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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百里，舟则视风势水流为迟疾，廷寄军书，驿人介马俟，尽日夕行不过六七百里已耳。今则京汉之车，津沪之舟，计程各二三千里而遥，不出三日，邮之附舟车以达者如之。若以电线达者，数万里外瞬息立至。民情虑始难，观成易，故船、电、路皆有商办名。顾言利之臣胥欲笼为国有，以加诸电商者加之川汉自办之路，操之过激，商股抗议者辄罪之。淫刑而逞，以犯众怒，党人乘之，国本遂摇。孔子论治，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为极盛。清之天下，可谓同文同轨矣，惟行殊焉，而理乱顿异。则知伏羲氏所谓通天下之志者，有形下之器，尤贵有形上之道以维系之，未可重器而遗道也。撰交通志。
铁路
铁路创始于英吉利，各国踵而行之。同治季年，海防议起，直督李鸿章数为执政者陈铁路之利，不果行。
光绪初，英人擅筑上海铁路达吴淞，命鸿章禁止，因偕江督沈葆桢，檄盛宣怀等与英人议，卒以银二十八万两购回，废置不用，识者惜之。
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犬里，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
六年，刘铭传入觐，疏言：“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釐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砲，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方今国计绌于边防，民生困于釐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釐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于此。今欲乘时立办，莫如筹借洋债。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
事下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议覆。鸿章言：“铁路之设，关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者，其利甚溥。而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坤一以妨兒民生、釐税为言。学士张家骧言兴修铁路有三大弊。复下其疏于鸿章，鸿章力主铭传言。会台官合疏力争，侍讲张楷言九不利，御史洪良品言五害，语尤激切。以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嗣是无复有言之者矣。
十一年，既与法国议和，朝廷念海防不可弛，诏各臣工切筹善后。李鸿章言：“法事起后，借洋债累二千万，十年分起筹还，更无力筹水师之岁需。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难遽踊跃，官又无可资助。若轻息假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恆有，乃群情所骇诧，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大学士左宗棠条上七事，一言宜仿造铁路：“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徵。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清江至通州宜先设立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徵调，而额兵即可多裁。且为费仅数百万，由官招商股试办，即可举行，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迨办有成效，再添设分支。至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疏下王大臣议，虽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是年冬，鸿章复言：“陶城、临清间二百馀里，运道淤垫，请试办铁道，为南北大道枢纽。”上用漕督崧骏等言，格不行。
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十三年春，海军衙门王大臣奕枻等言：“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自经前岁战事，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臣奕枻总理事务，见闻较切。臣曾纪泽出使八年，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之益。现公同酌覈，调兵运械，贵在便捷，自当择要而图。据天津司道营员等禀，直隶海岸绵长，防守不易，转运尤艰。请将开平至阎庄商办铁路，南接大沽北岸八十馀里，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百馀里，逐渐兴修。津沽铁路告成，续办开平迤北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万人，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此项海防要工，集资不易，应以官款兴办，调兵勇协同工作，以期速成。如蒙俞允，即派员督率开平公司经理。”从之。明年，路成。总理衙门奏言：“新造津沽铁路，自天津府城经塘沽、芦台以至阎庄，长一百七十五里，其自阎庄至灤州之唐山，长八十里，为各商旧造铁路。新旧铁路首尾衔接，轮车通行快利，为轮船所不及。通塞之权，操之自我，断无利器假人之虑。由此经营推广，一遇徵兵运械，輓粟飞刍，咄嗟可致；商民贸迁，无远弗届，榛莽之地，可变通衢，洵为今日自强之急务。”
会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略言：“现造铁路，其所入不敷养路之用。如接造此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直督李鸿章以闻，已如所请矣；于时举朝骇然，尚书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交章谏阻。其大端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者，亦有言宜于边地及设于德州、济宁以通河运者。命俱下海军衙门。寻议上，略言：“原奏所虑各节，一在资敌。不知敌至而车已收回，岂有资敌之虑？一在扰民。建设铁路，首在绕避民间庐舍丘墓，其万难绕避者，亦给重价，谕令迁徙，可无扰民之事。一在失业。铁路兴而商业盛，谋生之途益广，更鲜失业之虞。津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徵兵入卫之用。乃议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竟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上渎天听。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其往也，非干羽所能格，其来也，非牛饩所能退，全视中华之强弱，为相安相扰之枢机。臣等创修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诚能于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设重兵，各安铁路，则军行万里无胼胝之劳，粮运千仓有瞬息之效，零星队伍可撤可并，浮滥饷乾或裁或节。此外如海防河运，裨益实多，而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而事属创办，不厌求详。请下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各抒所见。”遂如所请，命各详议以闻。
台湾巡抚刘铭传议由津沽造路至京师，护苏抚黄彭年议先办边防、漕路，缓办腹地及沿江沿海各省，而试行于津通。粤督张之洞请缓办津通，改建腹省幹路，疏言：“今日铁路之用，以开通土货为急。进口外货，岁逾出口土货二千万两。若听其耗漏，以后万不可支，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济之。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矣。而沿江沿海、辽东三省、秦陇沿边，强邻窥伺，防不胜防。若无铁路应援赴敌，以静待动，安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砲巨饷而守之？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幹路，为经营全局之计。至津通铁路，则关系甚钜，不便尤多。设此路创造之时，稍有纷扰，则习常蹈故者，益将执为口实，视为畏途。以后他处续造，集股之官商必裹足，疑沮之愚民必有辞，则铁路之功终无由成，而铁路之效终无由见矣。翁同龢请试行于边地以便运兵，徐会沣等请改设于德州、济宁以便运漕，均拟缓办津通，为另辟一路之计。但边地偏远，无裨全局，效亦难见；且非商贾辐辏之所，铁路费无所出，不足以自存。德济一路，黄河岸阔沙松，工费太钜。臣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铁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南岸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则三晋之辙下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西北声息刻期可通。自河以南，则由郑、许、信阳驿路以抵汉口，东引淮、吴，南通湘、蜀。语其便利，约有数事。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南北三千馀里，原野广漠，编户散处，不似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易于勘避，利二。幹路袤远，厂盛站多，经路生理既繁，纬路枝流必旺。执鞭之徒，列肆之贾，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岂惟有养路之资费，实可裕无穷之饷源，利四。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或内地偶有土寇窃发，发兵征讨，旬日立可荡平。徵兵之道，莫此为便，利五。中国矿利，惟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而质最重、路最艰。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法以煎镕，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卮，利六。海上用兵，首虑梗漕。东南漕米百馀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而抵汉口，又二日而达京城。由卢沟桥运赴京仓，道里与通县相等，足以备河海之不虞，辟飞輓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剥运之浮糜。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流者，办理转有把握，利七。若虑费钜难成，则分北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每里不过五六千金，每段不过四百万内外，合计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款亦八年分筹。中国之大，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筹款之法，除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应酌择各省口岸较盛、盐课较旺之地，由籓运两司、关道转发印票股单，设法劝集。铁料运自晋省，置炉鍊冶，以供取用，庶施工有序，而藏富在民。”
奏上，仍下海军衙门。寻复议上：“各国兴办铁路，以幹路为经，以枝路为纬，有事则以路徵兵，无事则以商养路。就五大洲言之，宜于西洋，宜于东洋，岂其独不宜于中国？就中国言之，或云宜于边防，或云宜于腹地，岂其独不宜于臣衙门所奏准之津通？津通，畿东南一正幹也。水路受沿海七省之委输，陆路通关东三省之命脉。豫鄂则畿西南一正幹也，控荆襄，达关陇，以一道扼七八省之冲。初意徐议中原，而先以津沽便海防，继以津通扩商利，区区二百里，其关系与豫鄂之千里略同。今张之洞亦设为津通五宜审之说，其中所虑各节，前奏固已剖析无遗。惟事关创始，择善而从。津通铁路应即暂从缓办，而卢汉必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层递而北，并改为卢沟、汉口两路分投试办，综计需银三千万两，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为集款之法。”议上，诏旨允之。
初，鸿章倡津通铁路之议，举朝以为不可，鸿章持之甚力。之洞特创卢汉幹路之说，调停其间，而醇亲王奕枻复赞之于内，其事始定。然其时廷臣尚多不以卢汉造路为然，但无敢昌言者。故通政黄体芳谓铁路不可借洋债以自累，而台臣亦有言黄河桥工难成者，以执政者坚持举办，久之浮议始息。鸿章与之洞书，谓局外议论纷歧，宜速开办，免生枝节，之洞深然之。未几，之洞总督湖广。之洞既移鄂，益锐意兴办卢汉铁路，其所经画，曰储材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以商股难恃，请岁拨帑金二百万两以备路用。上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