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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其实也已得到了证实。英国2002年所发起的资源开采业透明化运动，就是一种雏形的章程，它便取得了一定效果。它被东帝汶和几个西非的政府利用起来，而不仅仅是在尼日利亚的改革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参加西非国家讨论石油收入的部长会议，对透明制度表现冷谈的代表团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或许他们是抱着能得到一种非洲一致对外式的庇护的希望。但他们未能如愿，很多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都希望改革并执行透明制度。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两派之间就有关是否制定这项章程的激烈争论。结果包括一些境况最差的政府都发出了希望变革的声音，而毫不令人差异的是，也有一些希望一切照旧的声音，双方互不相让。你能想象在没有国际章程保障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吗？同伴压力（peerpresure）是国际性标准能够得以被采纳的一种途径：改革者总能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中掌握到政权，他们把握住时机采用了这些标准，而当它在政治上变成麻烦时便又弃之不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它们，那些没有采用的国家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对于腐败的纵容将会愈发凸显出来。
第三部分 第33节：法律与章程（3）
采用国际标准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于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内部，尤其是来自于公民社会。国际章程对人们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政府要么采用它，要么解释清楚为什么没有采用。所有最底层的十亿人所在的国家都潜在着大量反对劣政的人士。但是把这些潜在的反对者转化为有效的推动力绝非轻而易举。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形下，这种压力也只不过是作为公益事业而出现，并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坐享其成的态度上去——不要麻烦啦，把这些问题都留给那些愿意为这些事殚精竭虑的人去做吧。因而，在很多社会处理这些问题既需要努力，也需要勇气。此外，因为改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在什么是需要做的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分歧往往将改革者们的反对意见割裂并消除掉。这种分歧往往被简化为是对领导权的争论：支持其他某人的观点就被认为是在承认别人是领导，从而也就放弃了自己的诉求。在那些由恶棍们独揽大权的地方，他们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更重要的是他们精通于分化和统治的手段。他们会积极地设法制造并扩大分歧。而一项国际性标准能在让任何人都不表示承认别人是领导的前提下，协调各种分歧。
利用资源收入获利的第三个关键加压点是资源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它们中的典型就是戴比尔斯公司及其对钻石进行鉴定的金伯利流程。多年以来，戴比尔斯公司都否认冲突钻石成之为问题。随后，非政府组织施加了压力，劝说戴比尔斯，否认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一旦冲突钻石的形象在消费者中形成固定印象的话，钻石就将走上和皮草一样的道路，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它们一贯以来良好的信誉，戴尔比斯公司终于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策略。它提出了一项钻石鉴定的计划，同时将不断推进，以使这项措施得到更为有效的推行。例如，它升级了一种新的外观漂亮的卡片技术，这种技术使私人开采者更难走私从河床中挖掘出来的金刚砂石。随着这种鉴定越来越有效，钻石的收益将慢慢积累到政府手中，而不是到商人手中。一个专家告诉我说沙金矿工真正得到的只有钻石市场价格的10％。
第三部分 第34节：法律与章程（4）
戴比尔斯公司证明了大公司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但是这些在钻石行业适用的规则，在石油行业中却并不一定同样适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是，公开透明制度一点都不难办到：走私石油比走私钻石难多了。这里也有一些〃冲突石油〃：在一段时期内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有价值10亿美元的石油被〃储藏〃起来——其实是被偷运了。实际上，如果尼日利亚政府能够设法追查到这些石油都是在那里被销售的，它就能大大减少这类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在产业的构成上）石油比钻石要复杂得多。戴比尔斯公司的作用却远远大于单个石油公司对石油市场的作用。当英国石油公司（BP）试图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在安哥拉展开工作的时候，安哥拉政府便威胁其他的33家石油公司如果谁胆敢效仿英国石油公司，就立刻让谁出局。这样一来，自然没有谁敢继续跟进。行业的竞争性太过激烈，使石油公司无法根据自己的步调来行事，而这就是西方的市民社会展现其作用的地方。布兰特史帕尔是北海的一口油井，已经接近了产油殆尽的限度。布兰特史帕尔的所有者，壳牌石油公司，提出要用一种可能会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销毁油井。结果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群情激奋，他们的大规模抵制活动使壳牌的形象和销售都遭受了重创，最后壳牌不得不放弃最初的销毁计划。起初，壳牌的管理层还试图表现出一种强硬的立场，但是随着他们在德国地区的产品销售大跌30％，迫使壳牌德国地区的经理不得不打开这个僵局。产生这一效应的力量源泉在哪里呢？德国的青少年很可能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可能会坐在家庭汽车的后座，嚷着：〃不，爸爸妈妈，别在这个加油站加油——你们没有听说过壳牌公司想做什么吗？〃可能这些家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便顺从了他们。布兰特史帕尔油井的事件证明了，在西方国家，一般民众如何看待石油公司才是至关重要的。那些享有盛誉的公司花费了高昂才建立起自己的声望，它们肯定也不希望将其毁于一旦。而如今的问题是，这个案例当中派上大用场的市民社会所施加的压力，在最底层10亿人当中便无用武之地了。公司会感受到来自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带来的压力，会感受到来自于雇佣政策的压力，而当它们不得不调整自身的政策以适应当地政府的治理时，这些压力就更加切实了。如果有一部能对上述5点进行规范化的章程，非政府组织就能够要求这些公司去遵循。例如，如果一家并没有相应竞争力的公司获得开采权的话，一定会受到非难。非政府组织还有可能要求石油公司在它们的加油站上标出所使用的石油产自何地。显然，产自不同地方的石油总是混合在一起的，但是消费者对原油产地进行了解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物理问题。如果从安哥拉有一千桶的原油进入储存箱里，那么就有一千桶的石油生产出来后被标明是源于安哥拉的。如有消费者拒绝购买〃产自〃安哥拉的汽油，那么这些公司从一开始可能就会不愿意在将安哥拉的原油放入储存箱内。安哥拉地区的石油销售将会变得十分困难，除非有什么折扣。这样的话就制造了一种财政刺激，促使安哥拉政府公开透明化。同样的程序也有效地迫使壳牌公司不得不采取正确的方式处理布兰特史帕尔的油井，将其引入到更具价值的工作当中，使石油收入更有效地用于发展。
第三部分 第35节：法律与章程（5）
消费者营造的压力只会对那些具有很好声誉的公司起作用，而对有些公司就无能为力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出了对于那些在索求自然资源过程中丝毫不为当地政府考虑的行为表示了担忧。西方消费者所形成的那种舆论压力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无效的，同时你也不用屏息以待那些国家的消费者会创造出什么舆论压力。这至少是一些西方石油公司所提出的观点：将国际标准施加到这些公司身上，其他公司就会趁虚而入，取而代之。对此，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以期改变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解决的办法是赋予这些发展中国家一定的权利同时，也必须使其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中一条就是必须遵循自然资源开采的国际标准。如果西方消费者迫使大型石油公司采用国际标准，那么反过来，石油公司也将对它们的政府（美国、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让政府与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协商。西方社会不得不把提供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机会，建立在它们遵守国际化标准的前提之下。提高它们对最底层10亿人发展的兴趣，总比让它们丧失兴趣要有意义。
如果存在某些国际的最低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就能在资源租金的问题上有所帮助，比如与欧盟所建立的最小标准相类似的标准。我将从有关媒体的规则谈起，因为这是最有效的审查手段。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中，可能最主要的媒体形式还是电台以及正在逐渐普及的电视。发生在秘鲁的一个罕见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Fujimori）的政府极其腐败，腐败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后来那个被指控为是所有腐败案件帮凶的秘鲁情报局局长弗拉迪米罗·蒙特西诺斯（VladimiroMontesino）决定将这些龌龊事一一详细地记录下来，才能确保他不至弄混。这份记录现在为政治腐败提供了一个在数量上的突破口，斯坦福商学院的约翰·麦克米兰（JohnMcMillan）对这些记录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显示了藤森政府是如何对每一种具有约束限制作用的权力制衡机制进行系统性破坏的。藤森政府贿赂国会议员、法官、新闻编辑，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职员。哪里有约束因素存在，政府就对哪里进行破坏。记录中所写的预备支付的金额，可以反映出每一种约束因素的重要性。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些政治赃款的数额不仅令人毛骨悚然地见识了腐败政治统治的严密体系，也让我们明白了在反抗腐败政治的斗争中哪些才是真正重要的。秘鲁政权在哪里花掉了大量的金钱，哪里可能就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当诸如议会、法院等官方的构成性约束机构也被收买时，政权就无需再依靠重金贿赂来腐蚀它们了。当报纸也被收买时，情况也是一样的：变成了一个月花费几千元，而不再是上百万。在支票上溜走的0都被用来收买电视台去了。秘鲁有10家电视台，政府为收买它们每月要花费近100万美元。这笔巨款自然也换来了一份令他们放心满意的合同——每天晚上电视台都会优先播放由蒙特西诺斯预先过目的新闻，并且还会随时根据他的需要进行调整。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电视新闻正是至关重要的控制、约束的手段。可收买10家电视台是否过于极端了？并非如此，事实证明政府真的应当这么做。现在大家都知道，藤森政府当时只把心思放在收买9家最大的电视频道上，而认为第十家电视频道，一家只拥有一万余名用户的小小的财政卫星频道，根本不足为虑。结果这便成了藤森政府垮台的原因。有人向这家电视台泄露出一段蒙特西诺斯向一名法官行贿的录像，这家电视台便在自己的电视频道中播放了出来。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自各方面的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在秘鲁，对政府行为加以约束的最关键的手段就是媒体。而在众多媒体中间，电视又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在很大最底层10亿人国家中，电视仍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使用，还没有成为最关键的传媒手段，最常见的仍然是无线广播。所以在权力制衡机制当中，我还是为无线广播留下了一席之地，作为无法被政府的垄断性控制完全掌控的重要手段。广播电台的建造十分便宜，政府对于它们的准入限制也比较宽松，所以很可能会有太多的电台，以至于政府很难尽在掌握。
第三部分 第36节：逆转边缘化地位的贸易政策
第十章逆转边缘化地位的贸易政策
总的来说，我并不希望富裕国家为发展问题而沉溺于负疚自责。我认为这种自责十分做作，而且往往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实质性的问题。富裕世界的公民不应为最底层10亿人的绝大多数问题而受到责备；贫穷仅仅是在经济失调之时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我仍然要将一些责任归咎于富裕世界的公民，他们应该为其对贸易政策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你个人可能对贸易了解甚多，倘若果真如此，那你就属于少数份子；因为大多数富国的人民都对贸易几乎一无所知。下面就列举一个例子。
2004年秋，英国最为人们所信任的慈善团体、基督救助会（ChristianAid），发起了一次耗资巨大的倡导活动，向处于底层的国家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