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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嘉良校尉府（虽然称校尉府，实际统领却是鹰扬郎将）兵一千，半数兵部调派，半数地方自募。 沿长城自西向东设银川（即灵武）、夏州（即朔方）、榆林（今内蒙古东胜以北）、云内（今大同）、燕山（今张家口）、临榆（今山海关）六镇，每镇设一总兵，领兵五千，总计三万大军，其实是为了防范突厥。 各郡（但南宁州总管府只有昭通、曲靖、东安郡，属西川道；安东都护府只有辽西郡，属河北道）置兵五百至七百………这是上下限，自行招募，由郡丞（却是正五品的文官）统领，维持地方治安，而各道的镇守使，除了身边两百人的镇守使卫队，真正有调派权的也只有这些兵力。各县平时不设驻军，只有县丞带班差役起“警察”的作用，非常时期，才可以根据“圣旨”募兵………主要是受过鹰扬府训练的。以上有兵十一万。 各亲王府原有自己的小部队，此时全部裁撤，由御林卫派人担任“卫率”。 全国总兵力达到七十八万，相对当时不到六千万的人口，实在不少，不过比起整编前的一百万以上，还是减去不少。 整编军队以外，又改革武职。老实说，那些这个郎将那个司马的，我已经头晕，于是参考现代军衔制，进行改革。 最基层的是伍曹，言下之意是管五个人的，往上的队曹，管二十五人。再往上的就可以算是军官了，参军校尉（准尉），从九品；司马校尉（少尉），正九品；鹰扬校尉（中尉），从八品；折冲校尉（上尉），正八品；副鹰扬郎将（少校），从七品；鹰扬郎将（中校），正七品；虎贲郎将（上校），从六品；折冲郎将（仍相当上校），正六品；武贲郎将（大校），从五品；车骑将军（少将），正五品；总兵将军（仍相当少将），从四品；中郎将（中将），正四品；将军（仍相当中将），从三品；大将军（上将），正三品。另外设上将军………目前只有宇文述，正二品，相当于元帅，但只是个荣誉称号，并不一定有实际军权。 鹰扬郎将原本是正五品，此时却降到正七品，一干官员调动自然忙碌，新任兵部尚书宇文述和侍郎于仲文这段日子忙的只能用焦头烂额形容。
第三十九章 广开财路
以上的事情，事务繁多，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实上，一直到我从嵩高山回驾东都，这些事情才基本有了个大概。 此番避暑，皇子皇孙中，只是带了两个女儿………杨兰儿和小佳音。其他孩子，仍然需在英华殿里读书。佳音是女孩子，我对她读书，要求原本不高，只是由她的性子。 佳音而今已近半岁，模样儿出落的愈发端正，煞是讨人喜爱，兰儿对这个小妹妹，也喜欢得很，天天往元妃的屋里跑，和元妃处的也很不错。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元妃小时候是骑过马的（这事我原本也不知道，想不到元妃娇弱的样子，却原来还会骑马，不过细想起来，她是鲜卑贵族出身，祖父两代都是武将，学过骑马也不稀奇），便缠了元妃要她教自己。其实英华殿也教骑射，只是兰儿是女儿家，那些侍卫自然是不敢教她。 六月十六，樊子盖从东都上了嵩阳宫，他这个民部尚书，是来向我哭穷的。 我刚冒牌当上“杨广”的时候，出手还是很紧的………没办法，打小就没有过过有钱人的日子，所以抚恤辽东阵亡，不过每条命二十两，让张衡和高句丽谈判，才肯出五十万两。 不过日子过得愈久，我这出手也是愈加大方。难怪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金口一开，民部就得大把大把往外掏银子。 我不算奢靡的主子，有关皇宫行宫的建设，除去改建嵩阳宫也是比较节俭，其他都已经停罢。我还减了膳，把皇家园林开放了挣银子，不过这些对于庞大的国库开支，实在是九牛一毛而已。唯一省得多点的，是杨广原本建的陵墓，已经建了一半，我把它暂停。 要说，这两年，我的钱都是花在了正路上，可是正路花钱，也得有个量入为出。 民部管着国库，国库无非一进一出。咱们先看这出。 内宫恩放宫人，从长远看，当然是为国家省钱的，可是这些人走，都给了大笔银子补偿，眼下却是笔不小的开支；赈济灾民，得出粮得花钱；平定民变，大军征伐，要出银子，招抚变民，安置流亡，更是项大开支；这两年虽无大战，可是与高句丽、靺鞨、契丹、西南少数民族、吐谷浑、党项等却小战不断，少不了军费开支；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要给官俸给赏赐，虽然我出手并不大方，可是封的都督土司越来越多，加起来也不是小数；不论内战外战，将士立了功，都要封赏，我在这点上出手可谓大方………没办法，刁买人心嘛；设立新郡，建设新城，鼓励移民屯垦，哪样不得花钱。 而我现在的“新政”，发展教育、开办科举、规划行政、整编军队，更是花钱如流水一样。比如裁军，军队人数是减了，不过减兵的过程要花许多钱，总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打发了吧？人家都是为朝廷出过力卖过命的。而我在吏治改革中，把大批贵族从军政的实权位置上“请”开，为了减小阻力，对他们，我基本上采取了给爵位，派个悠闲的散职的做法，给他们优厚的待遇，这样一来，反对的是少多了，可是官员数量大增，今年仅官俸支出，就比去年多了四成多，并且以后还有上涨的趋势。 再看入，前几年民变，赋税就受影响，我这两年对灾民、变民、移民，还有东征军家属、入宫出宫的宫女家属，都减免了几年的钱粮赋税，加起来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财政讲究个“开源节流”，我却在“节源开流”，民部的压力可想而知。 “你便告诉朕，朝廷的钱粮，还可以维持多久？”樊子盖报的一大堆数字让我耳晕。 “臣和下属们估了一下，照目前的用度，还可以保障三年多点，至多四年。”樊子盖回答。 要说杨坚这老小子实在是给大隋留下个不错的摊子，杨广前几年“瞎折腾”，我这两年又“明白折腾”，居然还没有把这个家底折腾光。 我心底嘘口气………只是嘘口气，不是松口气。好在财政还没有崩溃，可是离崩溃也就四年了………樊子盖多少是打了埋伏的，他敢说至多四年，就一定有四年的把握，这是官场上的道理………其实国库里的存银加上以后的赋税，如果开支能够与大业十年上半年的支出持平，大约可以支持五年，隋朝国力之盛，其实更超越初唐贞观之治，唯开元年间可比，樊子盖为了让我重视，也怕以后入不敷出被我责罚，这个埋伏打的倒也不小。不过我还有几件需要费钱的事情，比如建设水师，以后几年开支，只怕更大。 可是接下来，要用钱的地方还多呢！我只能把一起来嵩高山的几个核心大臣，连民部的尚书、侍郎一起开会算账，看如何应对。 裴蕴的意见，是再来一次户籍普查，他认为，民间瞒报户口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大户人家，蓄有大量佃户和奴仆，都没有上报户口。 樊子盖和虞世基都建议提前结束免征缓征减征的政策，以增加税赋。 他们的意见都有道理，但是我也都表示了反对。 再查户口，也许可以增加几十万人口，但增加的税赋却也有限，还有一大批成本，最重要的，是会激起社会矛盾。虽然我对隐瞒人口尤其是大户人家隐瞒人口多有不满，但是至少在现在，我还不打算和他们翻脸。 而樊子盖和虞世基的建议，无疑是陷朝廷于出尔反尔，丧失民心的境地。 倒是裴矩的意见还有些用处………通商。他说，西域诸国，对大隋的瓷器、丝绸和茶叶等物颇感兴趣，不如和他们做生意。比如一件瓷器，国内只卖五十个钱，商旅转手到西域，可以卖到四五百个钱，只是以前这种贸易纯属民间行为，规模小，官家也无利益。而今不妨由官府以五十个钱从民间收了，却八十个钱卖给西域商人，再对国内商人和西域商人征五个钱的税，如此官府就得了四十个钱，扣除成本，至少还可以得二十多钱，而商人们也仍然有利可图。如此规模做大，一年下来，却也收入不菲。 裴矩的建议，倒是有几分“市场经济”的头脑，我立即批准，不过还是再三叮嘱不可与民争利，压价收入高价卖出。这事交裴矩主办，张须陀却是协办，我也算放心。张须陀此时是吏部尚书，安排官员，正是他职责所在。 裴矩的建议虽然不错，不过单靠“国际贸易”，短期内却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一个主意却是我想出来的。其实不能算想，应该是抄袭。 这个主意是发行国债，在二十一世纪是再寻常不过的了，可是在一千多年以前，实在是惊人之举。在保守的人看来，无异“寅吃卯粮”，饶是内阁核心的一班人素来以我马首是瞻，也让我颇费番唇舌。 要知道，达官显贵自不必说，就民间也还是有许多有钱人的，我这两年，也算做了些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的事情。我的设想，是发行三年和五年期的国债，当然当时想出的名号却是“皇贷”，可以说是拿我的“皇家信誉”做保证。三年期年利六厘（百分之六），五年期年利八厘。我的盘算，三五年后，免租免赋也就过了，东北西南屯垦可见成效，宫廷开支也是大减，国家的财政收入只要撑过这段“紧张期”，会迎来转机，还贷自然是不成问题。 不过从后面的情况看来，“皇家信誉”并不大好使，一年下来，只自愿认购了百万两银子………看起来不少，可是对国家财政却实在很少。无奈之下，大业十一年的秋天，在“皇贷”发行的第二年，我只好“动员”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公务员”“自愿”认购两百万两，加上民间的八十万两，也算交代得过去了。 这是后话。
第四十章 广开财路2
另外一个筹钱的法子是卖粮，换而言之，是吃老本。 樊子盖报的“财政紧张”，是指钱而不是粮。 隋朝仓库里的粮食，多的惊人（据说隋朝灭亡许多年后，大唐子民还靠吃隋的余粮过日子，与许多朝代亡国不同，隋炀帝亡国是因为太强大，因为强大导致疯狂）。隋的粮仓分官仓和义仓两种，义仓是老百姓按一定份额把自己的粮食存起来以备灾荒，官府拿来卖，可称巧取豪夺，能卖的便只有官仓的存粮。 官仓的粮也不少，仅洛阳附近的洛口仓一处，存粮就可供全国吃一个月。这些粮食，许多已经放了上十年，属于“陈化粮”了，再放下去就要成石块了。说老实话，这些仓库，也着实要好好清理了。 五年以上的粮，一律低价卖掉做饲料………人吃了有害健康，比如可以致肝癌的黄曲霉素。 三年以上至五年的粮，平价卖掉做酿酒的材料，在没有消化掉这些“库存”前，全国所有的大型酒坊一律不得使用新粮酿酒。 三年内的粮食，自然是要留着………几十万大军平日里要吃粮，国家也要有粮备战备荒。 第四个方法是出售“专卖权”。 古代很多东西，都是官府“统购统销”的，垄断必然只能造成两个后果………腐败和低效率。 盐铁还是国家“专营”的，兹事体大，所有大臣一致反对“官营”改“商办”，我想想直到二十一世纪盐也还是国家专营，而且盐铁之利，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四成，也不再坚持。货币发行自然更是国家的事情，所以可以铸钱的金银铜和锡（铜钱中必须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品相才好）也还是国家严控的物资，其他则由官府向商家出售“专卖权”，在“专卖权”方面，引入了“竞标”机制。不过为了防止由官家垄断转成商家垄断，我规定全国拥有某项“专卖权”的商家不得少于二十家，每道不得少于五家，每郡不少于三家，每县不少于两家。 事后算计，如此两项，三年里为国库添了四五百万的银子。而且以后，“专卖权”三年一拍，每次都可以给国库带来进项。 无论发行“皇贷”，出售库粮还是拍卖“专卖权”，都是很容易产生腐败的，我责成民部、吏部、刑部和御史台共同办理。樊子盖、张须陀、卫文升还算可靠，御史台的左都御史裴蕴（他本就是御史大夫）我却不大放心。思前想后，我决定把韦云起从东北调回东都，出任正二品右都御史（御史台副主管），入内阁，他原来的本兼各职，正好由我未来的大舅子沈光接任。沈光升了从四品中郎将，又代理正四品燕郡太守。 不要以为韦云起只会打仗，其实韦云起性格刚正，不畏权贵，是当“纪委”“监察”的好材料，所以当年才会得罪裴蕴和虞世基。韦云起和裴蕴是有矛盾的，不过让某个部门不是“铁板一块”，在两股力量之间搞“平衡”，正是帝王惯用的权谋之术。类似的还有兵部的宇文述和于仲文，因为东征的事情，其实底下也有不睦。我读过《资治通鉴》，有相当的理论基础，而今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