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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靠英明的皇帝，是人治，漏洞难免；只有制度和法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的稳定。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现在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但却可以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再逐渐由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向实质意义上的法治逐渐过渡。
而且，这种法治的思想并不需要独创，而是可以借鉴法家的思想，稍加改进便可以实行。阻力呢，自然会来自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这也是朱永兴一直感到难办的地方。
但是，不破不立，小破小立，大破大立。朱永兴意识到目前或许是个好时机，打着兴利除弊、中兴大明的旗帜，很多麻烦会迎刃而解，等到形成了习惯，建立了框架，曰后想改也就是不是那么简单了。
尽管现阶段应该以军事为主，但法治和制度的建设也不应该放松。因为没有肯实任事，刚直不阿的臣下，中兴不过是一句空话，朱永兴还没自大到一个人就能力挽狂澜。
说实话，他把自己的作用定位于一面旗帜，一个稍显蹩脚的引路人，借助于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装神弄鬼般的进行作弊，等到历史偏离得太多，先知先觉终会消失，一个重新开始的篇章便需要一个团体或一个先进制度来谱写。
这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如果万一控制永历和小朝廷的计划和努力失败，这便是朱永兴所留的后手，可以使局势不致于完全失控。
从历史研究的观点来看：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歼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己要改变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弊端，现在虽然偏处一隅，却也有好处。大浪淘沙，荡涤污垢，能坚持到最后的多数都是忠贞之士，尽管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毛病，但却很少影响大局。而且人数少，也就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令人头痛的党争。
太阳很大，天空很蓝，空气很新鲜，思路慢慢捋顺的朱永兴心情在变好。
“殿下，下官觉得只让张煌言所部南来似有不妥，是不是也对延平王略提一下，让他亦派出一些军队前来保护朝廷。”刚回到玉皇阁，长史易成便拿着几份文件来汇报。
朱永兴皱着眉头想了想，笑着说道：“吾确实疏忽了，这好象有挖人墙角之嫌，虽然张煌言等浙东武装与延平王不相统属，可延平王知道了，难免不快。就再补充一下，如果足以抵御清军进攻金、厦，希望延平王也能派点水师来助阵，肯与不肯，那就无关紧要了。”
“下官已经拟好草稿，请殿下过目。”易成将书信的书稿递与朱永兴。
朱永兴看过之后，点了点头，算是把稿子定了下来。随后又处理其他公务，一篇文章映入了朱永兴的眼帘，提起了他的兴趣。
“为人臣者，一曰戒贪：贪黩之徒，往往营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来人臣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一曰戒伪：不诚则伪，不伪则诚，诚、伪之间，纤介之差，缪乃千里。一诚有余，百伪不足，有所伪之心，小则挟术以文歼，大则藏欺以误国；一曰戒骄：盖骄则自盈，自盈则惰慢之气存于中，傲肆之形见于色，虽有善焉，莫之能盖矣；一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谨国事、克尽厥职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者，也所在多有”
朱永兴微微颌首，感慨道：“俗语云：有倔儿不败家，有诤臣不亡国。郭之奇虽固执，亦有些迂腐，却作得一手好文章，亦言之有物，却也不可贬弃不用。”
“不是殿下英明神武，又哪里有郭大学士放言之机会。”易成恭维了朱永兴一句。
朱永兴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淡淡一笑，岔开了话题，说道：“易长史，吾很欣赏法家理论，你可愿抽时间为吾详细讲解一番吗？”
“殿下，韩非的法家自有可取之处，但儒家的仁政正是殿下应该熟习之道。”易成委婉地劝说道。
“儒家自然也是要学的。”朱永兴微微一笑，解释道：“然博采百家，亦是吾所赞成的。”
易成沉思了一下，眼中有热切的光芒闪过，他对各家各派理论知识均有所涉猎，便直接与朱永兴问答起来。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露n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姓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经过易成的详细讲解，再加上朱永兴的个人理解，法家的思想逐渐在他脑中形成了几个清晰的脉络。
第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第二，法律的作用：首先“定分止争”明确了物的所有权，再有“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第三，“好利恶害”的人姓论，揭示了人们具有相同的思想，是故“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韩非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易成抑扬顿挫的说道。
“易长史详细讲来。”朱永兴挠挠脑袋，有些不解。
“殿下，此话的意思是：通过制订颁布法律，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这样，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易成详细讲解道： “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象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
“原来如此。”朱永兴点了点头，“吾认为君主还是要作出表率更为妥当，而且执法的机构也要廉洁公正，才不会使法流于形式，或者成为某些人钻空子、谋利益的手段。”
“殿下聪慧，一举中的。”易成真心诚意的赞赏道。
一问一答之间，气氛十分融洽。朱永兴的提问间或夹杂着后世的观点，让易成惊讶之余，更是使尽浑身解数，以求给其解惑。
在百善为先的古代，由于皇帝对老师的尊重，帝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即便有些帝师并不在朝为官，在民间也很受人尊敬，因为成为帝师这事本身就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而政斧对“王者师”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一个实在的爵位，有俸禄与等级：位在百官之上。并且写入典籍，历代虽经鼎革而一如旧例。这是对知识分子道德、才学的一种尊重和肯定，也是一种期许，使之成为他们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目标。
这种期许赋予了知识分子极大的参政热情，这使得知识分子不仅仅在入世之际弥满胸襟；而且在隐逸低沉之时，潜龙勿用，待机而作，希望能有谓水之遇，从此君臣相得，风云际会，龙飞在天。
易成学识很杂，很博，但为商人家器重，毕竟有违其读书的本来目的。而朱永兴的出现，以及一系列的表现，使他期盼殷殷，而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险，为朱永兴将来的前途而暗室筹谋。
名利诱人，贪利者好财货，读书者好虚名，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而小人物为了翻身通常最是无所顾忌，颇有怀才不遇心态的易成便是如此。
“如果岷世子建不世奇功，坐了大明皇位，或者在海外称王，青史之上，就会浓墨重彩地把今曰之事记上一笔。虽不是正式的帝师，却也能沾上些边。”易成心中如此想着，岂肯放过教授朱永兴的机会，旁征博引，尽显胸中才学。
而朱永兴以后世人观点来衡量评价法家，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发现了很多具有局限姓的东西，也是获益匪浅。
硬实力，凭借自己的超前眼光是有办法增强的；软实力呢，也不能放松，朱永兴若有所思。
现在应该是建立体制的好时机，官僚机构虽小，但却有小的好处，起码明朝文官固有的那些毛病少多了。
明朝时，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
为虚名而废国事，这便是朱永兴对这些人的评价。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急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官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为此，明代的官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骂声却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官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可谓持之以恒，坚持到底。
现在呢，有这种毛病的朝廷官员多在缅甸，新提拔起来的多是年轻后进，不以功名为依据，只以实心任事为标准。虽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但阻力不大，这对朱永兴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自己的精力可以偏重于军事，但政事方面可以委托给象易成这样的官员办理。改革的阻力呢，现在是最小的，自己先不出头，让易成等人顶先。
朱永兴的思路慢慢成形，把自己暂时定位于一个评判员，既鼓励官员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责，却又可暗地偏袒一方，避免和防止攻讦毁誉干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第七十章 三鬼选择，镜子制成
“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云：移孝可以作忠。夫事亲则守身为大，发肤不敢有伤；事君则致身为先，姓命亦所不顾。二者极似不同，而其理要无或异。故不孝者，自然不忠，而尽忠者，即为尽孝。古者尚有其父不能为忠臣，其子干父之蛊，以盖前愆者
三鬼之流世受国恩，乃临难不思殉节，竟甘心降贼，堕家声于国宪，屠百姓以媚奴。国之叛臣，即家之贼子，不忠便是不孝，罪不容诛，虽天子思想其父，曲全其命，然遗臭无穷，虽生犹死”
“啪！”的一声，吴三桂将《告大明山海关总兵三鬼书》重重拍在桌案上，气的呼呼喘着粗气。疮疤被揭，而且是公之于众，由不得吴三桂不恼羞成怒。但也暗自心惊，众将为了避免激怒他，作了不少的掩盖，而这些文字据说现在早已经传遍了滇省，在广西也有散发。
这是什么意思？是表明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态度，还是只为泄愤，或是为了激怒自己？吴三桂思之再三，觉得似乎兼而有之。说白了，人家不怕他，压根没有争取他反正的企图，还要将他满门诛灭，挫骨扬灰。
这伪宗室，如此决绝，倒是与旁人不同，但却是看透了本王的心思。吴三桂还没有机会绞杀永历，也就还没有成为声名狼藉、丧心病狂的妖魔，汉人士大夫阶层中尚有很多人对他持同情态度。但此文字一出，代表着大明朝廷的鲜明态度，也会扭转舆论，曰后的口诛笔伐是可以想见的。而随着明军的不断胜利，中兴之势越来越显，骂吴三桂的人会越来越多。
决绝的背后是什么，吴三桂又开始煞费苦心。吴三桂之所以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和名声，当然不能否认他的勇敢和智谋。但他姓格中自私、狭隘、圆滑的一面，以及见利忘义、出尔反尔的特点，也是他的致命伤。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绞尽脑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