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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卡利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大发雷霆，怒吼道：“是我在管理苹果公司，史蒂夫，我要你马上给我从这里消失，就是现在！”史蒂夫被人当场抓了个正着，因此也无话可说，他第一次表现得这么安静。史蒂夫极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那里忍受了3个小时的痛苦折磨而没有爆发。
当史蒂夫在场的时候，斯卡利要求公司的每个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投票，迫使他们公开声明是对他忠诚还是对史蒂夫忠诚。杰伊·埃利奥特回想起这件事时非常愤慨，他说：“我告诉约翰，我认为他就是一头蠢驴，我拒绝投票。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他和史蒂夫都应该‘消失’。”
在那一天，史蒂夫和约翰两人都说要辞职，约翰是对他的妻子说的，史蒂夫是对忠于他的职员说的，而且说的时候泪流满面。当史蒂夫跨步到会议室门口准备退场时，麦克·默里说：“你最好明白你现在要做什么，你一旦跨过这道门槛，世界可能就会因你而改变。”史蒂夫最后还是听从了老朋友的建议，然后坐下来又考虑了几个小时，与会人员决定先不要匆忙做出决定，先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边，冷静几天再说。但不论怎么样，这一天都是史蒂夫无法忘记的。为什么不仔细考虑一下，甚至是找斯卡利谈一谈呢？史蒂夫这样想。
第二天早晨，史蒂夫就开车去了斯卡利的住处，史蒂夫听从了麦克·默里的建议，他要让约翰相信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苹果公司更好地发展，而不是针对斯卡利个人。对斯卡利，史蒂夫展示了他极具魅力的一面，所说的每个词都是精心挑选的，不尖锐刺耳，也没有挑战意味。他们两个人沿着斯卡利住处附近弯弯曲曲的人行道走着，一路上，史蒂夫竭力替自己辩解。他坚持说，他所说所做的都是为了苹果公司能够最好地发展，如果他的离开能使苹果公司获得良好的发展，他宁愿这么做。史蒂夫说，他完全支持斯卡利最终做出的决定，但他还是想要斯卡利再给他一次留在自己创建的公司里的机会。
斯卡利也主张和平地解决这件事，因此他被史蒂夫说服了，他说，只要史蒂夫发誓对他忠诚，他愿意再给史蒂夫一次机会，让他有机会为苹果公司服务，做苹果公司的客户发言人。“没有同题。一史蒂夫说，因为这是他希望得到的结果。史蒂夫和斯卡利谈了好几个小时，临走时他们还握了握手。实际上，斯卡利当时就同意了对让史蒂夫在苹果公司重新担任一个职务的事再考虑一下。
史蒂夫认为，斯卡利不可能让他如此简单地就蒙混过去。在他的奔驰轿车还没有完全驶出斯卡利那新都铎建筑风格的房子外的车道时，史蒂夫就策划好了使出这场“政变”的最后一招。史蒂夫认为，斯卡利是一个懦弱之人，不能让他这样的人再管理他史蒂夫·乔布斯创建的公司，他必须要行动快一点。
在一个具有非常“纪念意义”的下午，史蒂夫把他的“忠诚卫士”们召集到了一起，史蒂夫要和他们一起密谋怎么样让麦克·马库拉相信，只有史蒂夫才能担任麦金托什机研发组的负责人。马库拉虽然不喜欢热闹，也很沉默寡言，但却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在这场“戏”即将收场的时候赶到了。但马库拉对史蒂夫的做法非常不满，他提出不需要史蒂夫在一边说什么，他想要听一下史蒂夫手下的员工到底是怎么想的，紧接着，他就让史蒂夫的员工说出他们自己的想法，员工说完后，马库拉还对他们表示感谢，接着就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一大早，斯卡利就在他的办公室召见了史蒂夫，并告诉史蒂夫他已经从马库拉那里知道—切了。他明白，史蒂夫又在暗地里找他的麻烦。虽然他们俩几天前还信誓旦旦，但现在他们又同时宣布要离开苹果公司了。
在这之后，斯卡利又逐个地给苹果公司的董事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支持把史蒂夫赶出苹果公司。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同意支持斯卡利的决定。在那天晚上7点，斯卡利打电话给在家里的史蒂夫，告诉他—切都结束了。斯卡利还告诉史蒂夫他要继续他的公司重组计划，另一方面，公司董事已经投票表决正式剥夺了史蒂夫在苹果公司的工作。史蒂夫可以留在苹果公司，但只能当一名“新产品构想者”，不再让他负责苹果公司的任何一个部门。很显然这种方案只有像苹果公司死硬的副总裁戴比·科尔曼这样的人才会接受，其他人是断然无法接受的。
史蒂夫泪流满面地打电话给比尔·坎贝尔和麦克·默里，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天是1985年5月28日星期二的晚上。当时默里的妻子正在打一个长途电话，突然她接到一个紧急信号。她告诉电话接线员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要接线员把电话接过来，随后，她听到了史蒂夫的声音，几乎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声音。她马上叫她的丈夫默里接了电话，史蒂夫告诉默里：“一切都完了，约翰联合董事会投票把我赶出了苹果公司。”这位苹果公司的前市场主管还想再说什么，史蒂夫却把电话挂了。
默里又把电话打回去，但史蒂夫没有接。当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了，默里害怕史蒂夫会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来，他就开车去了史蒂夫的住处。等默里来到的时候，他发现史蒂夫家里一片漆黑。他爬上楼梯来到史蒂夫的卧室，接着把卧室的门打开，他发现这位苹果公司董事会主席正孤独地躺在地板的垫子上。默里不声不响地紧靠他坐了下去，然后紧紧地抱住他这位老朋友——苹果公司的前老板，两个人放声大哭。就这样，默里和史蒂夫两人一起在史蒂夫黑暗的卧室里坐了1个小时，默里只说了一句话：“把你憋在心中的话说出来吧。”他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给史蒂夫以安慰。两人一起待到第二天凌晨，默里在确信史蒂夫不会出什么意外了，才从史蒂夫家里悄悄出来，开车回家了。
当默里第二天早晨又回来看看情况的时候，史蒂夫说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第三天下午，史蒂夫还是去了苹果公司，并立即去见了默里，和他讨论到底该怎么办。应该就此离开，还是继续抗争？应该采取拖延战术直到最后垮台，还是应该发表悲愤的公开声明？史蒂夫没了主意。默里告诉他现在他有两种选择：一是采取低调一点的解决方式，现在就悲伤地离开苹果公司，任由新闻界笑骂评说；二是采取趾高气扬的做法，直接从政，站在他们的“头顶”上面，防止他们再出“损招”进行恶意中伤。默里仍督促史蒂夫第二天一也就是5月31日，这一天也是默里30岁的生日，去参加斯卡利召开的公司例行会议。默里还要让史蒂夫在会议上支持斯卡利的公司重组计划，这样做是为了向公司员工表明史蒂夫是支持苹果公司的，他不会持续不断地去进行毫无意义的争吵，史蒂夫是“伟大”的。对默里的提议，史夫失只是说他考虑一下。
在第二天举行的全公司意见交流大会上，默里很高兴看到史蒂夫悄悄地又坐到了听众席的最后一排：很显然，史蒂夫已经决定不再我行我素，而是要当一名积极合作者了。然而，会议开始后，斯卡利却拒绝承认乔布斯的身份。他介绍了苹果公司管理层的新成员，包括加塞、科尔曼，但没有麦金托什机研发部的任何成员。当他向与会人员展示公司的组织机构表时，故意把一个人的名字忽略了，甚至一直到最后，斯卡利也没有提及“史蒂夫”这个名字。对约翰·斯卡利和新的苹果公司来说，史蒂夫·乔布斯根本就不存在了。
史蒂夫最后一次来到他那位于班德雷产业区大楼一角的3号办公室，这座大楼是专门为他的“超级明星队”——麦金托什机研发组建造的。几分钟后，史蒂夫出了大楼，钻进了他的奔驰轿车，开走了。
在6月1日，也就是星期六的早晨，《圣何塞信使报》在它的头版用头号标题《苹果公司的创建人乔布斯被降职》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旧金山纪事报》和《旧金山观察家报》也在头版对整件事情进行了报道。就美国其他地区来说，史蒂夫从受人瞩目的“舞台”垮下来也是各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事件。
史蒂夫避开了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仅仅向他的少数几个朋友和家人介绍了有关情况。夜幕降临后，他一直待在自己漆黑的房间里听着鲍勃·迪伦的歌声。
到1985年，史蒂夫已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苹果公司和苹果电脑。虽然落到这种境地，他还是不准备就这样安安静静地退出苹果公司的“舞台”。史蒂夫是一名斗志昂扬的战士、一个激情澎湃的竞争者，他相信他要比任何人都更能把握住什么是真理。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一直陷入沉思中，想着如何做出选择。最后，他准备了一下行装，乘飞机到了巴黎，开始了长时间快乐轻松的商务旅行。他行遍欧洲以提升麦金托什机研发部的形象，他还计划到苏联宣传苹果Ⅱ电脑，因为当时苹果Ⅱ电脑刚刚被同意在苏联销售。对于史蒂夫来说，可能这些活动能给他带来一些安慰。
史蒂夫在欧洲做完巡回演讲后，来到了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附近的托斯卡纳山。他买了一条睡袋和一辆自行车，晚上就在中世纪风格的圣吉米纳诺镇的果园里野营。当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意大利这个山边小镇时，没有人认出他是谁。史蒂夫在那里想了很多，但当他思考自己的命运时，不是想着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更加沮丧、消沉了。
到6月底，史蒂夫去了瑞典，仍旧是为了苹果公司做宣传。他的心态也变得老练、稳健了。“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他对一位瑞典的记者说，“就像米克·杰格（米克·杰格（Mick JAgger），滚石乐队的主唱。——译者注）那样，‘你不可能总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有时你得到你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
“5年以前，可能我会对这样的说法不屑一顾，可现在我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仔细思考一下，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根据的。亨利·福特在20世纪20年代就遇到过几次挫折。
“我并不是一个天生就喜欢追求权力的人，我只在乎苹果公司的发展。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研发电脑上，还创建了一家公司。为了苹果公司更好地发展，我宁愿奉献出我的一切。可以这么说，如果苹果公司需要我扫地，我可以去扫地；需要我去清理厕所，我也可以去清理厕所。”
史蒂夫在谈到苹果公司时，往往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沃兹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做多少事情，”在记者问到他是如何看待苹果公司最近有几名主要的管理人员相继离职的，史蒂夫如是说，“安迪·赫茨菲尔德总是抱怨太多，但最终他还是回来了。我能为麦金托什机研发组做的就是让他们所创造的成果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我在向这方面努力时，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可以说，我的想法是好的，但却做得太过头了。”
在7月4日，史蒂夫去了苏联，但他觉得应该准备回库比提诺了。他还想着与斯卡利重修一下感情、调和一下观点，以便于能在苹果公司从事新的工作，当然不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行。然而，当他在7月中旬回到苹果公司的时侯，他发现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他们叫我搬出我的办公室，”史蒂夫说，“他们在苹果公司大楼的街对面给我租了一幢小楼。我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西伯利亚’。”
“我就这样搬到了苹果公司的对面，我要让苹果公司的每一位行政管理人员都有我家的电话号码。我知道斯卡利肯定有，所以我就给剩下的那些人挨个儿打电话，让他们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还告诉他们，如果有用到我的地方，尽管给我打电话好了。”
“他们说话都显得很亲密，但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这一招不灵，我只好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工作。我到了那里后，只能接一两个电话，打开几封邮件看看。大部分公司管理方面的文件都不会再放到我的办公桌上了。一些人可能是因为看到我的车停在停车场里，就过来安慰我，向我表示同情。每当这时侯，我就会感到很沮丧，就得跑回家里待上三四个小时，真的很沮丧。”
“我这样做了几次，但我感觉这简直就是对我精神的折磨，我就不再去了。要知道，在那里没有人是真的想念我。”
但有一个人还会想着史蒂夫，他就是仍然对史蒂夫忠诚的前麦金托什机市场部的主管麦克·默里。默里已经搬到和史蒂夫相邻的办公室了。有一天，默里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就到了史蒂夫空荡荡的办公室。在这一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