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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解脱，我绝对会尽一切力量把他榨干的。在我的律师严词逼迫下他也仅是提供了一些文件，还解释说他在艾夫斯顿路上买的一栋房子（超豪华，价值七万镑，有五间卧房，离里士满公司非常近，还随屋赠送一个金发娼妇！）是一项“负担沉重的长期投资”。此外就是他从葛兰姆路21号那栋房子分的一半，区区一万镑。饶了我吧！这总数不是很清楚了吗？我顶多只住得起南安普敦这间两室的公寓而已。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问。谈安妮的事可能造成“神经发作”？简直胡扯，萨姆这样说真是够落伍的。我认识的女人没有半个相信这种蠢话，我也怀疑以前的女人会信以为真。这只不过是男人为了阻挠女权向前迈进所发明的又一样玩意儿罢了。没错，我是心存怨恨，而且……在我看来，所有的男人通通都可以去死……我决定跟随你的脚步，到南安普敦受训当老师。妈的，小姐，如果你可以在香港教中国佬赚钱，我当然也可以在这里教小鬼头填饱肚子啦！
爱你的莉比又：基于纯粹自私的理由，我很高兴你不想让萨姆和贾克知道你在问我问题！我的律师警告我不要泄露我对他那些鬼把戏已经知道了多少，否则他会把他的资产埋进隐藏的账户里，我就永远分不到我该得的那份了！
蛇之形3（1）
“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下楼时希拉·阿诺德告诉我；“不过安妮的房子空了大约三年。她没有立下遗嘱，没人知道有没有其他亲戚还活着。最后政府把所有东西都给占了，房子被拍卖，一个建筑商买了装修后转手卖给一对有两个小孩的年轻夫妇。”
“想来是一对白人夫妇吧。”我没怎么遮掩话中的讽刺之意。
她没理会这句话，不过却若有似无地笑着。“他们搬进去没多久，小的那个孩子就病了，我到他们家去出诊，”她继续说；“整个地方变得完全认不出来。建筑商把楼下整个打掉，重新设计成一整间开敞式的大房间，有落地玻璃门通往花园。”她的语气略带保留，似乎不确定开敞式的设计是项改善。
“你不喜欢？”
她在门边停下。“哦，看起来很漂亮，但我忍不住想起安妮还在时的样子。她住在那里时你有没有进去过？”我摇头。“就像阿拉丁的洞穴一样。她和她母亲都很会囤积东西。前面的房间塞满了西印度和中美洲的工艺品，全是安妮的父亲在四五十年代带回英国来的。其中有些相当值钱，尤其是那些黄金制品。我记得壁炉上放了个小雕像，眼睛是翡翠，嘴唇是红宝石。”
“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巴茨先生，”我惊讶地说；“我一直以为她母亲是个独力照顾小孩的弃妇。”
“哦不，不是的。她父亲在50年代末死于肺癌。我从没见过他，但我的合伙人之一对他印象很好。她父亲乔治，是个退休的商船船员，有讲不完的奇闻轶事。他30年代在牙买加娶了安妮的母亲，战后不久就带她和安妮回国住在葛兰姆路上。”她再度微笑。“他说他不能在父母还健在时带她们回国，因为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黑人媳妇。”
我诧异地摇着头，明白我对那个从来没谈过话的女人根本不了解。安妮的邻居知道她有一半的白人血统吗？就算他们知道，态度会有所差别吗？我想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他们比萨姆和我还晚住进那条街……而且安妮的肤色太深，怎么看都是个黑人。“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告诉希拉；“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父亲是白人。为什么没人出来接收她的房子？她在英国一定有亲戚吧？”
“显然是没有。我同事告诉我说，乔治有个弟弟在北大西洋让鱼雷给炸了，除此之外——”她耸耸肩。“这很悲哀，但并非不寻常。两次世界大战把很多家庭都彻底摧毁了，尤其是那些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家庭。”她迟疑地瞥了一眼手表，踏出门外。“我真的得走了。我还有两个病人得去看。”但她走得很慢，似乎不想中断与过去联结的这次谈话。“你仍然认为有人杀了她吗？”
“毋庸置疑。”
“为什么？”
我带头走下小径。“我没办法解释。以前我曾试过，但每个人都认为我跟她一样疯。现在我不再费事解释了。”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她？”
这是最难以臆想的一点。“因为她跟别人不一样，”我猜测；“如果她只是疯子而不是黑人……或者只是黑人而不是疯子，或许他们会不去烦她……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因为她的肤色而鄙视她，有时候则认为他们是怕她。”
我们在她车旁停步。“意思是说你认为是其中一个邻居杀死她的？”
我没说话，只是微微耸了耸肩，她爱怎么诠释都可以。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打开车子的后门，把她的手提袋放进后座。“她不是疯子，”她就事论事地说；“她患有Tourette综合症，所以才会面部扭曲、自言自语，但在其他方面她跟你我一样正常。”
“验尸官的审讯报告不是这样说的。”
阿诺德医生不高兴地点点头。“那人是个白痴。他对Tourette综合症一无所知，而且也没兴趣搞清楚。对于没有亲自作证我一直很自责，安妮死前我因为12个月的带薪休假人在美国，也想不到他会无视安妮的医疗记录。”她看见我脸上突然闪现的希望。“死因判定还是会一样，”她抱歉地说；“没有证据显示那不是单纯的意外，但事后我发现她的名声让人那样毁了，令我非常生气。”
我想我在安妮垂死的眼睛中看到的痛苦跟名声一点关系也没有。“你看了病理学家的报告了吗？”
她点头。“我收到了一份，跟死因判定书一起寄来的，只有三言两语。卡车擦撞到她，飞出去后撞到路灯柱。老实说，这种悲剧迟早会发生的——根本不该把葛兰姆路当成捷径——但我始终觉得如果受害者是个小孩还有可能，但不会是像安妮那么注重安全的人。”
我点头。“她死的那天晚上穿着一件深色外套，而且天气坏透了……滂沱大雨。我看到她是因为我过马路时几乎踩到了她。”她准备打开驾驶座车门时，我伸手按在她手臂上。“你说她的名声被毁让你很生气。你有没有继续追查下去？”
她眼神恍惚，仿佛在寻找某个遥远的地平线。“前三年没有。这听来可能很无情，但我在美国的时候把她的事全都给忘了，一直等我看到建筑商把她的房子改建成什么样子之后，才想到要问里面的东西到哪去了。”
“想来是卖掉了。”
她继续说下去，好像没听到我的话似的。“人们对安妮有着非常错误的印象，这是因为她的穿着和举止，但她绝对不穷。有次她给我看一个交易商对她家里一些工艺品所做的估价单，我记得总数超过五万镑。在70年代，那可不是个小数目。”
蛇之形3（2）
“警方一定知道那些东西的下落，”我说；“你有没有问他们？”
她戏剧化地打个冷战。“不是他们，”她苛刻地答道；“是一个人，一个叫德鲁里的警佐——活像是斯大林的弟弟，只不过比斯大林更粗暴。那是他的案子，所以我都不被允许找其他人。”
我大笑。“我知道他。你形容得真好。”
“是的……嗯，根据他的说法，安妮是一贫如洗。意外发生后第二天，他们带了些RSPCA的巡察员把安妮的猫带走，德鲁里说屋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更甚的是，他形容屋里的情况简直不比化粪池好到哪里去。”
我再度点头，想起来了。“审讯时提到了这一点。验尸官说，当邻居第一次抱怨有臭味时，RSPCA的人就应该把她的猫带走了。”
“只不过脏乱根本不符合她的天性。”阿诺德医生边说边坐进方向盘前。“我以前定期去看她，要阻止她每十分钟就跳起来洗手简直像是在打仗。她对细菌有种妄想——这是Tourette综合症的普遍症状——还有每隔一小时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前门的门闩不可。当然德鲁里不相信我。那时已经过了三年，他咬定我把她的房子跟别人家搞混了。”她伸手准备关车门，显然认为我了解她在说什么。
我拉住车门不放。“他不相信什么？”
她惊讶地眨了眨眼。“呃……显然……就是说有人洗劫过安妮的房子，偷走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过去萨姆一直避而不谈安妮。我记得有一回他非常尴尬，因为我在香港的一个宴会上逮住一名总督察长不放，足足骂了一小时里士满警局的种种恶行。最后萨姆把我拖开，等我们回到家时他的尴尬已经变成了怒火。你知不知道你谈及那个他妈的女人时听起来有多白痴？他气愤地质问。如果你想要人家把你当回事的话，就不能随便跟素昧平生的人说什么眼睛是灵魂之窗的蠢话。你是我老婆，看在老天的分上，别人都开始回避我们了，因为他们认为你跟她一样疯。
20年后的今天，等他为希拉·阿诺德居然再次成为我们的家庭医生这等巧合之事想来想去之后——你不能不承认，这真他妈的诡异……是两天前贾克让我想起葛兰姆路——他出乎意料地对希拉和我的谈话感兴趣。他向来不怎么相信我说的任何事，但一碰上医生他就变成了乖狗狗……尤其是女医生。
“她同意你的看法吗？她认为是有人蓄意谋杀安妮吗？”
“我不确定，”我说；“她只说那房子被洗劫过。”
他玩味了半晌。“什么时候？是在安妮死前还是死后？”
“那有什么差别？”
“如果是在之后发生的，”他合情合理地推断；“表示有人知道她躺在水沟里，就逮住机会闯进她家。”他搔着下巴思索着。“而这就表示她躺在那里的时间可能比验尸官说的要久了一些。”
“这是一种可能的看法。”我同意，然后走进厨房去准备午餐。我发现真的积习难改，安妮这个话题在我们之间已经是太久的禁忌了，没法轻易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
萨姆跟在我身后。“如果是发生在她死之前，”他继续说；“那或许就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喝得大醉。发现她所有的宝物都没了，一定让她大受打击。可怜的女人，我一直想不通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是说，我们见过几次她喝得有点迷糊，但从来没有严重到像瘫了似的，完全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他对我露出抱歉的微笑。“我一直很难相信是某个邻居把她推去撞卡车的。没错，他们有些是人渣，有些则到处投诉让她的日子不好过，但那跟冷血谋杀完全是两码子事。”
我打开冰箱，考虑能用半罐番茄、一些放了非常久的干酪和一棵莴苣做出些什么吃的。“她身高5尺9寸，体重196磅，”我低声说；“酒精浓度超出法定的驾驶标准15毫克——等于5小口烈酒或5品脱啤酒。不管再怎么努力想像，也不能说她喝得酩酊大醉。”我拿出罐头，看看里面有没有长霉。“事实上她甚至连有点迷糊的程度都还不到，因为她常常喝酒，可能要喝下一般人两倍的分量才会开始出现喝醉的迹象。”我对他微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就拿你自己来说吧。你比她轻14磅、高2寸，你要灌下8品脱的啤酒才会开始变得令人难堪。”
他立刻缩回“壳”里，因为由他带出话题是一回事，而由我根据丰富的知识来挑战他就又是另一回事了。“每个人都说她醉瘫了。”他不高兴地说。
“就算是吧，”我说下去；“你怎么知道不是哪个邻居临时起意把她推到马路上去的？那时候很暗……又在下雨……她疯得跟什么似的……看了就烦……街上又没人……然后来了一辆卡车。只要推那么一下，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不再有黑人住在这条路上了，房地产价值立刻上涨。”我挑眉消遣他说。“没有人说过杀她的人是有预谋的啊，萨姆。”
两三天后，希拉·阿诺德寄来了一个上面写着“安妮·巴茨”的邮件，里面装着一些文件影印本。
“我想你可能会对这些感兴趣，”她附了张纸条写道；“东西恐怕不多，因为当我明白到自己是在白费力气时我就放弃了！再者，很高兴又遇到你们两位。”
巧的是，同一天萨姆跟我到威茅斯吃午饭，有个男人似乎在看我，这让萨姆很不高兴。我们选了一间俯视港湾的酒馆，餐桌放在户外，这样我们能边晒太阳边看着回旋桥升起让游艇进出码头。那地方风光明媚，适合消磨一两个小时，铺着圆石的码头旁有18世纪的房屋，老旧的拖网渔船卸下一箱箱鱼蟹，但萨姆开始抱怨老板老是走到门边来看我，将这幅宁静景致带给我的愉悦一扫而空。当时我戴着墨镜，悄悄在镜片后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