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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不同意，“不会吧，有很多电影都是写婚后的事情的。”
特蕾西想了想，说：“那又是另一个路子了。第一段：相遇；第二段：相恋；第三段：结婚；第四段：第三者插足。这后面就是多项选择了，任选一个。
A：离婚，跟第三者在一起；
B：离婚，第三者跑了，再找第四者；
C：不离婚，丈夫痛打第三者一顿；
D：不离婚，第三者痛打丈夫一顿；
E：丈夫和第三者痛打妻子一顿，两人结为同性恋。”
特蕾西说到这里，已笑得直不起腰来。杨红也忍不住笑，笑了一会，她问：“有点不对噢，你这是说女人红杏出墙的故事的，实际生活中，还是男人有外遇的多吧？”
“这不是顺着你跟彼得的故事在说吗？”特蕾西说，“男人有外遇，前边几段一样，就是这个多项选择要变一变了。
A：老婆寻死觅活，不肯离婚，老公只好一妻一妾，享齐人之福；
B：老婆与第三者同归于尽，老公另觅新欢；
C：老婆杀第三者，判终生监禁，老公还是另觅新欢；
D：老婆废老公，切了他的小弟弟，从此相安无事，白头到老；
E：老婆和第三者联手，痛打老公一顿，两人结为同性恋。”
杨红指着特蕾西，笑得直不起腰来。但笑着笑着，突然笑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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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西见杨红突然不笑了，问道：“怎么啦？被血腥味吓坏了？你知道我是晚报跑社会新闻的，写东西讲究轰动效应，不然发行量上不去。你担个什么心呢？以你跟彼得这种速度，再发展十年也到不了‘丈夫和第三者痛打妻子’的阶段。”特蕾西很体己地拍拍杨红的手，“说真的，你在这个相恨阶段上，是不是停留得太久了？不就是为彼得说你‘鸡立鹤群’的事吗？”
杨红听她提起那件事，觉得自己被特蕾西从什么遥远的地方扯回了现实，不过谈兴已经大减，只懒懒地说：“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彼得那天并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特蕾西用尖刻的腔调说，“大陆的女生呢，就不问是什么场合，春夏秋冬，婚丧嫁娶，一律是西服对付你。哪怕是到野外烧烤，她也是西服革履，又怕冻了她那双老寒腿，就先来一条棉毛裤什么的，再在上面来一长统丝袜，那小腿上鼓鼓囊囊，像下肢静脉曲张一样。站在一群T恤牛仔的老美中间，犹如‘鸡立鹤群’。”
杨红说：“那天就我一个人穿西服和棉毛裤，如果你们觉得他说的不是我，干吗都望着我笑？”
特蕾西笑着说：“你还真穿了棉毛裤在里面啊？其实你是坐着的，我们只看见你穿西服，不知道你穿棉毛裤，估计彼得也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还有别的吗？”
杨红想了想说：“我就听不惯他那种口气，好像美国就什么都好，中国就什么都不好一样。自己也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一到了美国，就好像自己生来就是美国人一样。”
“噢，这么大的帽子啊。”特蕾西笑着说，“这又是为哪件事？是不是我走后发生的？”
杨红想了想，说：“这种事多呐，你走之前走之后都有，你不记得他第一天就把美国的老师捧上了天，把中国的老师贬下了地？”
特蕾西想了一下：“噢，我知道了。你说那件事啊。那没什么呀，他说美国的老师怕学生说他讲课无趣，所以就想方设法把话说幽默一点，让学生爱听，就像他们的药丸，总要包上一层糖衣，让你爱吃。如果学生说他无趣，那他就感到无地自容，比被人说他没水平还伤心。”
杨红说：“但他是怎样评价中国老师的呢？说我们一天到晚拉长着一张脸，不苟言笑，讲课枯燥无味。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制成一剂黄连苦药，叫你难以下咽。还动不动搬出个良药苦口的道理吓唬你，逼着你喝。熬剩的药渣都不让倒，期末拿出来，熬一熬，再喝一遍。”
特蕾西说：“我敢担保彼得不是说你的，你肯定不是他说的那种老师，不过有些老师确实是那样，讲课像催眠曲，一听就想睡觉。”
杨红苦笑一下：“我觉得教书最重要的是传授知识，把知识性的东西讲清楚了就好。我们搞理科的，怎么把课讲幽默？难道你能把那些基因编成一个笑话讲给学生听？”
特蕾西说：“那倒也是。”
杨红说：“这两件事，我虽然觉得他做得不对，但还可以说只是我们两个人观点不同，但有些事，真是太过分了。”
“什么事，你这么生气？”
杨红想到好几件事，可能都是特蕾西走后发生的，她觉得那些话她没法对特蕾西学说，就选了一件特蕾西也知道的，“就说我问他动名词和分词区别的那一次吧，你也在班上的，你肯定知道我说什么。”
特蕾西做个鬼脸，说：“是不是那个‘我他妈真忙，但不是忙他妈的’的例句啊？”
杨红红着脸说：“不是那句还能是哪句？你看，这样的东西也拿到课堂上来讲，还说是他的经典例句。”
特蕾西说：“我记得他没有在课堂上讲噢，他说中国的考试题可能会问你一个词究竟是动名词还是分词，但美国人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他们不管它是什么词性，只要从上下文里知道意思就行了。彼得只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上，说你们把这句搞懂了，动名词和分词的区别就搞清楚了。”
杨红想起那天她因为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还把这个例句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以为得了真传，从此就知道动名词与分词的区别了。回去一查字典，才知道f…ck是那个意思，当时就觉得好像被人调戏了一样，怒不可遏，要去找新东方的校长。周宁劝她再查查语法书什么的，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意思。两个人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名堂。后来周宁用了一个文雅的词，试着翻译了一下，说“是不是应该理解成‘我做爱忙，但不是忙做爱’？”杨红想，不管你忙什么，这样的句子拿到课堂上做例句就是不应该。英语里头动名词分词一大堆，你用哪句不行，偏偏用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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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西格格笑了一会说：“哎，你还别说，我想半天，还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精练的例句。同一个词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分词，第二次是动名词，意思是‘我很忙但不是忙那事’。你能想出一个更好的例句吗？”
“我想不出。”杨红赌气地说，心里却想：看来周宁那个翻译是不对的。不过我的气也不是生得完全没理由，至少有一半还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
特蕾西说：“其实很多人爱说这个字的。我们报社有几个家伙，嘴里经常是f…ck来f…ck去的，听惯了，也不觉得什么。可能因为英语是别人的语言吧，有很多词，你用汉语说不出口的，用英语说就不觉得什么。比如你用中文说‘性交’说不出口，但你说‘Make Love’就觉得没什么。”
杨红想，你还说用中文说不出口，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想指出这一点，因为要指出来，自己也要说出那个词，于是说：“那他也不该把这样一个句子给一个女人，叫她去查啊。”
特蕾西诡秘地一笑，“说不定这正是他追你的一个办法呢！你没听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看了这样的句子，就在那里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把个粉脸羞得通红……”
杨红找不出话来回答，只无可奈何地指着特蕾西，“你乱讲些什么啊！”
特蕾西涎着脸说：“你没听彼得说我们晚报记者擅长的就是写八卦文章？”
“他说你写八卦文章，你也不生气？”
“生什么气？八卦就八卦，有人看就有人写。”特蕾西打个榧子，“好了，搞定！几个误会全部澄清，相恨阶段结束，进入相识阶段。正好你要去美国，而彼得已经在美国了。我跟你八卦一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推开房门，发现彼得就站在你门外，向你负荆请罪。”
杨红正想说什么，却被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断了，“同志，请问你的座位是18B吗？”
杨红和特蕾西循声望去，见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眼镜，脸上汗涔涔的，正指着特蕾西坐的位子。
特蕾西明白过来，说：“噢，这不是我的座位，我在36A。”
“那这个就是我的座位了。”妇女如释重负，“我刚才被挤在外面进不来，起飞时间到了，我连安检的门都没进。多亏一位空姐过去把我们领进来，不然有一二十人都误了这趟飞机了。”
特蕾西和杨红同时看看表，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晚点三十分了！”
杨红担心地说：“我在汉城还要转机的，现在晚点这么多，还能赶得上吗？”
特蕾西说：“我也是在汉城转机的。”
前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转过头说：“我们都是在汉城转机的。机上刚才已经广播过了，说机票上写的飞行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实际只要一个半小时，早就留了一手了。你们刚才只顾讲话，大概没听见。”
杨红的脸腾地一红，心想，刚才以为邻座都是韩国人，讲话毫无顾忌，没想到这人是中国人，刚才说的话他肯定都听见了，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特蕾西对那个妇女说：“可不可以跟您换一下？36A，是靠窗的。我想跟我朋友坐在一起。”
妇女顺着特蕾西指的方向看了一会儿，摇摇头：“那边都是男的，又不像是中国人，我还是坐这里吧。”她指指杨红，“路上我还可以跟她说说话。”
特蕾西站起身，说：“也好，我去泡那几个韩国哥哥。”她挤到通道上，对杨红说：“待会儿到了汉城再跟你聊。”说完便施施然朝36A走去。
杨红的邻座，大概四十左右，已把西服脱去，只穿一件很透明的衬衣，汗湿了，贴在身上，把里面的乳罩清清楚楚地印出来，因为有点发福，乳罩带子深深地陷进肉里。杨红心想，这么热的天，还穿西服，也不管是什么场合，还有那乳罩，真的跟朱彼得说的那样，像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身上的子弹带，只不过是换作两个手雷，暗藏在透明的军服下罢了。
刚想到这里，杨红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啦？真的被朱彼得洗了脑了，看不惯中国人了，连场合都用上了！
第二章
1
飞机终于开始滑动。杨红的座位是18A，靠窗，机票是托她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买的。杨红选这个座位，不光是因为它靠窗，主要是图个吉利，因为杨红的妈妈自从听说女儿要出国，就一直担心得不得了，老觉得女儿是要到那个人手一枪、黑帮泛滥的国家“头朝下在餐馆洗盘子”去了。签证还没下来，妈妈就跑到庙里为她求签占卦，结果求得一个“不宜出行”的中下卦，更加反对杨红出国。杨红虽然也有点信签语，但这次出国机会来之不易，特别是被检查一通，反而坚定了出国的决心，滋生出一股逆反情绪，心想，你美国搞得那么神神鬼鬼的，不让人进去，我偏要进去看看。
杨红把头靠在窗上，看飞机慢慢滑向跑道，心想，不知儿子和丈夫这会儿在干什么？她知道儿子对她出国，其实并不伤心，每次问他“妈妈走了你想不想”时，他总是说“想”；问他哪里想，也煞有介事地指指胸口说“这里想”。杨红知道这是保姆教他的。当杨红换一个方式，问他“妈妈去美国好不好”时，儿子总是很开心地说：“好！好！妈妈去了美国，我就不用上幼儿园了！”把杨红听得透心凉。
周怡从三岁开始上幼儿园，一年多来，差不多都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或许晒网的时间比十天还多一些。有时是因为生病，周怡经常感冒，动不动就搞到要上医院输液的程度，从上医院到恢复总得一个星期左右，这段时间就理所当然地不送他上幼儿园。就算没病时，说服他上个幼儿园也像中东和谈一样，费尽口舌最后还是要动武，每次都是杨红把大哭不止的周怡硬抱上车，嘴里还要加些“再哭就不给你买麦当劳”之类的威胁才能把他弄到幼儿园去。杨红就不明白，赞助费交了大几千，平时也没少给儿子的老师送礼，怎么到头来幼儿园还是办得如此恐怖。光看儿子脸上的表情，你还以为不是叫他上幼儿园，而是拖他上杀场。
儿子对自己不留恋，杨红心里也不怪儿子，他还小，还不懂母亲当年怀他生他受了多少苦，也不理解父母送他上幼儿园的一番苦心，他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点利弊，上幼儿园要受老师管束，在家就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但杨红心里还是有一点伤心，听说可能有半年见不到妈妈，儿子反倒欢欣鼓舞，拍手叫好，做妈的做到这个份上，说不伤心是假的。
丈夫周宁倒是说了好几次“舍不得你走”，但杨红觉得他舍不得的是两人的夫妻生活。她知道周宁有个毛病，如果他起了那个心，却又办不成那个事的话，他就会疼痛难忍，用周宁的话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