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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对我粗暴，甚至伤害了我。”
我欲言又止。
“好了，我很抱歉。当时我心里很烦。”
“主要是您被我说的故事吸引住了，不是吗？”
他再次扭转了局面，成了我求他了。
“到一楼咖啡厅前面找我。我会通知监理员，说你要跟我谈话。”
我不等他回答，转身就走，“砰”地一下关上门。我敢肯定这个骗子会来的。重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会非常高兴。我恨自己太相信他的无稽之谈了。我无法保持当医生所需的中立。那天晚上，我完全是无意识的。
半小时后，邦雅曼·托隆穿着一双破拖鞋来找我了。他出门时，又遭到了两个担架员的挖苦。他在我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我们俩坐在走廊里。走廊有栅栏，通向地窑；对面是工会的常设接待处，还有这个时候已经关门的酒吧。月光把花园照得几乎亮如白昼，把它切成潮湿而翠绿的几大块。我们好像是在剧院提词员所在的地方。在巴黎，盛夏季节，不是黑夜降临，而是白日在黎明大发光芒之前渐渐地暗淡。这个时候，几乎没什么人，除了牵着狗的保安在找流浪汉，把他们赶走。城里吹来一阵风，但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凉意。蚊子和苍蝇围着电灯泡嗡嗡地叫着。门在远处“乒乓”作响，风机的嘈杂声从地下传来。我们感到脚底下整个医院在颤抖，就像有个动物躺在我们脚边发抖一样。我沉重得就像胸口上压着一块石头，几乎看不清邦雅曼。月光太亮了，反而使走廊更黑，黑影和幻影就像在跳芭蕾舞。
邦雅曼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接着昨天晚上的故事往下讲。巴黎的市中心隐约传来一阵嘈杂声，圣母院的大钟每15分钟敲一次。我们就像两个幽灵，坐在黑暗中谈话。我好像觉得，这个陌生人的故事是黑暗本身在说，它凑到我耳边喁喁私语。
第三章 暴风雪中的避风港
就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小木屋。小木屋被炉火照得通亮，就像搁浅在高山上的一艘船。在汽车上发了几小时的愁之后，您可想而知我们是多么高兴。我们都快冻僵了。木屋很宽，墙很厚，巨大的屋顶几乎要碰到地面，我感到十分敬畏。雷蒙——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的名字——擅自拿走了我们的行李。这个矮矮胖胖、老是咕咕哝哝的人，我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挺可怕的。他打开大门，请我们跟着他。一进门，热气就扑面而来，我们好像钻进了动物温暖而柔软的身躯。穿过隔冷间，我们走进第二道门，对面是一个长长的前厅，墙上挂着鹿角和野猪皮。我们闻到了一股令人垂涎的饭菜香，还以为自己是在饭店里呢！
有堵墙上嵌着一个半开半掩的壁橱，里面露出衬着皮毛的厚鞋、雪鞋和滑雪棒。我们还来不及走几步，雷蒙就抓起一把好像是皮毛做的扫把，拍打着我们的小腿和滑雪运动衫，让雪掉下来。雪落在一个大门毡上，马上会融化掉的。
接着，他把我们推进一个火烧得旺旺的客厅，要我们在那里等“老板”。我们可不希望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是屋子的主人。客厅里堆满了精装和平装的书。我放心了：爱读书的人不会太坏的。到处都是浓郁的木头味，很好闻，让人心平气和。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所谓的万物虚空画①：三个死人头叠在一张脸上，这张脸既像是小孩的，又像是姑娘的，也像是家庭主妇的。有几个天使在这些头上飞。我还以为会看见农家装饰呢！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地方，这种奢侈近乎疯狂。这个住处在和山上的居住条件作精彩的较量：在最差的环境中创造出最舒适的居所。埃莱娜为自己的裤腿脏感到遗憾。我心里一动：在家里，只要她关心自己的衣着，就表明她恢复常态了。她一副疲惫的样子，朝我微笑着。看到她用手抚摸桌子、椅子和书架，我知道她一定很满意我们舒适的临时住处。
①万物虚空画：欧洲的一种表现万物皆空、画着头盖骨的静物画。
终于，房东进来了，他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声音十分洪亮：
“欢迎被冻坏的人！”
他说他叫杰洛姆·斯泰纳。说这话时他的声音依然响如洪钟。我原以为会遇到一个孤僻的人，没想到他有礼貌极了。他是60年代①的一个悲怆感人的残余分子，被流放到汝拉山脉的这座高山上。他的衣着还带有当年的痕迹：圆领衫衣外套着一件印度式背心，穿着皮裤和高帮皮鞋，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大戒指。他属于那种停留在某一时尚上的人，因为这种时尚与他们最成功的时期密切相关。他身材高大，腰宽体胖，我估摸他在55岁以下。他的脸很光滑，除了眼皮下的两个眼袋外，几乎没有一条皱纹。他的眼膜薄薄的，像是用纸做的。一头漂亮的头发立即就引起了我的羡慕：油光发亮，银光闪闪。他不时用手去摸，好像在赞叹自己头顶有那么漂亮的头发。头发披在他的肩上，就像是凝固的瀑布。他轻松地向我们微笑着，略有点勉强。我说：
①1968年，法国曾爆发极“左”的学生运动。
“很冒昧，打扰了。”
“别抬举我了。我想，我们能相遇，这是缘分。这里是小西伯利亚，法国最冷的地方，温度可降至零下40度，方圆几公里荒无人烟。我们有时候被大雪困在这里，好几天不能外出，甚至连邮递员也不敢夹。据悉，在未来48小时内，风暴还要增强。电话坏了，电缆已被风刮断。我们现在还有电，这真是奇迹！电随时可能中断。可你们怎么会迷路述到这里来的？”
埃莱娜简单地向他介绍了我们的不幸遭遇，感谢他接待我们，并赞了几句他的房子。
斯泰纳先生脸上的轮廓很柔和，是个英俊的老人。他走过之处，身后留下一股暗香。看到他紧贴皮肤的不自然的古铜色，我敢打赌他曾化过妆。他双手细腻，声音洪亮，头发漂亮，像个高级教士，又像个海盗。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了一个来小时后，他邀请我们与他共进晚餐。当然，雷蒙已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房子。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忍心反抗。在隔壁一间更大的房间里，餐桌已经备好了，桌上放着瓷器餐具和水晶酒杯。餐具桌上放着一盘各式奶酪和一篮水果。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受到如此款待。谢谢上帝，让我们遇到了如此有教养的人。我看到的尽是吉兆。雷蒙做事一丝不苟，他既是厨师，又是管家，在我们周围奔忙着。他首先给我们端上来的是豌豆汤，然后是又嫩又白的小母鸡肉，上面有一层汝拉山式的焦皮，一放到嘴里就化了。这是一场盛宴，我很自豪最近在美食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俨然像个行家一样细细品尝。我们喝的是当地产的一种红酒，散发出榛子的味道。餐后的巧克力蛋奶酥更是香气扑鼻，我要了三次。菜这么多，这么好吃，埃莱娜不禁发出了惊叹，对厨师大加赞赏。
“其实，你们对雷蒙一点也不过誉。你们的运气也很好：他预感到有暴风雪，今天上午进城采购了奶酪、蔬菜和肉。在这海拔1200米的地方，冬天很少有东西卖。这顿丰盛的晚餐应归功于他的辛劳。”
雷蒙和他的主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们真没料到。因为这在法国的这个角落里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一个具有良好的教养，另一个则显得粗鲁。那个干力气活的人眼珠山突，嘴唇永远有点湿，确实很丑，丑得几乎让人吃惊。他好像是一块黏土，造物主在捏他时累了，一边捏一边睡觉。但失败的作品往往比成功的作品更有创造性。在这个五官不正的造物身上，有些东西既让人反感又让人好奇。雷蒙的脸上总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生下来时就刻在了上面。他以“您”称主人，而主人则以“你”称他。主人说什么他都点头同意；主人说俏皮话他便露出不整齐的黄牙跟着笑。杰洛姆·斯泰纳任他笑，有时太过分了，便命令他不准再笑。但这种命令雷蒙没遵守多久就又违反了。显然，两人之间一唱一和已非一朝一夕。雷蒙是他独自雇来捧场的，给他建立了一个家庭。我们感觉到有种习俗使斯泰纳先生很尴尬，在这闭塞的地方他不得不予以原谅，但不希望别人看见。这个仆人虽然很矮小，但很了不起。他双手捧着叠在一起的餐具，不但不会失手，而且胳膊底下还夹着一个空酒瓶。我不安地看着他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鞠躬一弯到底，活像喜剧中的仆人。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心里气得不得了。
我吃得很香，狼吞虎咽地吃完甜点才罢休。吃饭时我应该说说话的，但我嘴里塞满了东西，舌头不听使唤了。我吃得太快了，觉得有点不舒服，很希望我的女友能给我按摩按摩肚子，以便我消化。我坐在椅子上，双脚乱动，无话可说，成了配角。相反，埃莱娜却滔滔不绝。我们的卞人很高兴有人陪他说话，不断地恭维埃莱娜。他一看我，埃莱娜就截住了他的目光。他是个律师，老家在他痛恨的巴黎。他很少回首都，除了有特别的事情。他热爱人自然，在这个高海拔的地方寻找肉体与精神的快乐，用他的话说，是“在这高山之巅摆脱人间的俗气”。和他生活在这里的还有他太太。他太太是个哲学教授，临时外出了，如果路没断的话，她应该随时都有可能从里昂回来。
通过种种难以察觉的细节，我感到斯泰纳想讨好埃莱娜：他回答机智，说话绘声绘色。埃莱娜是个忠实的听众，天真地放声大笑。然而，在东道主的这种风趣背后，我注意到有一种哀伤。埃莱娜每次兴奋得哈哈大笑时，都显得那么轻松和可爱。而这时，斯泰纳往往黯然神伤，脸色有点不好看。我发现他心慌意乱，他和埃莱娜之间年龄的差异使他感到失望。他甚至问她：
“为什么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老人家里来惹他？”
我窘极了。
埃莱娜纠缠他，挑拨他，鼓动他讲出自己的秘密：
“您经历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头到尾给我讲讲吧！”
斯泰纳不用别人求他就讲了起来：
在1968年5月的那场运动中，他曾是个托洛斯基分子。他对那场运动深恶痛绝，但后来证明这是不公平的。他后来转向了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四处旅行，到过印度的果阿、西班牙的伊维萨岛和印尼的巴厘岛这神圣的二角。他动情地回忆起那些理想的地方，在那里的废墟上，他曾得到过短暂的成功。他告诉我们，他打算以当年的条件，重走印度之路。埃莱娜听得心醉神迷：
“这太诱人了，可惜我晚生了30年！”
“啊，不！你们前途无量。你们能用新的目光发现世界，第一眼看上去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年轻人喜欢奇迹，他们是对的。”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埃莱娜崇拜左派，我认为这是不理智的，尤其是在她那种情况下，我从来就憎恨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残余分子：他们让您因为没有分享他们的幻想而感到耻辱，也让您因为没有失去这种幻想而感到耻辱。今天，他们像昨天一样，一心要保持权力，不让后代得到它。但我没有理由感到恼火：斯泰纳并不想自吹自擂，他不过有点伤感罢了，因为昔日的辉煌不再。他轻易地承认自己的缺陷和悔恨，那神态似乎在说：现在轮到你们啦！好了，我们是好朋友，没什么可生气的。
饭后，我们的主人由于烧酒和暖和，脸有点发热，他漫不经心地就我的生活提了几个问题。他心不在焉，我也便三言两语，敷衍了事，怕他感到不耐烦。他问我和埃莱娜是怎么认识的，我随口编了一个小故事。他脸带微笑，用嘲讽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一一凝视着我们，看了很长时间，好像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我觉得受到了冒犯：他是不是以为我不配跟像埃莱娜这样的女人一同出来？他是不是发现我是个陪贵妇人玩的面首？我生气了，两眼冒火。我竭力克制住自己，忍不住几次打呵欠。我的伙伴们继续滔滔不绝，好像他们所提到的名字和话题，其目的都是为了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属于同一个阶层？埃莱娜以聊天作为这顿饭的代价。她真情流露，弄得我很痛苦。她是个王后，高贵而漂亮，我是她的子民，一个为她服务的毛头小伙子。她说话挺急，斯泰纳先生说话却“嗡嗡”的，像虫叫那样。他说得很慢，声音很低，我迷迷糊糊，好像觉得是收音机没关，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出来的。说了几小时的话，斯泰纳的脸色变得沉重起来，目光黯淡了，头发贴在脑门上，不再像刚吃晚饭时那个有点自吹自擂的雇佣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