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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伦打电话到皮革厂时，杰克·瑞勒正在开会。散会后看到秘书交给他的电话留言，杰克立即认出了罗伦·加马齐的名字。他很奇怪罗伦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他做这种交易。他对秘书说：“你约个时间请他来一趟。”
罗伦来了。杰克·瑞勒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一边在起诉我，一边又要跟我换球票？”
“起诉你？”
“不错。”见罗伦满脸的疑惑，杰克又问：“你不是患有白血病吗？”
“是呀。”罗伦更疑惑了，心想瑞勒先生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联名控告J·J·瑞勒皮革厂的几户原告之一。也许你还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现在是比却斯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罗伦·加马齐惊呆了，过了好半天才说：“我只是不希望市政府重新开启那两口水井，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再喝那种脏水，如此而已。”
“那两井该死的水本来就不适合饮用和家用，它们只够工业用水的标准。J·J·瑞勒皮革厂一向都对排放的废料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和治理，所以你看，周围那么多的皮革厂都关门了，只有我们还在这里。”杰克说着把两张球票递给了罗伦。
待罗伦离去，杰克打电话告诉尼尔·雅各布说：“这家伙连他起诉的对象都不知道，显然是律师在煽动他们闹事。”
几天后，尼尔·雅各布给威廉·契士曼回电话，说杰罗·费歇尔的意思，他们不便参与威廉提出的“第11款动议”，但作为盟友，愿意向威廉提供一个可能有用的情况。尼尔讲述了杰克·瑞勒和罗伦·加马齐交换球票的事，说：“也许可以在你的动议中增加一节‘起诉教唆’。”
“起诉教唆”是指某些律师以花言巧语诱骗不明真相的委托人参与打官司。威廉·契士曼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从理论上讲，杰克和尼尔之间的谈话受律师、委托人保密协议的约束，不得透露给原告方。所以威廉在动议中使用了一些闪烁其辞的文字，诸如：“我们有非常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但受律师…委托人保密协议的约束，目前尚不宜提交法庭”云云。
当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接到沃伯恩案时，他的案头上还堆积了500多件其他的案子。56岁的司肯纳法官也是从哈佛大学法学院出来的，与大多数的同学和校友一样，毕业后就留在了波士顿。虽然在接手之前，司肯纳法官对分派给他的许多案子知之甚少，但沃伯恩案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在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本案的消息，还在电视的晚间新闻上看到了简恩·希莱曼答记者问的镜头。
瓦尔特·司肯纳对威廉·契士曼送来的“第11款动议”很有兴趣，因为这是他当法官9年来接到的第一份“第11款动议”，也因为他和其他的法官们一样，长年受诸多“无意义的和不负责任的诉讼”——在同僚之间被叫做“垃圾案件”所累，因而感触颇深。但《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写得太长了，就像佛雷…侯格尔…埃利奥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其他法律文件一样。司肯纳法官只匆匆地翻过一遍，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起诉教唆”一节。
“第11款动议”使简恩·希莱曼大为光火，他操起话筒就和威廉·契士曼吵起来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通话。
“简直莫名其妙！什么‘起诉教唆’，那纯粹是对我个人的攻击和诬陷。”简恩嚷嚷道。
“你的那份起诉书才是对我委托人的攻击和诬陷。”威廉的声音显得异常冷静，但却是火上浇油。
“听着，混蛋，你现在就撤消动议。”
“除非你撤消诉讼。”
简恩“砰”地挂断电话，仍兀自气得直喘。凯文·康威从没有见到过他这副德行。“少见的混蛋！”简恩还在嚷嚷，“要是法官听信了他的胡言，我就会被吊销律师执照。”
安东尼·罗思曼专程从华盛顿赶来商量对策，因为司肯纳法官在他下达的指令中明确要求简恩或安东尼在关于“第11款动议”的听证中出庭作证，并接受被告方的交叉取证。
毫无疑问，威廉·契士曼切中了他们的要害，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就在两个人冥思苦想而始终不得其要领之时，凯文·康威出了一个点子，他建议在法庭上转移视线，把法官的注意力引到关于“起诉教唆”的指控上，因为威廉·契士曼没有可以提交法庭的“明枪”，而法官们向来是不喜欢“暗箭”的。
1983年1月6日，星期四，一个阴霾的冬日。午饭后，简恩、安东尼和凯文一行三人走进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民事庭，在原告席上坐定。和他们一起到庭的还有事务所的两位老板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以及五六位同事。被告席上也坐了三个人，简恩都不认识，但他听出了一位40多岁蓄长发者的口音，那是曾和他在电话上交过锋的威廉·契士曼。另外两位，简恩猜想，应该是代表比却斯集团的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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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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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肯纳法官先和杰罗打过招呼。他俩的交往始于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代，迄今已30余载。“费歇尔先生，你也对这个案子有兴趣？”
“我代表一方被告。”杰罗欠欠身，又补充一句，“但这并不是我的动议。”
“就我个人而言，”司肯纳法官开始说，“我对‘第11款’兴趣匪浅。事实上，鉴于大量的‘垃圾案件’侵吞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税收，我认为律师们应该更经常地、更充分地使用这一条款。”
简恩起身道：“我想提请法官大人注意动议中的一个章节，在‘起诉教唆’的条目下。契士曼先生称他有‘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起诉教唆’？”司肯纳法官有些迷惑，“是哪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谈话？”
“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委托人是比却斯集团，J·J·瑞勒皮革厂的母公司。”
果然，法官拿过动议翻阅了一阵，然后说，“我对‘不宜提交法庭’的东西不感兴趣。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
“但是，法官大人，”简恩还不想就此罢休，“你觉得如果我戴着‘起诉教唆’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罪名，我还有资格代表我的委托人吗？我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在我们继续进行之前，我要求被告方或者公开事实，或者收回指控。”
司肯纳法官叹了一口气：“费歇尔先生，你愿意公开你们和委托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吗？”
“所谓‘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是他的措辞，”杰罗·费歇尔指指威廉·契士曼，“不是我的。不过如果法官大人希望的话，我可以再和我的委托人核实一下。”
“你可以在外面的楼道里找到公用电话。”
杰罗耸耸肩。他其实并没有想现在就去核实，但既然法官如是说……杰罗转身缓步离开了法庭。
“好，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法官又重复了一遍，“这场听证要搞清楚的问题十分简单：原告方到底掌握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足以对被告方提起起诉？现在请契士曼先生向原告提问。”
威廉·契士曼站起身来，翻开手里的笔记本，就仿佛准备传唤证人一样。
简恩·希莱曼抗议道：“我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就必须依法回答所有的提问，如此一来，便不可能在本案中作为律师代表我的委托人了。”
“契士曼先生将要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希莱曼先生，并不会影响你继续为你的委托人工作。”
一番争论之后，简恩向法官建议道：“我们可否变通一下，由法官大人你来向我们提同样的问题？”
“契士曼先生，你意下如何？”
威廉·契士曼犹豫片刻，很不情愿地带着他的笔记本朝法官席走去。简恩听见他对司肯纳法官说他的字迹很潦草，两个人接下来就威廉预先拟定的问题讨论了很久。简恩禁不住暗自得意，因为他看得出来，司肯纳法官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果然，法官照着威廉的笔记本提了几个问题后，便问众人在休庭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
“最后一点，”简恩说，“我想费歇尔先生已经和他的委托人谈过了。”
杰罗·费歇尔早就回到了法庭，并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暂时无法提供新的情况，他们都出去吃午饭了。不过我可以再和他们联系。”
两个星期后，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做出裁决：“原告方的起诉乃基于与本案有关的间接证据，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起诉基础的某些证据尚待发展和收集。因此，本法官裁定，‘第11款动议’不适用于本案，并就此否决被告方《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
此后的一年半里，简恩·希莱曼把沃伯恩案搁在了一边。他很忙，挣了很多钱，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先是巴瑞·里德揽来了一桩饭店失火案，一位商人在火灾中丧生。简恩主动请缨接了这个案子。他的助手中自然少不了凯文·康威，还有一位新近加盟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比尔·克诺利。他们聘来全国有名的专家，花了15万美元制作准备在法庭上展示的各种照片、图片和模具模型等等，他们把肇事饭店的律师和保险公司请到一家高级酒店协商调停。三天的谈判结束后，简恩·希莱曼拿到一张面额225万美元的赔偿支票。
巴瑞·里德取走了报酬中的绝大部分，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出席任何一场谈判。余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由简恩、凯文和比尔三个人分。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电话采访时，巴瑞就此案侃侃而谈，把所有的功劳据为己有。
“你至少应该提到我的名字！”简恩读完报道后找到老板的办公室。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简恩·希莱曼在里德…缪里根的职业生涯，凯文和比尔也和他一起辞职。
三个人新开张的律师事务所就叫希莱曼…康威…克诺利。他们在联邦法庭大楼附近租下一套办公室，把从饭店失火案中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室内装修和购置高档办公家具。简恩还要求秘书每天向花店定购鲜花。开张那天，100多位同行登门助兴，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也带着他们的夫人们前来祝贺。
除去各种各样的开销和打点，三个人囊中所剩无几。一向谨小慎微精打细算的凯文·康威成了事务所的把门人，每一件案子都须先经凯文过目，由他判断胜诉的可能，并决定是否受理。所以一开始，他们只接了一些小案子，大都是病人告医生医院的，收入不多，倒也不愁温饱。但是这种小打小闹根本就不对简恩的脾气，他生性喜欢大手笔，玩的就是高投入，高回报，自然也少不了高风险。他盯上了一桩已经被两家大事务所拒绝受理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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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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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保尔·卡立的年轻人在车祸中受伤后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他只消十天半月便可痊愈，结果保尔在病床上躺了五个多月，出院时成了只能靠轮椅代步的残疾人。
简恩花去了足足半年的时间和20多万美元，总算搞清楚了保尔的案子。保尔在车祸中伤在头部，而后全身严重浮肿，医生给他开了甾醇类药物，这本是治疗浮肿的常规方法，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当浮肿因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而加剧，持续不见消退时，医生未能及时对感染作出诊断，只是一味地加大甾醇类药物的剂量，而且连续使用三个星期，大大超过了规定的用药期限。据相关的医学文献报道，大剂量长时间地服用甾醇类药物，将导致骨质疏松败坏，特别是髋骨。
和饭店失火案一样，简恩包下一家高级饭店的会议室，请医院的律师和保险公司坐下来谈判。不出两个回合，原本一毛不拔的保险公司主动提出愿按最高标准支付10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被简恩拒绝了。
消息在业内圈子里传得飞快。有相识的律师们在大街上叫住简恩，问他这一切是否属实。等到被证实后，有人摇头表示惋惜，有人则直言不讳地骂简恩是天字第一号的笨伯。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简恩为区区一桩医疗事故案投入了二十几万美元的风险资金。
保尔·卡立伤残案的庭审一共进行了15天。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当简恩·希莱曼开始他的总结性发言时，法庭内座无虚席。和简恩的新老同事同行们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的，还有一位人称“毕特大叔”的银行家，简恩花出去的二十几万美元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毕特大叔”的本名叫乔治·甫里格，波士顿银行副总裁。自从简恩拒绝了保险公司的100万美元报价后，毕特大叔茶饭不思，总觉得自己的那一大笔贷款很可能就此打了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