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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弗然斯·派克曼神甫；第二次是对警方——从来都只提到一张条子，但后来办案人员在他家里查抄到了两张。如果韦斯特教授只还了部分欠款48364美元，为什么总欠款条2432美元也在他手里，而且也被用黑笔注销？常识告诉我们，派克曼博士绝对不可能将没有付账的欠款单据注销并还给债务方，何况在这份单据上，韦斯特教授欠下的不仅是派克曼博士的钱，还有其他人的钱。
结论显而易见：韦斯特教授因债务所迫，杀人赖账。
下午5点，乔恩·克立夫检察长疲惫地回到公诉席。除去2点到3点半的午餐时间，他也讲了将近7小时。
出乎法庭中所有人的意料，时值薄暮，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并没有宣布休庭。他与法官团的成员们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随即开始对陪审团作指示。
列缪尔·肖又讲了两个多小时，晚上8点左右，陪审团进入审议室。不到3个小时，10点50分，12名陪审员回到法庭。
“陪审团的先生们，请问你们是否已经做出了裁决？”法庭文书约基·威尔德问道。那时的陪审团里没有妇女。
“是的。”众陪审员齐声回答。
“谁将代表你们宣读裁决？”
“陪审长。”
“陪审长先生，请问陪审团裁决‘囚犯’约翰·崴特·韦斯特有罪或无罪？”
“有罪。”
旁听席上顿时一阵骚动。约基·威尔德只得稍稍提高嗓门，用依旧机械而冷漠的声音字正腔圆地“唱”道：“有罪，法官大人，裁决有罪！”
约翰·韦斯特教授以前的学生，曾为公诉方出庭的“职业化学家”查尔斯·杰克逊博士在后来寄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W教授站立着，举起右手。当宣布裁决有罪时，他仿佛陡然中弹，那只举着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他低着头，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大约有5分钟，法庭内一片肃静。我看见许多陪审员都在擦眼泪，法官们亦深为所动。W教授的辩护律师普利尼·梅里克先生走近“囚犯厢”与他耳语，大概是说他会给他的家属捎个信。开庭以来第一次，W教授流下了眼泪——我看见他推上眼镜，用手帕捂住眼睛。然后垂头、闭目，做沉思状，或默祷状。5分钟后，法庭的官员们开始重司其职。法官命令将囚犯送回牢房，但没有人动——无论法警或囚犯——静坐数秒后，W教授突然叫道：“把我带走——为什么让我留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揪心的场面，法庭内的不少人都掉下了眼泪。
人们并没有在当天晚上将消息传给W教授的家人，但很多朋友去了他家，和往常一样，暗示她们作最坏的打算。第二天，由普瑞斯科先生出面，告诉了她们裁决的结果。他的孩子们的哭声整条街上都能听见，其情其景真的是悲惨至极。
我没有去法庭听判决。我不想再听到什么。仅只是裁决就已经足够了。
判决是在两天之后，庭审的最后一天，4月1日，星期一。
这一天，所有五位麻省最高法院法官全部到齐——连生病的理查德·弗莱切法官也到了。陪审团业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在星期六裁决完毕后即被遣散，所以仅由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宣布，依法判处“囚犯”约翰·崴特·韦斯特死刑。肖法官在他的宣判中特别强调了“依法”二字，他说这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决定，而是法律已经作好的规定，因为按照马萨诸塞州当时的法律，凡犯有“预谋杀人”罪者，皆应被处以绞刑。
列缪尔·肖法官的宣判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连原来认为韦斯特教授确实有罪的人也觉得这样的惩罚太过于严厉。经上诉被驳回后，被告方的律师们将教授的案子递到州赦免法庭。在定于7月初举行的听证会之前，包括助理州长在内的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寄自全美各地的有数千人签字的请愿书。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若干证人中，有一位来自多彻斯特的医生爱德华·加维思。他说乔治·派克曼博士在失踪前几天曾去过他的诊所，后来博士的弟弟、另一位派克曼博士小沙缪尔向他问起过对其兄精神状态的看法。“派克曼家族担心，博士以前曾犯过的精神失常会复发。”加维思医生在听证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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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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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天以后，爱德华·加维思就翻供了。他在写给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收回了他的证词，说“那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别人灌输给我的印象”。在与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又一席谈话之后，“我相信我确实是弄错了”。信的末尾，有小沙缪尔·派克曼写下的一行字：“我认可上述纠正。S·派克曼”不少人认为，这和乔治·派克曼博士生前的那桩“乔斯街监狱地皮交易”一样，也是“相当可疑”而且“极具丑闻色彩的”。试想，派克曼家族甚至可以以重金聘请公诉方律师，要封掉一个医生之口还不是易如反掌？
多年后，本案又爆出两宗与派克曼家族有关的事件，或乔奇·贝密斯所称之“派克曼计划”。一是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州议员萨穆尔·伍德在定于1850年7月1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听证会前，给公诉方的另一位律师、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写了一张条子：
绝密
议员会议
1850年7月17日
朋友克立夫
委员会将向议会提议，于8月30日，星期五，执行韦斯特教授死刑。
你的忠诚的
S·伍德
也就是说，在听证尚未结束之前，委员会已经决定否决被告方的申请。这纸短柬被史学家们认为是乔恩·克立夫涉嫌“派克曼计划”及“策划阴谋的罪证”。
二是，社会上曾流传过一份所谓的“由普特南牧师笔录的韦斯特教授自白”，称韦斯特教授在“自白”中承认，他于1849年11月23日与派克曼博士在化学实验室里因债务发生口角时，失手误伤了对方，凶器就是那根为实验课“木材的性质”做准备的木棍。几乎在《波士顿旅游者报》登出“自白”的当天，其他报纸便以文中数处明显的破绽而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骗局”。后来有证据证明，这场“骗局”的导演者正是几位公诉方的成员和派克曼博士的儿子、律师小乔治·F·派克曼。
1850年8月30日凌晨，夜空刚刚透出一点天光，便有人群开始聚集在列维利街监狱的刑场。到上午9点，刑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波士顿警察完全失去了控制。
9点25分，一支小小的队列从监狱方向缓缓走过来，穿过刑场，登上绞刑台。狱卒安德鲁扶住囚犯的胳膊，警官强恩·埃维雷斯伸手整理好罩在囚犯头上的黑色头套，这才转向众人——
“现在，本人以马萨诸塞州的名义，奉马萨诸塞州之命令，对人犯约翰·崴特·韦斯特行刑。愿上帝保佑马萨诸塞州！”
随着一声令人直酸到牙根儿的金属摩擦声，犯人脚底下的活动踏板被猛地抽掉，身子便铅锤般地骤然跌落了8英尺半（合26米），又在空中戛然而止。几秒钟后，放了一个很响的屁，两条腿一阵抽搐，而后渐趋笔直。
尸体在风中荡悠了正好半小时，10点零5分，埃维雷斯警官割断绳索。
据《波士顿旅游者报》报道：“尸体被装进一副极粗劣的棺材……全身上下没有一点走形，看上去与熟睡无异。只有变成酱紫色的肌肤显示出，韦斯特教授死于非命。”
稍后，哈佛大学图书管理员兼历史学家乔恩·思伯黎听韦斯特教授的好友亨利·隆斐洛教授说起，那天早晨，临刑之前，他和哈佛大学校长加尔德·斯巴克斯一起到了韦斯特教授那间6乘8英尺的空徒四壁的牢房。整个过程中，教授闭口不谈他自己的事，“只滔滔不绝地述说他那位早逝的唯一的儿子”。
隆斐洛教授言毕一声长叹：“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律师们说，要想了解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人的私人物品细目表。
以下便是韦斯特夫人赫丽叶向萨伏克地区遗嘱检验法庭提交的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全部个人财产：化学仪器若干，矿石收藏若干，各类名目书籍几百册，科学论文660篇，音乐文献几百份，长笛一支，钢琴曲谱102页（没有钢琴），坛装酒满满一地窖，和与约纳斯·崴萨先生签署的花园街22号住房租赁合同（年租金200美元）一份。
自韦斯特教授被捕之后，尽管他的两个女儿玛莉安和赫丽叶分别找了份教授绘画和音乐的工作，家里一直是入不敷出，全靠朋友们接济。教授被处死后，周遭的人们再次慷慨解囊。据主持这项工作的威廉·阿勃顿先生说，替韦斯特家募捐并不难，他曾有一次半天就募到了4000多美元。到1850年9月底，韦斯特母女一共收到各类捐款2万多美元，相当于教授生前10余年的工资。据说其中有500美元是派克曼博士的遗孀依丽莎捐赠的。
三年后，1853年10月，教授夫人赫丽叶·韦斯特因积郁成疾，久病而逝。这时，也叫赫丽叶·韦斯特的三女儿已经出嫁，玛莉安·韦斯特遂带着最小的妹妹凯瑟琳远渡重洋，到亚速尔群岛的法雅尔投奔了她们的姐姐莎拉。约翰·韦斯特教授是家中的独子，从此，韦斯特家族的这一支便从波士顿的版图上抹掉了。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如愿以偿，获得了派克曼家族的3000美元赏金。
也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再次造访波士顿时，专程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查看了本案的“现场”。
时光泻过100多年。1961年，位于波士顿以西40余英里的沃瑟斯特，一幢当地人称为“霍亚故居”的巨宅中珍藏的大量“历史文献”被它的继承人捐献给了“马萨诸塞州州史协会”。一个世纪以前，这栋房子曾经属于名叫艾伯纳·霍亚和乔基·霍亚的两兄弟。艾伯纳是当地有名的律师，后来又做过法官。乔基是“19世纪下半叶马萨诸塞州杰出的国会参议员”。兄弟俩生前与约翰·韦斯特教授的辩护律师爱德华·索耶尔过往甚密，堪称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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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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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史协会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对霍亚兄弟留下的各种“历史文献”整理分类，并于1970年发现了爱德华·索耶尔的遗物，内有韦斯特教授在狱中亲笔写给他的律师们的笔记、备忘录，甚至条子，等等，共计194页，合称“韦斯特手记”，可以算做是教授未能有机会呈交法庭的书面证词。事实上，1850年4月底，韦斯特教授曾上书当时的州长乔治·布里格陈述冤情，其中提到“我准备了一份详尽的材料……但接受了律师们的忠告，保持沉默。因此，那份文件也……不曾予以公布。”
爱德华·索耶尔终身保留着“韦斯特手记”，但据说是有碍于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协议，也终身不曾透露手记的内容。爱德华去世后，艾伯纳·霍亚法官代表律师协会出面帮助料理了后事。没有史料说明这份手记最后是如何辗转到达霍亚兄弟的手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兄弟俩都有“收集珍贵历史文献的癖好”。乔基·霍亚在晚年退出政坛后，曾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及美国文物爱好者协会会长。霍亚法官和霍亚参议员于1895年和1904年相继逝世于“霍亚故居”。
手记一开头，约翰·韦斯特教授巨细无遗地陈述了他从1849年11月23日——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之日——至11月30日——他本人被捕之日的行踪。文中列出了时间地点，给出了他见过或见过他的所有“可能的证人”的姓名。其中不少细节与包括他三个女儿在内的其他证人的证词相符。
有学者们将手记中的叙述与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在法庭上的证词逐字对照，认为其出入之大，远不是仅以“记忆误差”就能解释的。
比如11月23日，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个星期五，伊弗任说：“那天下午……大约5点半钟，我在厨房里听见有人从后面的楼梯上下来，走出去一看，是韦斯特教授，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而另一位证人、药剂师约瑟夫·基德尔说：“星期五，23日，5点左右，或者差一刻5点，教授到我店里买了一些香水。我非常肯定是那天……我有账单为证。”韦斯特教授的女儿们则说：“23日，星期五，父亲下午回家时正好赶上吃茶点的时间，应该是在6点以前。”这些证词佐证了韦斯特教授在手记中的说法——也是他当初对警方的说法——于3点左右离开实验室，到附近的布莱翰餐馆就餐。饭后搭乘公共马车回家，途中在一家商店耽搁了一会儿，到家时大约5点半，云云。
再如同一天晚上10点过，伊弗任说韦斯特教授的门“从里面闩上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