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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你们怎么说来着？”哈比小姐尖着嗓子叫着。
现在几乎完全安静下来了。有时一个稍稍晚到的女学生匆匆跑上廊子，扔下她的衣帽。
“各班班长———都站好了。”哈比小姐尖着嗓子命令说。
有几对穿着围裙留着长发的小姑娘彼此分开在廊子上站着。
“四班、五班和六班———都排好。”哈比小姐叫喊着。
接着又是一阵喧闹，然后所有的小姑娘慢慢两人一排变成了三队，一个个抿嘴笑着站在过道里。在衣架那边，别的老师也正在让低班的学生站队。
厄休拉站在她的第五班旁边。那些学生有时耸耸肩膀，有时甩甩头发，捅捅别人，扭扭身子，东张西望，微笑着，低声耳语着，或者显得忸怩不安。
前面响起一阵尖厉的口哨声。第六班那些最大的女孩子，在哈比小姐的带领下向教室走去。厄休拉带着她的第五班跟在后面。在一条狭窄的过道里，她站在一排咧开嘴和抿着嘴笑的姑娘们的旁边等待着。她简直不知道自己是个干什么的了。
忽然传来了钢琴声，六班的学生走进了那间大教室。男孩子们也从另一个门口进去了。钢琴继续演奏着一支进行曲，五班的学生跟着来到了那大教室的门口。远处可以看到哈比先生站在那边的讲桌后面。布伦特先生守着教室的另一个门。厄休拉的那班学生也走进教室里去。她们东张西望，微笑着，彼此轻轻推搡着。
“再往前走。”厄休拉说。
她们格格地笑着。
“往前走。”厄休拉说，因为那钢琴还在演奏。
那些女孩子一窝蜂拥进教室。哈比先生似乎正在想着什么心事，忽然离开他的讲桌，抬起头来吼叫道：
“站住！”
所有的人全都站住，钢琴也停住了。刚刚从另一个门走进来的男孩子也急急往后退。从教室的那一头，先传来布伦特先生压抑着的尖厉的声音，接着又是哈比先生的一阵吼叫声：
“谁告诉五班的女学生这么跑进来的？”
厄休拉满脸通红，她的那些女孩子都抬头看了她一眼，暗笑着对她进行指责。
“是我让她们进来的，哈比先生。”她用一种清晰的显然很不安的声音说。片刻的沉默，接着哈比先生又从远处吼叫：
“五班的女生，还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去。”
那些女孩子半生气半玩笑地偷偷看了厄休拉一眼。她们往后退。一种受到羞辱的感觉使厄休拉感到十分痛苦。
“开步———走！”布伦特先生喊叫着，于是这些女孩子也跟着前进，和男孩子的队伍和着脚步。
厄休拉面对她班上的学生站着，他们一共是五十五个男生和女生，现在一排排全站在他们的课桌前面。她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茫茫然简直不知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她呆呆地对着那一大堆孩子。
在这个教室的另一头，她听到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正在提出问题。她站在她的那班学生面前，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她痛苦地等待着。她的那一大堆孩子，五十多张不熟悉的面孔正观望着她，怀着敌意，随时准备拿她取笑。她感到，她仿佛是在一种脸面组成的火焰上受着折磨。而她自己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赤裸裸地暴露在它们的面前。每一秒钟都是一段难以忍受的漫长的时间，都是对她的一种折磨。
最后她终于鼓起了勇气。她听到布伦特先生正对学生提出一些心算的问题。她站得尽量离她的学生们近一些，这样她就用不着使劲提高嗓门了，她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地说：
“七顶帽子每顶两个半便士？”
看到她终于开了个头，一阵微笑从全班孩子的脸上掠过。她感到满脸发烧，觉得很不好受。接着，有几只手像刀剑一般伸了出来。她问他们答案是什么。
似乎不知过了多久，那一天才算慢慢过去了。她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出现了可怕的沉默，她马上感到自己仿佛是彻底暴露在孩子们的面前了；有时依靠向一些冒失的小姑娘讨教，她终于能够开始上起课来，可是她仍然弄不清到底应该怎样做才更好。孩子们成了她的老师。她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她永远总是听到布伦特先生的声音。像一架机器一样，他永远用那同样的、毫无表情的、调子很高，而又似乎非人的声音不停地讲着课，一切都明明白白。然而面对着这非人的一群孩子，她却始终感到非常胆怯。她不能丢下他们走开。这班学生就在这里，这由五十几个学生组成的成为一个集体的班级，正等着她去指挥，然而他们对这种指挥又感到无比厌恶和愤恨。这种情况使她感到简直无法呼吸：她快给憋死了。这简直不是人干的事，他们的人数那么多，他们简直都不是孩子。他们是一个连队，她没有办法像对待孩子似的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孩子，他们是一个非人的集体。
到了吃饭的时候，她惊愕地、惶惑地、孤单地走进教员休息室去吃饭。她过去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对生活如此生疏。她似乎感到她现在是刚刚从一个陌生的可怕的地方脱身出来，在那里，由于处在一种残酷、邪恶的制度之下，一切都像在地狱里一般。现在她还没有真正自由。那天下午仍完全像一条绷带似的缠在她身上。
第一个星期就这样在一种盲目的混乱中度过了。她不知道该怎么教学，她觉得她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哈比先生有时常到她的教室来，看看她在干些什么，他带着一副傲慢的威胁的神情往那儿一站，她马上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弄得她对什么都犹犹豫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简直像完全失去存在了。可是，他总是静听着，含笑站在那里观看着，这完全是一种威胁；他一句话也不讲，他让她继续讲她的课，她简直感到她的灵魂已经出窍了。接着他走开了，而他的离去又仿佛是一种嘲笑。这个班原是他的班，她只不过是试着暂时代替他。他常常打人，动不动吓唬人，大家都很恨他，可是他是这儿的主人。尽管她态度非常温和，无时不为她的班着想，可是这个班的学生属于哈比先生，他们并不属于她。仿佛是通过某种看不见的机械的力量，他始终保留着一切权力。这个班也完全承认他的权力。而在一所学校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只有权力。
很快厄休拉也变得非常怕他，而在这种害怕的后面更有一种仇恨的种子，一方面她很讨厌他，而另一方面她还得受他的管辖。后来，她慢慢跟大家熟了一些。所有的老师都非常恨他，他们彼此之间也尽量扇起这种仇恨。因为他们和那些孩子们都得听他管辖。为了使他对他们所有这些人的权威绝对化，他随时都显出一种令人非常可怕的神态。他的教师和那些学生一样全都是他的部下。只不过因为教师也有他们的某种权威，他于是不免本能地对他们感到厌恶。
厄休拉没有办法让自己讨得他的欢心。从一开始她就跟他完全合不来。她和维奥莱特·哈比也很合不来。不管怎样，她拿哈比先生是没有办法的，他这个人，她既无法和他进行斗争，当然也没有办法去制服他。她曾经试着用一个年轻活泼的姑娘那种对付男人的办法，摆出一副笑脸去和他接近，希望他会露出一点多情公子的姿态。可是她是一个姑娘或者说是一个妇女的这一事实，要不是已完全被他忽视，就是更被他当作了对她表示轻蔑的理由。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也不知道她应该怎样才好，她希望仍然保持她原来的那个能和人正常交往的热情的自我。
她就这么上着课。她和三班的老师马吉·斯利菲尔德交上了朋友。斯利菲尔德大约二十岁，她是一个很纯洁的姑娘，和别的老师来往很少，她长得很漂亮，常常独自沉思，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更可爱的世界中。
厄休拉每天带饭到学校去吃，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她便开始在斯利菲尔德小姐的教室里吃饭。三班的教室单独在一个地方，两边的大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操场。在一个乱哄哄的学校里能找到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这里有一盆盆的菊花和一些别的花草，还有一大盆草莓；墙上挂着许多漂亮的小图片，一些照相复制的格黑尔茨（法国18世纪伤感主义劝善派画家）的作品，其中还有雷诺（英国18世纪肖像画家及批评家）的《天真时代》，颇给人一种亲切感；所以这间具有宽大的窗子、更小巧更干净的课桌，再加上这些图片和花草的教室，厄休拉一见便非常喜欢。至少在这里可以觉察到一点人情味，她因而也可以对这种人情味作出反应。
今天是星期一。她到学校来上课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尽管她自己似乎还仍然是一个陌生人，但对这里的环境已经慢慢熟悉起来。她总盼望着快点去和马吉一块吃饭，那是一天中她惟一能感到一点情趣的时候。马吉是一个非常强健的、不肯与人为伍的姑娘，她总迈着缓慢的稳健的步子走在一条坚硬的大路上，随时带着自己的梦想。厄休拉总像穿过一阵阵毫无意义的迷雾一般，一堂一堂地教着她的课。
到中午时，她班上的学生总是毫无秩序地一窝蜂向外跑，她完全没有体会到，她这样对一切采取超然的容忍，她这样客气地laisser…aller，（法语，意为放任自流）将会慢慢招来多么严重的反对。他们走了，她可以暂时离开他们，这就再好不过了。她于是也就匆匆跑到教员休息室去。
布伦特先生正蹲在一个小火炉旁边，把一些米面饼放在小火炉里烤，接着他站起来，用一把叉子仔细地搅和着放在炉架上的一个小锅子。后来他又盖上了锅盖。
“那饼还没有烤好吗？”厄休拉打破他那全神贯注的沉默，显得很高兴地问道。
她始终保持一种轻松愉快的神态，对所有的老师都是那么和颜悦色。因为她觉得，不论从较高贵的遗传关系或家庭出身来说，她现在都仿佛是处在一群鹅中间的一只天鹅。她自觉是这个丑陋学校中的一只天鹅的骄傲感始终也没有被打下去。
“还没好。”布伦特先生冷淡地回答说。
“不知道我的菜温热了没有，”她说，对着火炉弯下腰去。她想着他也许会替她看一看，可是他根本不予理睬。她感到很饿，急切地把手指伸到那饭盒里去，看看她的甘蓝芽菜、土豆和肉温热了没有。现在还不热。
“你不认为每天带饭来吃倒也很有趣味吗？”她对布伦特先生说。
“说不上来。”他说，拿一条餐巾铺在他的桌子的一个角上，完全没有抬头看她。
“我想你要是中午回家，可能是太远了吧？”
“是的。”他说。接着他站起来看着她，他有一双她从来没见过的最蓝、最可怕、最锐利的眼睛，他显出越来越凶恶的样子看着她。
“我要是你，布兰文小姐，”他威胁地说，“我一定会对我班上的学生管得更严一些。”
厄休拉止不住一哆嗦。
“是吗？”她尽管仍有些恐惧，却尽量和蔼地问道，“我现在还不够严厉吗？”
“因为，”他根本没有听她的话，接着说，“如果你不尽快先制服他们，他们就会把你搞倒，他们会不把你看在眼里，弄得你哭笑不得，到时候哈比就只好给你换个别的班———结果只能是这样。你要是不赶快制服他们，”———他这时往嘴里塞满烤饼———“而且越快越好，那你在这里将呆不了六个星期。”
“哦，可是———”厄休拉忿恨地、沮丧地说。她心里感到十分恐惧。
“哈比是不会帮你的忙的，他永远是这么个办法———他就让你教下去，情况越来越坏，到最后或者你自己教不下去了，或者他把你请走。这事跟我毫无关系，只除了我希望你不要留下那么一个班让我去对付就好了。”
她听出那男人的声音里有一种对她谴责的意味，并感觉到自己仿佛是犯了罪。直到现在，这学校对她来说还没有变成一种明确的现实。她还在那里力图逃避。这是一种现实，可是它只仿佛存在于她的身外。她极力挣扎着，不愿意相信布伦特的这套说法。她不希望看到这种现实。
“那真有那么可怕吗？”她犹犹豫豫地说，样子显得很漂亮，可是颇有点尽量迁就的意味，她不愿意泄露自己的恐惧心情。
“可怕？”那个男老师说，又低头去吃他的土豆。“我不知道什么叫可怕。”
“我真感到有些可怕，”厄休拉说，“那些孩子们似乎是那样的———”
“怎么？”哈比小姐这时正好走进屋里来，便接茬问道。
“咳，”厄休拉说，“布伦特先生说我应该更严厉地对待我那班学生。”她勉强大笑着说。
“噢，如果你想教下去，你一定得维持好班上的秩序，”哈比小姐冷淡地、高傲地、毫不动感情地说。
厄休拉再没有讲话。她感到在他们面前，她的话是不会有任何力量的。
“如果你希望别人让你活下去，你就一定得那样做。”布伦特先生说。
“再说，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