个仪器自从一八七一年以来就再没有碰过，而且连想也没有想起来过。不管怎样，先划了五个三角形。作为爱丁堡大学工科毕业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但是我曾经是一个多么懒惰的学生呀。我忽然想起了布拉奇教授和德特教授。
下午又是和植物们裸露的生命力作无言斗争。像这样挥舞着斧头和镰刀干上能挣六便士的活儿，我心里就会充满了自我满足。然而在家里即使趴在桌子上挣到二十英镑，我笨拙的良心仍然哀悼自己的懒惰和时间的空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劳动中忽然想到：我幸福吗？但是，幸福这东西不容易明白。它是存在于意识之前的。不过要说快乐的话，我现在就知道。各式各样的、许多的快乐（虽然也许每一种都算不得完整）。在这些快乐当中，我把“在热带雨林的寂静中独自一人挥舞斧头”的伐木工作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的确，这项“如歌、如热情”的工作把我给迷住了。
现在的生活，不管给我其他任何环境我都不会愿意交换。虽然说老实话，我如今正因为某种强烈的厌恶，在不停地打着哆嗦。这也许是勉强投身于本质上不相称的环境，从而不得不体会的肉体上的厌恶感吧。刺激神经的粗暴的残酷，总是压迫着我的心。蠕动的东西、纠缠的东西所引起的作呕感。四周的空寂和神秘孕育出的迷信般的恐怖。我自身荒废的感觉。不停歇地杀戮的残酷。植物们的生命透过我的指尖传来，它们的挣扎如同哀求一样震动了我。我感到自己身上沾满鲜血。
芳妮的中耳炎似乎还在疼。
木匠的马踩碎了十四个鸡蛋。听说昨天晚上我们的马脱了缰绳，在附近（其实也离得很远）的农田里搞出来一个大洞。
身体的状态挺不错，但是体力劳动似乎有点过度了。夜里，躺在蚊帐下面的床上，感到后背好像牙痛似的发疼。在闭着的眼帘后面，最近每个晚上我都清清楚楚地看见充满无限生机的杂草丛中的每一根草。也就是说，在我筋疲力尽地躺到床上后，我还会长达几个小时在精神上重复白天的劳动。即使在梦里，我也撕扯着顽固的植物的藤蔓，被荨麻的荆棘所苦，被柠檬的尖刺捉弄，被蜜蜂像火燎一样蛰痛个不停。脚底下稀乎乎的粘土，怎么也拔不出的树根，可怕的炎热，忽然吹过的微风，附近森林中传来的鸟叫，谁在开玩笑地喊我名字的声音，笑声，打暗号的口哨声…………基本上，白天的生活在梦里又得重新过一遍。
十二月××日
昨天夜里有三头小猪被偷了。
今天早上，巨汉拉法埃内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结结巴巴的，所以关于这件事质问了他，并且在话里下了个套。完全是骗小孩子的伎俩。这些都是芳妮安排的，我并不太喜欢这些事。
芳妮首先让拉法埃内坐好，自己站在他面前稍远的地方，伸出双手用两个食指对准他的眼睛慢慢靠近。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样子，拉法埃内马上露出一脸恐怖，等手指靠近时早就把眼睛闭上了。这时，张开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顶住他双眼的眼帘，右手则绕到他背后，在他头上和后背轻轻一敲。拉法埃内还满心以为碰着自己双眼的是左右两手的食指呢。芳妮先收回右手恢复成原来的姿势，再让他张开眼。
拉法埃内露出一脸古怪的表情，连忙问刚才敲自己后脑勺的是什么。“那是跟着我的怪物，”芳妮说，“我刚才把我的怪物叫醒了。已经没事了，怪物会把偷猪的人给抓住的。”
三十分钟后，拉法埃内提心吊胆地又找到我们，确认刚才怪物的话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啦。偷猪的人今晚睡觉的时候，怪物也会跟去睡的。然后那个人就会得病。这是偷猪的代价嘛。”
相信幽灵的巨汉脸色更加不安了。我倒不认为他是犯人，但他知道犯人是谁则是肯定的。而且，说不定今晚他就会被邀请享用那些小猪的饗宴呢。但是对于拉法埃内，那将并不是一顿愉快的晚餐。
前些日子在森林里想到的那个故事，好像已经在大脑中发酵出来不少。题目就叫“乌鲁法努阿的高原森林”吧。乌鲁是森林。法努阿是土地。优美的萨摩亚语言。我准备用它作为作品中岛屿的名字。虽然还没有动笔，作品中的各种场面好像纸剧场的画面一样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也许会成为非常优美的叙事诗。但同时也有可能沦为甜腻腻的无聊透顶的肥皂剧。胸口好像孕育着电火花一样，正在执笔的《南洋来信》这类旅行记，有点不能安心写下去了。虽然在写随笔和诗（当然我的诗都是为休闲写的打油诗，不能算数）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被这种兴奋所困扰。
傍晚，巨树梢头和山背后出现了壮丽的晚霞。不久，当从低地和海那边升起一轮满月时，此地罕有的严寒开始了。每个人都睡不着觉，纷纷起床寻找被子。现在是几点呢？——外面犹如白昼一样明亮。月亮正挂在瓦埃阿山的山巅上。刚好在正西方向。小鸟们安静得让人吃惊。房子后面的森林也好像被严寒给冻疼了。
气温一定降到了60度以下。
三
新的一年，一八九一年正月到来的时候，从伯恩茅斯的老宅斯克里沃阿（Skerryvore）山庄那边，洛伊德带着收拾好的家具细软赶来了。洛伊德是芳妮的儿子，这时二十五岁。
十五年前史蒂文森在枫丹白露森林初次遇到芳妮时，她已经是一个二十岁女孩和一个九岁男孩的母亲了。女儿名叫伊莎贝尔，儿子叫洛伊德。芳妮当时在户籍上虽然还是美国人奥斯本的妻子，但是很早就离开丈夫远渡欧洲，一边做杂志记者，一边带着两个孩子独立生活。
在那次相遇的三年后，史蒂文森追随已经回到加利福尼亚的芳妮的踪迹，渡过了大西洋。和父亲几乎断绝父子关系，对朋友们恳切的劝告（他们都为史蒂文森的身体担心）也置之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