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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最有帮助的贡献！他其余的话则不值一提，不是说我的记忆有误，就是说我在蓄意说谎以掩盖我没有善尽照顾病人职责的疏失。这两者皆非事实。我必须一再强调，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妮时，她的身心情况都很良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酒喝得比平常多，也绝对没有大小便失禁的现象。
在她死时，我觉得自己惟一知道得比别人多的是她的医疗记录。然而现在我明白，对于她屋里的陈设我知道得也比别人多，因为我是少数几个能够跨进她家门的人。就连牧师都得站在门外，因为她发觉到他与她的邻居互有往来。我找到一名曾在1977年进到她家的客厅里的社工，虽然她的描述与我的相符，但警方却认为那已是太久以前的事而没有采信。关于您所记得的“色彩鲜艳的绘画”、“孔雀羽毛”以及“剪影图像”，德鲁里警佐也以同样的理由不予考虑。您的最后一次造访是在1978年8月，他认为三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安妮自行处置那些东西。
一个显然不想旧案重开的警察质疑我的记忆和我的专业知识这令我备受刺激（和愤怒！），这不是重点，我想麻烦您的是，可否回想一下起居室壁炉上的右边摆了什么东西。安妮给我的临别礼物原先就是放在那里，而那东西我现在仍保存着，因此如果我能向德鲁里警佐证明至少在这方面我没有“无中生有”的话，将会大有帮助。若在她少数的“朋友”当中，有人能在没有其他提示的情况下肯定地想起，将是极有价值的。
我必须告诉您我对德鲁里警佐和验尸官都极为不满，他们两人在安妮之死的调查上似乎都只是应付了事。虽然我不至于会说她是谋杀案的受害者——据我了解，她的邻居有人是这样说的——但我确实相信，是因为有人侵入她的屋子偷走她珍藏的财物，才使她陷入极端焦虑的状态。而这，有可能造成她环境的恶化和酗酒习惯，后者则将她推向了死亡。
希拉·阿诺德医生敬上白色小屋利特尔汉普顿近普雷斯顿兰开夏郡希拉·阿诺德医生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39号1983年3月24日阿诺德医生大鉴：很遗憾，我完全记不起壁炉和摆在壁炉上的东西。不过内人提醒我，起居室里有一幅画是裱框的镶嵌画，画的是阿兹特克人的神校鹕呱瘢置鹬摺Ｄ谌耸荄。H。劳伦斯的书迷，显然我曾在造访葛兰姆路之后告诉过她，巴茨小姐有一幅“披羽之蛇”的精美镶嵌画。不幸，我对那幅画或那段对话都没什么印象了，但内人坚持就是“那个养猫的疯黑女人”的家里墙上挂了幅“披羽之蛇”。
相信这会有所帮助。
约翰·豪勒特敬上希拉·阿诺德医生与里士满警察的通信时间为1983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39号詹姆斯·德鲁里警佐萨里郡里士满区里士满警局1983年5月25日德鲁里警佐大鉴：事关萨里郡里士满区葛兰姆路30号之安·巴茨小姐一案。
经过多次与阁下当面及电话交流，对于阁下拒绝调查安·巴茨小姐的财物可能在她于1978年11月14日死前遭窃一事，我感到越来越愤怒。在没有得到任何其他解释的情况下，我被迫得出的结论是里士满警局当年在巴茨小姐死时显然漠不关心，如今也依然如此。
阁下今天早上在电话中所说的话令人无法接受，即“任何一个像疯子安妮那么疯的人，都可能轻易在九个星期之内喝酒喝掉一大笔钱”。当年阁下自己的报告也显示，她银行账户里有4000镑、在购房互助会有15000镑，因此她根本不需要像阁下宣称的那样去变卖她心爱的物品。同时我必须再次强调，Tourette综合症并非一种精神错乱的疾病，而是无法控制某些运动机能，巴茨小姐的面部扭曲和自言自语丝毫不影响她的智力。
蛇之形3（6）
如今我坚信，她情况的急遽恶化，必然是由于她的屋子在她死前一星期遭到洗劫。我已经对阁下重复过许多次，偷窃她的物品会让她极度焦虑，因为她对于家和个人安全有着强迫性的——因此是无法控制的——执迷；一再争论说真有入室盗窃她应该会打电话报警，根本毫无意义。所有的陌生人都会让她忧虑，包括身着制服的官方人员（参见约翰·豪勒特的信，日期为1983年3月7日），而如果阁下及阁下的同僚在她生前也以如今显示出的这种漠视态度对待她的话，那么她没有理由要信任你们。在这方面——信任陌生人——安的行为或可描述为非理性的，但这只是因为她的执迷是强迫性的。在其他方面她的举止都很正常。
我不太愿意说阁下的漠视已到了轻蔑的地步，尽管我的愤怒程度已足以让我相信事情便是如此。是的，安患有脑神经性疾病，是的，她是黑人，但这两项事实都不应该影响到阁下决定为她讨回迟来的公道。
当然——我在此引用阁下的话——若要追捕据称偷了她东西的人，其花费确实将远超过追回她财物能给纳税人带来的好处，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正义要考虑花费了？正义本来就是，也应该就是公正无私的。然而阁下的话却显示，警方对于如何、何时及为谁执法是有所选择的。
希拉·阿诺德医生敬上副本致：里士满警局哈撒韦督察长内政大臣威廉·怀特劳阁下来自A。P。哈撒韦督察长办公室里士满都会警局希拉·阿诺德医生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39号1983年6月21日参照：APH/VJ阿诺德医生大鉴：事关萨里郡里士满区葛兰姆路30号之安·巴茨小姐一案。
感谢您寄来5月25日致德鲁里警佐信之副本，以及相关信件的影印本与电话会话的摘要记录，我已仔细读过，并就该案与德鲁里警佐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尽管我能理解您所称巴茨小姐在死前曾遭窃的说法，但我也同意德鲁里警佐的看法，即调查此事并无益处。
德鲁里警佐承认1978年11月的调查并未考虑到有盗窃的可能，然而他强调从未有人向他表示过巴茨小姐屋内的状况有不寻常之处。事实上正好相反。记录里有许多她邻居提出的申诉，足以证明该屋猫群为患且不断发出臭味，以及她的生活条件既不卫生又脏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德鲁里警佐处理此案有漠不关心或失职之处。
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盗窃案，正以每年15％的速度在增加，警方的调查往往是无功而返。各党派的政治人物如今纷纷要求制订重典及增加警方经费，以遏阻这项极为猖獗的犯罪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下令调查五年前一件可能有或可能没有发生的盗窃案，是不合情理的；据称的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无法提供证据；她屋里的财物也没有确切的列表；成功结案的几率是零。我明白您不愿听到这种话，但我希望您能了解这个决定的理由。假如巴茨小姐的死因尚有疑虑，那么情况将有所不同，但死因判决书写得非常明确。
总之，容我向您保证，里士满警局非常严肃看待其对所有大众的职责，不受种族、肤色、宗教或是否残疾的影响。
A。P。哈撒韦督察长敬上
蛇之形4（1）
“你写给RSPCA视察员的一封信中提到安妮送给你一件临别礼物，”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希拉·阿诺德与她丈夫来家里吃午餐时，我对她说。“是什么？”
她伸出手臂。“一只玉镯。”她说着转动她纤细手腕上的一只淡绿色手镯。“她壁炉上摆了一组玉镯，她替我选了这一个，她说它适合我的肤色和发色。那时候我的头发是红色的。”
“我记得。”我说。
她丈夫赖瑞是个高个子、口音柔和的美国人，在座位上动了动。“事实上，那是硬玉，”他说；“是最昂贵的一种玉。我们在1983年请人估过价钱，好让希拉向警方证明她不是凭空想像安妮家里的财物的。”他用食指和拇指环住镯子。“产自墨西哥……可能是18世纪的东西……价值超过200镑。希拉认为那组玉镯一共有10个，这就让人对安妮的财富有点概念了。”
萨姆低声吹了声口哨。“难怪你会要求警方去调查。”
希拉叹口气。“我还是觉得我应该逼得更紧一点……至少要迫使德鲁里面对惩戒审讯。他怠忽职守得离谱。更糟的是，他是个种族歧视者。他就是认定了黑人妇女应该与脏乱为伍。”
赖瑞不耐地啧啧出声。“这话说得像是新闻节目的记者一样。我同意那男人不是个东西，但他说的有一点没错……没有人表示屋里的状况有异……就连约翰·豪勒特，那个RSPCA视察员，当时也没有提出异议。”他语气坚定得令人意外，似乎这在他们两人之间是个敏感棘手的话题。“而且当时你也没有时间为安妮奔走，你还要开业，还有两个孩子要带。此外，”他继续说着，转向我们；“督察长说破案几率是零，这话有道理。虽然希拉把她记得的东西列出来，但对于细节却过于笼统，而警方也指出，如果她的描述不能更肯定一点的话，是不可能起诉任何人的。到最后似乎会不了了之。”
我们坐在阳台上一把旧阳伞下，长夏的阳光让伞的颜色几乎全褪尽了。花园在屋后延伸，遥远的过去有某个深富鉴赏力的人用波特兰石建造这处高高的平台，视野绝佳，可以越过我们居住的碗形谷地，看到另一侧的风光。我觉得很诧异，我们在国外的那些年里，英国的天气变了这么多。我一直把这里想成是个翠绿葱茏的地方，但花园、放牧草地和原野都在暑气中变成黄棕色，干渴的花朵垂头丧气。希拉和赖瑞戴着一样的巴拿马草帽，是很优雅的一对：她穿着淡黄色棉布洋装，他则穿着白衬衫和斜纹棉布裤，我猜他比她大十岁左右。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认识？何时结的婚？他提到的那两个孩子到底是哪一方前次婚姻的成果？
我倾身替他们再斟上酒，懒懒地想着要进屋里把午餐端出来，菜很简单，有肉类冷盘、沙拉和法国面包。“如果是某个邻居偷了她的东西，”我说；“他们有可能留下数件，尤其是如果那东西不值钱的话。比方说那些插在炮弹壳里的孔雀羽毛……约翰·豪勒特说的那个。我读他的信时忍不住就想到，这种东西可能会留着，至少羽毛永远不能百分之百证明就是安妮的。”
希拉好奇地看看我。“你对那些邻居的敌意似乎特别深，”她说；“为什么？”
萨姆替我回答。“她在死因审讯时说他们是种族歧视者，之后就跟整条街的人扛上了。他们打电话来骂我们，连续骚扰了好几个星期。所以我们离开了英国。”
骗子！我心想。
“难怪你恨他们。”赖瑞同情地说。
听到这句话，希拉满脸疑问地扬起眉头，想要我在这一点上多做补充。但我站起来说午餐时间到了。我已经能够在谈及那些威胁电话时，控制自己的声音不变得刺耳……
……但是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午餐后，希拉和我散步到放牧草地去，靠在栏杆上看着马漫不经心地啃着枯黄的草。“赖瑞和我一直认为是职业窃贼干的，”她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想过下手的可能会是熟人。”
“职业窃贼怎么会知道她家里有什么？”我问；“你自己也说她从不让人进门的。”
“邻居也一样啊，”她合情合理地指出。“她对邻居比对陌生人还不信任。”
“他们会透过她家窗子往里看。”我说着，想起我常会看到一群小恶棍透过窗玻璃对她扮鬼脸。“那些小孩最恶劣。他们觉得吓她很好玩。”
一阵暖风吹过草原，她抓住草帽。“她给我看过的那份估价单，赖瑞坚信就是那个替她估价的人干的。他认为那是一桩骗局——某人挨家挨户敲门，假扮成艺术品或古董专家，探看哪些屋子值得下手。”
有道理，我想。
“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她继续说；“我几乎可以确定那是一份苏富比的估价单，因为我记得那时心里想，既然这些数字是一家正派的拍卖公司估的，那一定就没错了。”她叹了口气。“现在我非常气自己，为什么那时候我没多问。我是说，这整件事都很古怪。她为什么会想去找人估价？而且她到底是怎么强迫自己容许陌生人来任意察看她的宝藏的？”她摇摇手腕，玉镯与手表相击作声。“她要我挑选礼物时，不肯让我碰任何东西，只能用眼睛看。”
“她是什么时候给你看估价单的？”
“夏天的某个时候。我记得她那天格外别扭。一下子要我看那单子，一下子又把它抢走，好像认为我会把它偷走似的。有时候她的思路会陷进一个死胡同内，一再重复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动作，直到另外有件事情把她推到另一个轨道上。当她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