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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作者：王汝梅
第一讲 ︽金瓶梅︾的读法
《金瓶梅》读法新编（1）
1。在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总结《金瓶梅》写实成就、章法结构、塑造人物的艺术方法，驳斥“淫书”论，开创了《金瓶梅》评论的新阶段。张竹坡的小说评点，是小说理论的宝藏。张竹坡写有《金瓶梅读法》一百零八条，是他评点《金瓶梅》的纲领，是他研究鉴赏《金瓶梅》的结晶。《读法》论述了《金瓶梅》创作动因、主旨、结构，分析人物形象，归纳写作方法、阅读注意事项，是一篇有层次的“金瓶梅论”。关于怎样阅读、鉴赏《金瓶梅》，张竹坡在《读法》中提到的一些见解，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是有所启发，可资借鉴的。例如，张竹坡提醒读者把一百回当一回读，要一气看完，不可零星看，强调从形象整体上把握全书，贯通气脉。再如，他主张读《金瓶梅》，纯是读《史记》，也就是说把小说当历史来读，注重其社会意义与笔法（当然，张竹坡把生活事实与艺术真实区分得很清楚）。他认为“读《金瓶》者多，不善读《金瓶》亦多”。所以，他急于评点，向读者请教，亦即提出怎样读《金瓶梅》的意见。张竹坡在《读法》中反对妇女读《金瓶梅》，这是一种歧视妇女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小说评点，是我国古代小说评论的特殊方式，像是读者的阅读感受表述，生动的接受记录。古人的评点是一笔珍贵小说评论遗产，在历史上影响到对小说的理解，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我们今天的读者阅读鉴赏《金瓶梅》会有新的欣赏角度和接受角度，我们从作品中总结出的东西会更丰富。张竹坡的《读法》为我所用，推陈出新。笔者借鉴张竹坡的《读法》，表述自己的阅读感受，可谓《金瓶梅读法新编》，以求教于广大读者。2。读《金瓶梅》不可以快读、粗读、略读、选读，要读五遍。以一百回当做一回读。离形得似，遗貌取神，探得底里（神髓、真精神）。对全球化视野下晚明社会文化背景作基本了解。要有性观念的更新与性科学知识的储备。阴阳和合、节制欲望、精神肉体并重，是中国古代
性文化的主流。中国古代，不但有节制、自然、有益健康的性观念，更为宝贵的是肯定性的正面积极意义，推崇性、歌颂性，追求性行为达到艺术的境界。中国古代房中术（房室养生学）强调性知识的重要性、注重优生优育、讲究交合方法同享快乐，总结论述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方法。还要了解现代西方性学研究成果。现代性学是从性心理学和性医学拓展开的一门跨研究领域的学科。这些领域包括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和医学。西方性学专家从自己专攻的领域，以自己学科的独特方法在性学领域探索，写出了各具特色的性学著作，提出了不同的性学理论观点。英国埃利斯著的《性心理学》（1933年），就是一部全面生动的性心理学教科书。他根据生物进化的理论，全面考察人类的性问题，指出在性的方面符合自然的健康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有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身素质的一部分。1939年至1941年，潘光旦先生译注的埃利斯《性心理学》在中国出版。潘光旦写有10万字的注和附录，引述中国的文献（包括《金瓶梅》与明清艳情小说）与习俗中关于性的资料，意在与原著相印证。李银河指出：此书之注，可长期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性心理及性文化者获取灵感的宝库。（见《西方性学名著提要》32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从性心理、性文化的角度认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笔者认为，《金瓶梅》把性放在人类生存的基础位置，毫无讳饰地加以描写，是作者的独特贡献，是全书艺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阅读《金瓶梅》还要弄清三系类版本的区别与嬗变。要知道《金瓶梅》有哪些未解之谜。《金瓶梅》是
成人小说。成人的小说成人读，少年不宜。3。破除误读三论：一曰“淫书”论，说《金瓶梅》“亵渎女人，糟蹋妇女”；二曰“自然主义倾向”，作者是客观主义，没有爱憎，没有光明与理想；三曰“封建主义文化”论，认为《金瓶梅》与《红楼梦》分明存在“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文化之区别”。还要消除三重阅读障碍：一是把道德理性主义绝对化；二是把古代性文化视为“淫秽”的非科学观点；三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深入人心的伟大身影的遮蔽。（其实，《金瓶梅》比《三国》、《水浒》更伟大、更前卫、更丰富、更复杂、更创新。）4。在贬损肉体、摧残人性、禁欲主义的时代，作者从人本位思想出发，以“童心说”、自然人性论为思想基础，把性放在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位置，大胆地肯定肉体，显示情欲的自然性、合理性。性在《金瓶梅》中，是人际关系的焦点，是社会关系的纽带，把性与权力、金钱、行为、制度、生活方式联系描写，通过西门庆之欲、西门庆之悲哀，引发人们思考生存与情欲这一普遍的人性问题。西门庆由纵欲而走向毁灭，以此惩戒人，使人生畏惧心，从而启迪人追求“乐而有节”的律动。西门庆与女性的性行为，不单是技巧、肉欲，也有爱与性的结合，对性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生育）的观念有突破。性与爱二者有区别有联系，有性无爱（与林太太）、有爱有性（与李瓶儿）、有爱无性（与吴月娘）。性追求新鲜、变化，拒绝单调、死板、重复。灵与肉、欲与情、心理与生理的多重形态，多重比重，在《金瓶梅》中写得千差万别，多姿多采。西门庆与潘金莲做爱，做得自然而然，与生活场景、心态、关系紧密相连，不是硬添加上去的，是生活中的生动内容，是人物形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西门庆与女性做爱之前有顺心快乐之事发生，是快乐的延伸。作者表现对人性本体的忧虑，表现对时代苦难的体验和对社会的绝望情绪，否定现实，散布悲观主义。但是，他渴望人性的美好，又不知道怎样才能美好。《金瓶梅》中的两性关系不是和谐与平等的，以写实见长的《金瓶梅》不可能写出这种理想化的性爱。性爱生活的更新、美化，是未来社会的一项伟大工程。从现代的观点审视，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多纯感官的再现，情的升华不够，较浓重地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的性情趣、性观念。从性文化角度，把《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作为研究
资料，《金瓶梅》可谓是一部性文化的宝典。《金瓶梅》作者是一位写实能手，是一位语言大师，又是一位性学大师。5。《金瓶梅》有三新：对女性美的新发现，对女性形象的新塑造，对小说艺术的新开拓。《金瓶梅》开拓了新的题材，以西门庆家庭为中心，上联朝廷官府，下及市井日常生活，由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拓展了审美领域，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等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更着力塑造了成体系的交织着错综复杂关系的妇女形象（具有各自的个性美的女性典型），不要说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孟玉楼、孙雪娥、吴月娘等主要人物，就是一个小丫鬟，如秋菊、玉箫、小玉等也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绝不单一、扁平，而是立体、鲜活、生动、多面，呼之欲出。女性成为《金瓶梅》艺术世界的中心。潘金莲的形象为女性世界中的第一号人物。没有潘金莲就没有《金瓶梅》。《金瓶梅》是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立传的。金、瓶、梅三形象，分别具有不同的个性美，共同具有叛逆性。她们性格多面、复杂，精神苦闷压抑，人生道路曲折。三女性形象比西门庆形象更加丰富、更加成功，更具有社会意义。作者对女性人性有很深的探索与体验。在作者笔下，三女性均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活力、有性力。她们叛逆封建伦理道德，不满男性中心社会，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争生存、求性爱，不逆来顺受，不安于现状，反叛三从四德。作者通过三女性形象，质疑理性，关注身体，批判了“女性性力弱”、“女子无才便是德”、“淑女人格”的传统观念，冲击了“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的传统审美意识。
《金瓶梅》读法新编（2）
以市井平凡人物为主要角色，贴近现实日常生活。不再是帝王将相、神魔、英雄的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金瓶梅》成为中国小说艺术史上的里程碑。6。解读《金瓶梅》，重写中国小说艺术历史：《金瓶梅》是中国长篇写实小说之祖，是具有近代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特点的开山力作。《金瓶梅》中有“以前的作品里所不能达到的新东西”（李长之《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继承与发展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可以说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产生《红楼梦》。《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小说艺术史上的两种典范、两个高峰。《金瓶梅》与《红楼梦》都打破了传统的思想与写法。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美国学者海托华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小说艺术史的制高点，也是世界小说艺术史上的制高点。《金瓶梅》与《红楼梦》作品伟大，意蕴无穷，其蕴涵的美学思想与艺术营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认为肯定了《金瓶梅》的高度成就，就是贬低了《红楼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在中国小说艺术史的著作中，给《三国》、《水浒》列专章论述，而只给《金瓶梅》一小节的地位，不予充分肯定与评价，是不符合文学发展史实际的。攀登两座高峰，俯瞰中国小说发展的全貌全景，重写中国小说艺术史，这是二十一世纪应完成的艰巨任务。7。毛泽东对《红楼梦》给予很高评价，引以为民族的骄傲。他在日理万机的岁月里，同时认真研究了文学巨著《金瓶梅》。他特别注意作者对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描写。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许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揭露封建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压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转引自逄先知《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金瓶梅》写商业活动，反映经济领域的矛盾，是《红楼梦》中没有或少有的。
已有学者注意从货币文化视角解读《金瓶梅》，作者描写能挣能花的商人形象，表现出钱是活的，在交换流通中增值的货币观，完成了由农耕文化货币观向商业文化货币观的转变。由以德礼为中心的重义轻利，转向以“金钱崇拜”为中心的重利轻义，寻新求变的商业文化精神。有了求新寻变的精神，促使作者在表现形式上走向平俗化与个体自由化。叙述视角由群体转向个体，由编故事转向写人性，显示个性。（许建平《金瓶梅中货币观念与审美价值的逻辑走向》，见《金瓶梅研究》第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从经济学视角解读，西门庆之死，反映了在晚明封建专制体制下，民间商业资本的悲剧结局。晚明的商业资本无法担负起发展经济、改变社会的历史重任，只能与腐朽的封建体制一同腐烂，而不可能进入近代社会。产生《金瓶梅》的晚明社会，已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未产生与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未发展成现代资本主义。李卓吾的叛逆思想，也只是封建社会体制内的异己思想，并不否定封建主义制度。《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如此。十六世纪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早期启蒙思想，也是体制内的异己思想，本质上与西方启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