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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后来在法庭上解释说，一开始她没看出来，是因为那人穿了一件红色的绒衫。芭芭拉知道丽诗没有红色绒衫。后来才发现，那绒衫本是米色，被血染成了红色。
芭芭拉驻足四顾，她就从来没看见过那么多的血，墙上、地上，有几处高过人头。芭芭拉不敢久留，她冲出大门。谢天谢地，出租车还没走。
芭芭拉让司机萨尔瓦多·马拉尼诺赶紧打电话叫急救车，自己又回到丽诗身边。芭芭拉碰了碰丽诗，感觉她的身子还热乎，想她还有救，便又一路小跑到了不远处的彼得逊家。
彼得逊夫人帕迪霞应声开门。她已经梳洗，只是还没穿好衣服。芭芭拉刚跟她说了两句，就看见迈克穿着T恤短裤从楼上走下来。彼得逊夫妇胡乱披了大衣，一行三人直奔拉特利家。
芭芭拉说：“我碰过她，她还是热的。”
迈克说：“她不是热的，芭芭拉。她不是热的——她已经死了。你感觉到的热乎是地板上的暖气。”
芭芭拉上跑下颠儿，把两个孩子抱到彼得逊家，又顺路叫来了更多的邻居：飞行员布鲁斯·勃尔能上尉和他和妻子艾梅贝丝，还有基地心理医生汤姆·苏马切和他和妻子雪萝儿等等。
迈克·彼得逊对艾梅贝丝说丽诗患“脑动脉瘤”，经常犯头晕，所以从楼梯上跌了下来。但艾梅贝丝不相信，她指着第三级楼梯问：“那是谁的脚印？”
“我的。”芭芭拉承认道，“我刚才上去抱孩子们时留下的。”
“这里是犯罪现场。”艾梅贝丝坚持说，“在警方到达之前，谁也不要上楼。”
“没错儿，这么多的血，肯定应该是犯罪现场。”芭芭拉同意艾梅贝丝的看法。
“确实，”布鲁斯·勃尔能也同意，“这看上去不像是从楼梯上摔下来那么简单。”布鲁斯出去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看有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没有。他又试了试拉特利家几扇通外面的门，全都已经从里面反锁上了。
8点左右，德国的急救人员和警方人员相继到达，他们例行公事地查看了尸体和现场。法医用针筒抽出一大管脊髓，说他们想搞清楚丽诗是不是在跌下楼梯之前就已经死了。艾梅贝丝记得丽诗的头发上全是血，当尸体翻过来时，她看见左眼上方有一道伤口。雪萝儿则记得一位德国警察嘀咕了一句，大意是说，如果是跌下楼梯，为什么没有顺着楼梯淌下来的血迹。
迈克·彼得逊忙着给美军的各个部门打电话（没有人知道电话是什么时候接通的），只有帕迪霞独自坐在厨房里发愣，对身边发生着的一切不闻不问。临近中午时，基地司令部派来了特派员司狄文·莱昂，他说他的任务只是协助德国方面的调查，并将结果呈报给美军司令部。
但德国方面对美军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警察们说，他们来这里执行公务只是因为尸体摆在了德国的地盘上。既然死者是美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司狄文·莱昂又是美国官方的代表，他们正好可以就此办理尸体移交手续。
等到下午，美军司令部同意搬动尸体后，邻居们开始清扫现场。大家一边干一边讨论种种可能的死因。迈克·彼得逊又说：“她有脑血栓，所以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她在跌下楼梯之前就已经死了。”
芭芭拉马上说：“我不信。”
别的邻居们也不信。他们都是丽诗·拉特利的好朋友，他们谁也没有听说过丽诗得了什么“脑动脉瘤”或“脑血栓”。不错，丽诗患有范·威勒布兰症，一种常见的血液病，在正常人群中的发病率大约是25％，其基本症状为过量出血或自发性出血，如牙龈出血或鼻出血等，以及易发性和持久性的青紫斑，在女性中则多表现为经血过多和行经期过长。但这和头晕或“脑动脉瘤”或“脑血栓”根本就是两码事。
雪萝儿·苏马切记得他们干了整整一天，直干到几个大男人都叫累了，才勉强将血迹擦拭干净。雪萝儿还记得墙上有几处血迹的位置特高，她将近17米的个儿，也要伸直了手才能够得着。
迈克·彼得逊也一直留在现场，不过他没有参加清扫，他一直在打电话。那天下午5点，他打电话给丽诗·拉特利的妹妹玛格丽特·布莱尔，当时美国的罗得岛州是同日上午11点。迈克告诉玛格丽特，丽诗出了点事，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玛格丽特当下心里一惊，忙问：“她死得很惨吗？尸体看上去怎么样？”迈克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带过：“还好，只在她的耳朵后面有一点儿血。”
玛格丽特·布莱尔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1985年11月25日，因为正好10年前的同一天，1975年11月25日，她们的父亲哈洛德·摩克先生去世。
第二天，雪萝儿和汤姆·苏马切夫妇将玛格丽特和玛莎接到他们家，让小姐儿俩跟着他们一起过了感恩节假期，因为芭芭拉·奥霍拉还没从震惊中恢复，无法照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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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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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诗·拉特利的尸体被送到法兰克福的美军第97医院，那里负责验尸的只有四名病理学家，而且无一接受过法医学方面的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验尸官”，而不是法医。比如在丽诗·拉特利验尸报告上签名的拉瑞·巴恩斯博士，此前只验过四具尸体，全都是车祸中的死者。巴恩斯博士从没接触过枪伤、刀伤或打击性创伤，也没有专门的法医学设备和手段。不过在他的报告中，巴恩斯博士指出了丽诗尸体上的一处重大异常——脑腔内约100毫升的淤血。这位病理学家最后认定，丽诗·拉特利的死因是跌下楼梯，以及因范·威勒布兰症引起的流血过量和流血不止。
丽诗·拉特利和帕迪霞·彼得逊的共同好友佩特·芬当时已经随丈夫约瑟夫搬到了柏林。听到噩耗后，佩特打了一圈电话向法兰克福的熟人们打听，并将众人的看法和怀疑反映给美军驻德国军事警察总部的犯罪调查处，称迈克·彼得逊可能涉嫌丽诗·拉特利之死。但军警方面始终没有派人进行调查。佩特·芬曾和朋友们说起，她有一个感觉，好像官方对待这起人命案的态度如同对待一宗丑闻，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久，即有莱因·梅空军基地小学的学生们回家对父母说，他们的老师拉特利夫人因患忧郁症而自杀身亡。
但是，谁会用滚下楼梯的方法自杀？
一周后，迈克·彼得逊出面护送丽诗·拉特利的遗体回美国，安葬在得克萨斯州的赛德维拉公墓、她的丈夫乔治·拉特利身边。迈克没有忘记带上丽诗的遗嘱，并到乔治老家所在的马塔戈达地区法院交验存档。从此，彼得逊夫妇便成了拉特利姐妹的法定监护人，并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庭估价为44万美元的丽诗·拉特利遗产，以及每月来自美国政府的军人遗孤津贴。
多年后，当法庭对丽诗·拉特利遗产的估价单公之于众后，拉特利夫妇的老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上面没有列丽诗的宝马牌轿车、一幅价值两万美元的挂毯，以及包括一只法国花瓶、数件波兰18世纪瓷器和若干阿富汗地毯在内的欧亚各国古董。特别是，丽诗在丈夫去世后领取的那一大笔人寿保险不知去向。丽诗曾跟不少人说过，这笔钱是她两个女儿的未来，她一分一毫也不会动用。
2003年4月14日，经过一年多与各国各方面的交涉，杜尔罕警署的亚特·霍兰中尉终于得以率员飞赴得克萨斯州，在赛德维拉公墓掘坟取棺。丽诗·拉特利的灵柩被用一大幅塑料布包裹，装进一辆蓝色雪佛兰面包车，于次日下午抵达位于查博希尔市的北卡罗来纳州法医实验室。这次的验尸由州警署的亚偌·格雷克曼博士和市警署的黛波拉·腊迪希博士联手进行。被告方亦派了他们聘请的私人侦探罗纳德·顾尔热特和著名法医韦尔那·斯拜兹到场观看。
两层密封的棺木中，丽诗的遗体保存完好。虽然皮肤已开始发黑变硬，但法医们仍然不仅能观察到死者身体上的大小伤口，而且能辨认出数处青肿。比如左手背和左手腕的两块青紫斑，嘴唇上的一小块青肿和上牙龈一处撕裂伤，还有左眼下方的青肿，以及雪萝儿·苏马切注意到的左眼上方的伤口。
在1985年验尸时，死者头部的致命伤口均已经过处理，或胶合，或缝合，并且都涂抹了防腐油。亚偌·格雷克曼博士在丽诗·拉特利的头上看到了一共七道伤口，不单在数量上和卡瑟琳·彼得逊的完全一致，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伤口的位置，全都集中在头顶和后脑，简直就是卡瑟琳验尸结果的重现。
4月16日下午验尸完毕，亚特·霍兰中尉马上打电话到罗得岛州。他对玛格丽特·布莱尔说：“你姐姐的死因不是跌下楼梯。”
被告方随即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不予公布丽诗·拉特利的验尸结果，不予允许公诉方将丽诗·拉特利之死作为证据引入卡瑟琳·彼得逊命案的审判。
5月中旬，当双方律师已经开始在法庭上挑选陪审团成员时，公诉方的两位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德文·萨科斯和亚特·霍兰中尉一起飞往德国的法兰克福，走访了可能为本案出庭的各位证人。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于8月下旬，本案庭审期间，驳回了被告方的动议。现在，这些证人们一一走上证人席：雪萝儿·苏马切、汤姆·苏马切、芭芭拉·奥霍拉、艾梅贝丝·勃尔能，以及拉特利家房子现在的房主，他还代为正在住院的邻居柯伦·汉姆宣读了证词。
出庭作证的还有丽诗和乔治·拉特利夫妇的家人们。长期以来，两家亲戚中的不少人一直想领养拉特利姐妹，但迈克·彼得逊不答应。有一次，玛格丽特·布莱尔质问迈克：“你既然坚持把她们留在身边，为什么又不正式领养她们？”
迈克·彼得逊直言不讳地回答：“如果办理了领养手续，政府就会停止发放军人遗孤津贴。”
2003年9月5日，星期五，在传唤了51名证人后，公诉方听证结束。
为被告方出庭的证人差不多都是些他们高价聘来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们。
他们的医学专家证明，卡瑟琳·彼得逊和丽诗·拉特利头上的伤口与跌下楼梯的情形相吻合。他甚至认为，前后相隔16年、空间上相差大约四分之一个地球的这两起“事故”在不同受害人的同一身体部位造成的几乎是同样的伤口，这种“巧合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唯一不能解释的是，卡瑟琳和丽诗手上的那些自卫性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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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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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从外州警方请来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逐一指出了杜尔罕警署办案人员在赛德街1810号的所有“不规范操作”，但在公诉方的交叉取证中，这位专家承认，在他亲临处理过的300多处犯罪现场中，没有哪一处可以做到“100％地不被污染”，而且，要“控制一个建筑面积1万平方英尺的现场……确实不容易”。事后，全美各地的警察们纷纷对这位专家的出庭表示“不理解”，因为不少州有明文规定，假如一方警署对另一方警署的作为产生疑问或异议，应该通过各执法机构间的官方接触协调解决，而不可随随便便地当众指责，更不可在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中作为被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显然，戴维·鲁道夫们是钻了各州立法不同的空子。
被告方的法医学专家认同了杜安·笛维尔计算出的三处血液喷射源，但却不认为是因三次打击所致。这位专家列举出种种其他的可能，说甩头发、挥手等动作也可以产生相似的血迹图案。他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卡瑟琳脸部照片，指示着嘴唇处的一滴血印说，这便证明了楼梯间墙上的大部分血迹是卡瑟琳咳嗽时喷溅而成的。最令陪审员们不解的，是这位专家在作证的过程中说的一句话：“那里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击。”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实，被告方和公诉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被告方聘请的生物力学家用电脑模拟出他们假设的案情经过：一个涂着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从楼梯上翻滚而下。但在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时，这位专家承认，他无法精确地模拟出卡瑟琳头上的七道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读了泰德·彼得逊的前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的证词，她因怀孕而不能出庭。科丽丝玎娜在证词中说：“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当泰德和我离开那里时，彼得逊先生和彼得逊夫人都显得兴致勃勃，很高兴的样子。”作为回应，公诉方宣读了另一份证词：“1月8日，下午4点，我，亚特·霍兰，访谈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女士……塔马赛提女士说，当她在彼得逊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