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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当卡·格莱一家人搬到沃伯恩时，水还是好好的。到1965年安德森家搬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记得在沃伯恩的第一个夏天，安妮问卡：“你是不是也觉出了水的味道不对？还是我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
后来人们想起，水质的变化始于1964年10月，沃伯恩市新钻的G号水井正式启用的时候。在这之前，沃伯恩一共有六口老井，分布在城市的中西部，按英文字母从A到F排序。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六口老井的水不够用了，有关部门便决定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J·J·瑞勒皮革厂和“工业公园”之间凿了这口G号井。三年后，当夏季供水再次成为沃伯恩市的一大难题时，与G号井相距仅300英尺的H号井也破土动工，并于当年投入使用。
196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卫生部下令关闭G号井和H号井，理由是，“自从两井启用以来，自来水中的细菌含量一直超标”。经市政府再三交涉，州卫生部最后同意他们继续使用这两口井，条件是，必须长期对井水进行氯化处理，即加入漂白剂。
从G号井和H号井抽出的水虽然进入了沃伯恩市的整个供水系统，但主要是供应城东。氯化处理在1968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那年的春夏两季，市政府不断收到市民们关于水质的投诉。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称“水的气味闻上去和纯漂白剂完全一样”。而市政府的工程师们却反反复复地告诉居民们，水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作为饮用水绝对安全。
但是，市民们更相信由自己的感官得出的结论，他们在1969年春天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以敦促市长下决心永久性地关闭G、H二井。请愿书于是年8月递上去，10月，当夏季的供水高峰期过去之后，市长关闭了两口井。次年春夏之交，工程师们再次开井取水，市民们再次投诉请愿……从此，G号井和H号井时开时关，陷入了似乎永无休止的循环往复。
1975年9月，吉米·安德森旧病复发，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安妮每天到病房陪伴，也时常在那里过夜。那是11月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温暖傍晚，安妮独自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注视着窗外暮色笼罩着的波士顿。一位老妇人从近旁的病房踱出来，满脸凄凉。她也在窗前站下，目光也注视着窗外，不知是对安妮还是对自己喃喃而语：“刚才一个孩子死了，白血病。”
安妮没有答腔，甚至没有移动目光。她太累了，心力交瘁。她自己的吉米也正在死于白血病，使她无暇顾及别人的感情，也无力施舍同情和眼泪。
老妇人并未注意到安妮的冷淡，继续着自己的絮叨：一个小男孩，其实还只是一个婴儿。没有任何先兆，突然就病了。听说他家住在沃伯恩，姓里莱。
1976年10月，安妮·安德森从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那里听说，冬娜·卡能4岁的儿子罗比被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冬娜家住在城北，那里的水质也不好，但比城东强多了。冬娜家一向不宽裕，吃不起现成的牛奶果汁和其他饮料，冬娜就买来大袋大筒的奶粉和浓缩果汁等，回家用水兑了喂儿子。有时水里的怪味实在太重，孩子不吃，冬娜就放到炉子上热一热，去去味儿。罗比自小体质就差，磨人不说，家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医药费。丈夫卡尔先是三天两头地不着家，后来干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不久就和冬娜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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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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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安妮和冬娜常来常往，相互交流经验和心得。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起，守护着彼此的病孩子，给对方送去无言的支持，也从对方获取心灵上的慰藉。
1979年春，沃伯恩警署奉命调查一起乱扔垃圾废料案。一夜之间，184桶工业废料突然出现在离G号井和H号井北面不足半英里的“工业公园”附近。虽然警方始终没有抓到乱扔废料者，也没有查到废料的具体来源，但案子报到了马萨诸塞州环境部，工作人员马上赶赴现场，对包括G、H二井在内的周围环境进行取样分析。
5月22日，分析结果送到了负责东北地区的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的办公桌上。10分钟后，麦科尔主任让秘书接通了沃伯恩市政府的工程师，他在电话上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两口井水均已被严重污染，其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商业上叫做TCE，一种用于溶解油类和脂肪的工业溶剂，以及较低浓度的其他四种污染物，包括四氯乙烯，另一种工业溶剂。这两种溶剂都被国家环保署列为“可能的”致癌物。
安妮·安德森并没有特别地在意刊登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的关闭G、H二井的消息。文章花了大量的篇幅敦促市民们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厉行节水，因为市长已严令禁止各家各户洗车浇园子。记者在文中只含糊其辞地提到了一句“性质不明的污染物”。
基拉德·麦科尔主任亲临沃伯恩查看那184桶工业废料。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桶里装的都是已变质失效的聚氨酯树脂，其成分与两井中的污染物全无干系。那TCE，或三氯乙烯，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市政府有一位工程师名叫托马斯·摩宁，住在城东的伍德街，距G、H二井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当麦科尔主任和他闲聊时，托马斯谈到了他的邻居图梅一家。图梅家的三个孩子长期患皮疹，每年要往医院的皮肤科跑好几趟，而且不管用什么药都不见效果。图梅夫人玛丽怀疑是水的问题，因为他们家的水管被腐蚀得很厉害，总漏。
1979年8月，G号井和H号井关闭后三个月，图梅家最大的孩子——其实是老二，老大已于几年前丧身车祸——10岁的派特病倒了。和当年的吉米·安德森一样，当地医生查出他的血液有问题，便将他送到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约翰·杜鲁门主任为他做了骨髓穿刺化验，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所有白血病种类中最为致命者。
那年9月10日，安妮·安德森接到卡·格莱的电话，卡只在电话上说了一句：“快看今天的报纸。”《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的大标题是《城北发现砒霜池》。一位名叫查理·瑞恩的年轻记者报道说，今年7月，一支施工队在一片已关闭多年的化工厂废墟上挖掘出了一处废品池。池深五英尺，面积一公顷。池内的污染物包括大剂量的砷（砒霜）、铅、铬和微量的其他重金属。当年，这家名叫麦瑞·马克的化工厂除了生产制革用的化工品外，也生产以砒霜为基体的杀虫剂。废品池里还有皮革厂扔弃的动物皮毛和残骸等物。文章说，专家们认为，极微量的砷便可能致癌，而金属铬则历来被认定与肺癌和呼吸道癌有关系。文章说，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些有毒物品是否已经污染了一英里以南的G号井和H号井，但有确切消息称，两井的关闭是因为：“水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或TCE，一种工业溶剂。”
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也看到了这篇报道。他后来回忆说：“就在那一刻，安妮·安德森这些年来跟我说起过的那些话显现出了真正的意义。”安妮一直认为，孩子们的白血病源于那可疑的自来水。她先是在家里和丈夫说，日久天长，乔尔斯听腻了，他很不耐烦地打断安妮的话，说这么多专家学者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你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凭什么妄下结论？安妮只得去找好脾气的扬格牧师说。
第二天，扬格牧师打电话给安妮，说他拟好了一个计划，准备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请所有在过去的15年里有孩子被诊断为白血病的家长到三一圣公会教堂参加一个调查性的会议。G号井启用于1964年，到现在正好15年。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有30多人来到圣公会教堂开会。扬格牧师向与会者们分发了一份由马萨诸塞总医院的一名护士帮助起草的关于白血病的问卷。调查结果，一共有12起儿童白血病例。扬格牧师买来一张沃伯恩地图，按12处地址画上记号。12个孩子中有8人家住沃伯恩城东，彼此间最多不过半英里的距离，其中6人在派茵街附近，差不多就是隔壁邻居。
扬格牧师带着这张地图到马萨诸塞总医院登门拜访约翰·杜鲁门主任。牧师问：“15年中出现12起病例——也许还有更多——这算不算‘异常高发区’？”
杜鲁门主任答：“毫无疑问。”
其时，查理·瑞恩又在《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据披露，州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70年代中期，沃伯恩死于癌症的人数在五年内上升了17％，其中以白血病为最高，肾癌其次。但是，文章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证明，癌症发病率的剧增是否与城北发现的含毒废料有关。”
布鲁斯·扬格牧师读完这篇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沃伯恩每日时报》，告诉查理·瑞恩他和安妮·安德森关于儿童白血病“异常高发区”的发现。1979年12月12日，查理·瑞恩发表了第三篇头版调查文章《找寻儿童白血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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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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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约翰·杜鲁门主任也将“异常高发区”的发现报告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该中心遂派出专家，与马萨诸塞州卫生部联合组团，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别是那12个患者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不久，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与布鲁斯·扬格牧师专程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的“公共事务与环境委员会”作证。安妮在她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也为朋友、熟人和其他的孩子们担心。我们的左邻右舍无一不生活在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安妮的最后一句话被印成大号铅字，当作了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标题。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认识一位律师，就是当年替她办理离婚的律师。1980年7月，冬娜接到律师的电话。当时，冬娜的儿子罗比已经病入膏肓，律师问冬娜可曾考虑过通过法律程序为孩子讨个公道，冬娜说不曾。律师说他自己并不十分精通伤亡索赔，但是如果冬娜有兴趣，不妨找波士顿的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试试。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识，打官司总是牵扯到一大笔法律费用，以冬娜的处境，她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牧师说，向律师咨询咨询应该不要紧的。
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陪伴在这里。母子俩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