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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明军纵然击败了李国英，迫使清军退守重庆，也只能株守雅州（现雅安）和嘉定（现乐山）地区。没有足够的钱粮支撑，根本就难以进一步拓展地盘。
事实上，朱永兴派明军入川，采取的是和当年蜀王刘文秀差不多的战略。先据一粮饷稍足之地，也就是雅州，然后缓步经营，待粮饷充足、大军聚集后，或北收成都、顺庆（今南充地区），或东下重庆与夔东十三家会合，从而打开西南局面。
蜀王刘文秀奉诏回滇后，留下了部将威宁伯高承恩继续镇守并经营雅州地区，成绩是明显的。史书有载：是时高承恩驻雅，兵马聚集，几无有司之政。田粮专上谷米豆草，不用民间钱粮，虽夫役征繁，而井里饱暖，民忘其劳焉。
后来清兵入川，川中明将内讧，自相攻伐，高承恩被杀，其部将郝承裔率军降清，依旧镇守雅州。这段时期雅州受到的破坏并不是很大，又有相当多的成都人避难于此，土地荒芜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所以，川中粮食皆仰食于雅州、土司及大渡河所越隽卫。
正因为如此，明军才选择了雅州作为川中根据，一方面可以就地筹措一些，一方面由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汉源县北）向雅州运输。这样的话，后勤压力才能降到最低。
另外，雅州东邻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喉”、“门户”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雅州藏茶历史悠久，唐、宋以来，朝廷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策“以茶治边”，雅州便曾是茶马司之地。假以时日，经营得当，朱永兴希望在雅州开展茶马交易，在成都平原地带训练出一支精干骑兵。
当然，这都是长远规划，没有两、三年的经营，没有大量人口的填充、重建，没有财力、物力的源源支撑，一切都是空谈。
而经营的第一步便是军屯，“一手刀枪，一手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生产即是战斗”等等口号，自然是朱永兴剽窃后世的做法。没办法，既要养活军队，又要移民拓垦，所需钱粮实在是太多了。军队如果还是全部脱产，雅州一地的钱粮可能勉强够用，但移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即垦出荒地、收获一季粮食之后，才能不用官府再补贴吃用。
这便是攻掠广西和开拓四川的不同之处：攻掠广西简单，一个字“打”；开拓四川则重在筹划和经营，军事上却暂时不主要。攻掠广西主要依靠将领的作战指挥，战士的英勇用命；开拓四川则考验政府的规划，钱粮的筹措、运输，移民的有序迁入，地方官员的治理水平，耕牛、种子、农具等的供给等等，实在是一个全面的工程。
昌国公高文贵率部先行入川，在雅州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军屯；数月后，庆阳王刘震率部抵达嘉定，沿路派兵驻防，保证了滇川通路的畅通，并收降了一些投清的蜀王旧部，与高文贵所部并力军屯；再数月后，晋王李定国由建昌入蜀，彻底稳定了川南局势，并护送了第一批三千多移民。
分批入川，相隔数月，是在计算和衡量了政府财政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虽然缓慢，但却保证了钱粮的最小供应和运输量，是一种滚动发展的策略。
晋王入川后驻洪雅之天生城，昌国公高文贵和庆阳王刘震有了后盾，方才分别向北、向东缓步发展。而填川移民则保持着每月千人的数量不断涌入，有安南人、南掌人、真腊人、广西人、滇人，更有退伍的明军。随着移民入川，政府的钱粮物资也不断运来，稳定着人心，重建着地方。
昌国公高文贵打虎未成，便带着亲兵返回了成都。没错，在一个月前他率领两千明军，护送着一千多移民来到了这座四川首府。
当时的成都荆棘遍地，高大、宏伟的城墙上长满杂草，满城竟只有不到百户人家。谁能想到，成都这座大城曾容纳过数十万人口，万历、天启年间，成都仅织工就有数万之多，大片的织厂连夜间都不休息，生产着天下闻名的蜀锦，销向全国各地；这里也曾是川西平原的商业中心，外地的客商到此购买到青城、峨嵋等地的茶叶和其他各种土产，繁荣的商业还衍生出种类繁多的行业，那时每天成都的众多城门前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第一百四十二章 川中形势
城墙上的杂草已经所剩无几，旗帜在随风飘扬。曾经堵住的城门也经过了简单修补，都有明军士兵把守，虽然行人寥寥无几，但已经比一个月前的死气沉沉有了很大的改观。
城外的荒地已经开垦出了不少，但城南的新田就象是荒地海洋中的孤岛，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而且田地旁并没有屋舍，多是一个草棚子在地头立着。而更远的地方，则是一个个的哨楼，隐隐地形成了围护。
城南、城西的新田都是移民刚刚开垦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在城外形成村落，一个原因是城内的房子太多，不必多花力气去建造，都一门心思地开垦荒地，享受着优惠政策；另一个原因则是安全问题，成都周围渺无人烟，野兽横行，虽然有明军在哨楼值守保护，但在城里会更安全，多走些路也值得。
今年是刚开始，一家一户，或者一个人，肯定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开垦出官府认可，并享有优惠政策的田地来。但在他们心里，在已经开垦出来的田地外的那一圈荒地，也是他们的领地，不希望被其他的人占据。
所以，移民们都选择离着别人稍远的地方垦荒，然后逐渐扩展，以便能把更多的、集中的土地纳入名下。
而城北的则是联成片的新地，整齐地向外的推进，这自然是军屯开垦出来的。与以往的军户不同，士兵还是士兵，垦荒也不是白垦，按开垦的亩数算，是计入军功的。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军功满了便可以提前退役，自己便能在这些开垦出来的田地中挑选。便能归在自己名下。
昌国公高文贵带着亲兵回到了原来的四川巡抚衙门，城内的将领和官员都在这里办公，后院则住着知府杨名知和高文贵的家眷。人实在是太少了。住在一起还热闹些，两家的夫人相处得也很好。
还没等进门。高文贵便看见一辆骡车也停在了衙门前，那是知府杨名知的座驾，赶车的便是他的跟班。
“国公回来了。”杨名知下了骡车便向高文贵打着招呼，笑着问道：“那伤人的老虎可打着没有？虎皮椅可是威风得很啊！”
鞋上沾满泥土，衣服下摆也溅上了泥点，脸色更比刚来时黑了不少，高文贵却并没有瞧不起杨名知。虽然自己身为国公。但若论发展前途，杨名知在日后很可能高于自己。现在苦点，累点，正是为将来而努力。四川百废待兴，却是他们显示才干的好地方。而且，岷殿下喜欢踏实肯干的官员，绝不吝惜擢升奖赏，已经升为河湄两省总督的宗守义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畜生被火枪打伤。想必是逃远了，今天却是一无所获。”高文贵摇着头，等着杨名知，然后和他一同进了衙门，又随口问道：“杨大人今日倒是回来得早啊！”
“来了信使。说有一批新移民将要到来，我便忙着赶回先作安排。”杨名知略微放慢了脚步，让高文贵能领先半步，以示尊敬之态。
由嘉定至成都的路线已经打通，但暂时全是依靠岷江水运，走府南河而至成都，倒也颇为快捷。至于陆路交通，则尚需人员、钱粮稍为充足后再行打通。
“若是人手不够，我可抽调士兵相助。”高文贵点了点头，一批移民一批物资，然后还得持续不断地供应，直到移民能够自给自足，这半年却是最艰难的时期，千百里之外滇省政府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若是需要，自然要向国公求助。”杨名知停下脚步，拱了拱手，向左侧的一排房屋走去。
左文右武，虽然成都府的官僚机构简单得可怜，但架子还是要撑起来。而在目前的成都，军民的差别很小。军人既站岗、巡逻、训练，也开垦耕种；百姓呢，主要是垦荒拓殖，但也要定期接受军训，并被组织成乡勇，负责维护治安。
昌国公高文贵回到后宅没歇片刻，杨名知便派人来请。来到官衙，杨名知笑着将书信递过来，看来是个好消息。
“这——”高文贵看过书信，愣怔了一下，便咧开大嘴笑了起来，然后神色一肃，拱手一躬，郑重说道：“殿下一言九鼎，我代将士遥谢感恩。”
杨名知也赶紧拱手躬身，说了一句“殿下英明”，起身之后笑道：“如此军心可稳，士气可鼓，经略四川，大事可成矣。”
高文贵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此时却不宜说丧气的话，连连点头，笑道：“待我去派些稳重的将士前往迎接，莫要被那些粗莽的家伙给吓到了。”
“正该如此。本官这便派人收拾房屋，便让他们住在城北如何？介时军屯中的田地——”杨名知征询着高文贵的意见。
“杨大人放心，军屯的田地便全让出来，那帮想媳妇想得睡不着觉的家伙也乐得如此。”高文贵摆了摆手，带着一阵笑声转身而去。
洪雅，天生城。
史载：蜀王刘文秀由建、黎出雅州，至洪雅鱼丘坪，修王城帅府，宫阙壮丽，劳民伤财。统兵数万，不敢节成都，而来鱼丘坪做帅府，使蜀中有司、绅士尽来朝贺
事分两面，蜀王刘文秀在洪雅兴建“宫殿”、营房，联络“蜀中有司、绅士”，目的是在四川残存百姓中树立永历朝廷的威望，同时着手屯田发展生产。而且，他驻足洪雅也有当时的现实考虑。
首先，刘文秀入川后的驻节地不能离云南太远，以免孙可望一旦反戈内向，救援不及；其次，他率领大军入川必须选择社会生产破坏较小，基本上能够就地解决粮饷的地区；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并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庆一带推进。
可惜留给蜀王刘文秀的时间太短，孙可望叛乱，他奉诏出川入滇，接着又被李定国解除兵权，再没有回到四川。
“永历十年，岁在丙申余秉钺专征，剪桐蜀土，为根本之地。期于水陆分道，力恢陕豫，略定中原虽兵民异迹，家室偕情，欲攘外夷，先安内志。务使同仇敌忾者，无辽顾之忧，则一鼓而前，士气百倍。爰相厥宅，暂拔茅连茹，以为根本之计者，谓治国先治家也。从此长驱北伐，直捣黄龙，奏肤功以绘麟阁，期与诸将士指顾计之”
晋王李定国再次抬头，望着墙上所挂的拓写的《天生碑》记，为自己故去的兄弟蜀王刘文秀壮志未酬而身先死而遗憾，也更感以往之非，是以常注目于此，既为缅怀，亦为反醒警诫。
虽然心中也急于进取，但身处其境，李定国才知道朱永兴所说的经营大于战事，以及当初蜀王刘文秀顶着非议，驻足于此的原因了。最大的敌人不是收缩于重庆一带的清军，而是在随处都是人烟稀少的川境内推进所需要的粮草物资。
如果要加快经营，首选却不是雅州这稍嫌偏远的地方，而是成都平原。那里地势平坦、河网纵横、物产丰富、水系发达，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只要初期的粮草物资供应得上，那里开垦的荒地在第一年就能打出粮食，按照一年两熟计算，也就不再需要向政府伸手。
当然，这从雅州直跳到成都，完全靠水路联通，还要提防清军再度来犯，确实是有风险。但综合整个川中形势，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也有应对之策。
李国英兵败雅州，又在嘉定府中伏身死，川中清军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多数都撤往重庆，归于高明瞻指挥。成都清军本就不多，见到高文贵所率的明军前来，便弃城由德阳、绵阳撤到了江油。
川北一地，清兵盘踞最久，人民受害尤惨。且夔门未开，蜀喉尚梗，保宁昔称僻壤，今惟此一线羊肠，竟作三巴孔道，既要供应重庆清军，自然难以在凋弊的川北驻扎大量的军队。
四川巡按郝浴也曾经主张收取成都平原垦荒屯田，以蜀粮养蜀兵，可是垦荒屯田除了兵力保障地方安定，还需要先投入大量粮食、种子和耕牛、农具作屯田之本。没有清政府的财政支持，垦荒屯田的想法终究成了画饼充饥。
所以，能够进攻成都的清军不是川北那些象征性的少量驻军，而是秦、蜀接壤的重地，广元的清军。无论运输向保宁还是重庆的粮草，清军都是在广元装船，然后顺流而下运输到前方。
若攻成都，清军肯定会从广元出发，沿着嘉陵江直奔剑阁，在剑阁弃船改行陆路，走蜀道从剑阁直奔江油，然后到绵竹，突入川西平原。就短期来看，清军想反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