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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乐戏园位于大栅栏东口路北，不远处便是南北走向的前门大街，文三儿拉着陆中庸穿过正阳门、箭楼的城门洞，由北向南进入前门大街，刚刚过了前门牌楼，就见两辆黑色“别克”牌轿车一路鸣着喇叭，风驰电掣般开过来，吓得文三儿赶紧把车拉到路边躲避，文三儿不满地嘟囔道：“操！这是谁这么大谱儿呀？”
陆中庸却喜形于色道：“还真来了，行，行啊，真给陆某面子。”
文三儿回过头问：“陆爷，这是哪位爷？排场不小呀。”
陆中庸牛皮哄哄地回答：“哪位爷？说出来吓死你，警察局沈局长，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陆爷，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比哪个大？谁管谁呀？”
陆中庸照文三儿背上踹了一脚骂道：“你他妈缺心眼儿啊，有这么比的吗？你还不如说日本天皇和蒋委员长比哪个大……”
陆中庸的话音没落，只听见前方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正要拐进大栅栏的第一辆轿车被迎头而来的弹雨打得火星四溅，顷刻间成了蜂窝状，车头一歪猛地撞在一根电线杆上……几个头戴礼帽，身穿蓝布长衫的青年人端着*，凶狠地打出几梭子弹后，飞快地闪进路东的鲜鱼口里，消失在人群中……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文三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老天爷，是谁吃了豹子胆，敢对警察局长下家伙？这是闹着玩的吗？文三儿回过神来再找陆中庸时却发现车座儿上已经没人了。陆中庸人哪儿去了？文三儿围着洋车找了一圈儿才在附近的马路牙子下找到陆中庸，这个发现使文三儿大为感慨，他以前还真小瞧了陆中庸，以为这位爷只是个酸文人，谁知他身手这么利索？枪声一响陆中庸从车座儿上蹿出去，就地十八滚，眨眼工夫已经在七八米开外的马路牙子底下卧好了，文三儿寻思，就冲陆爷这套动作，说他在杂技班子挑过大梁也有人信。
由于行刺事件的发生，庆乐戏园的中日联欢会这天没有开成，警察局长沈万山却侥幸躲过了刺客的*，他正巧临时调换了座车，当枪声响起的时候，沈万山正坐在第二辆“别克”轿车里，而第一辆轿车上的四个保镖连同司机全部毙命，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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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儿汤话”是北京人形容牢骚话、风凉话或不正经的调侃话。例如：你别跟我甩片儿汤话，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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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马路”是旧时人力车夫的行话，意思是拉着空车在马路上来回兜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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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日本军队中的军曹相当于中士军衔。
第八章（）
“同和”车行里最近空出一辆车来，原因是老韩头死了。
一个星期以前，老韩头就开始“打摆子”，一会儿觉得冷，一会儿又喊热，拉车时两腿“拌蒜”，浑身无力。车行里的伙计们都劝他歇几天，可老韩头不干，他觉得没事儿，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扛一扛就过去了，老韩头得不起病，他家老婆孩子五口人全靠他拉车养活，真要是趴下，全家都得喝西北风。
老韩头硬是扛了三天，最后在缸瓦市一头栽倒在街上，坐车的人吓得直叫唤，结果招来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低头看了看老韩头，连忙捂住鼻子跳开两米远，说这人得了传染病。不一会儿就来了几个穿白大褂儿、戴着大口罩的人，他们把老韩头抬起来，忽悠了几下，喊了声一二三，老韩头就像个麻袋一样被扔进一辆铺满石灰的卡车斗里，腾起一股呛人的白烟，就这样，一个大活人就没了。
警察署通知老韩头家属时，说老韩头没到检疫所就咽了气，日本人有规定，凡因传染病死亡的人一律统一火化，家属不得擅自处理。知道内情的人说，日本人经常把没断气的病人和尸体一起烧了，他们那个狗屁检疫所给中国人治病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病人往石灰坑里扔，说是消毒，那石灰是闹着玩的吗？别说是病人，好人也能给折腾死。
这年头儿死的人太多了，谁也不会在乎多死个老韩头，车行里几个平时和老韩头关系不错的车夫还凑了几块钱给他的家属送去，大家议论一阵也就过去了，文三儿甚至连凑份子都没参与，他和老韩头只是一般交情。最愤怒的是孙二爷，他是心疼老韩头拉的那辆车，老韩头被拉走后，那辆车成了无人认领的物品，在西四巡警阁子旁扔了好几天，其间还被用于拉死人，车轮瓦圈隆了，辐条也断了好几根，车座上破了几个窟窿，还留下很多可疑的斑痕。孙二爷是托人送了礼才领回的这辆车，他一想起此事就觉得堵心，他妈的，这老韩头那条贱命哪里顶得上二爷一辆车值钱？这辆车是孙二爷花了五十块大洋从崇文门外上三条的“东福星”车行里买回来的，就是把老韩头一家子都卖了，也值不了一辆车钱。孙二爷觉得自己赔大发了，损失了好几天的车份儿收入不说，连送礼带修车又花了一笔钱，要是老赶上这种事儿，他的车行就别开了。
孙二爷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一个傍晚向车夫们宣布：“都他妈的给我听着，从今天起，每人在收车时要多交两毛钱押金，什么叫押金呢？说白了就是风险抵押。”
车夫们面面相觑，他们的理解力不是很强，实在闹不懂这些文绉绉的书面语言是什么意思，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似乎是和钱有关。文三儿壮着胆子问了一句：“二爷，咱听不明白，您说的‘压筋’是什么。”
孙二爷不耐烦地说：“反正说深了你们也听不懂，打个比方吧，比方说文三儿有一天拉着我的车一个跟头栽到地上死了……”
“哎哟，二爷，您可别方我＇1＇
，我活得好好的……”文三儿抗议道。
“文三儿，你他妈别打岔，二爷我是打比方，比方说文三儿死了，那他当天该交的车份儿我找谁要去，那车要是丢了由谁负责？别说文三儿没有老婆孩子，就是有又怎么样？二爷我总不能把他老婆孩子插上草标卖了吧，这年头儿三条腿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儿的人可有的是，谁买呀？就算是贱卖也顶不了二爷我一辆车。哥儿几个，别怨二爷我心狠，你们要吃饭，二爷我也要吃饭，老韩头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他自己倒是痛快，两眼一闭听蛐蛐儿叫去了，他妈的二爷我招谁惹谁了？闹个赔本儿赚吆喝，照这事儿再来上几次，二爷我就得喝西北风去。我琢磨了几天，总算想明白啦，咱们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每天交车时除了车份儿，你们还得再交我两毛钱，这钱我不要你们的，年底结账时我如数退还，可有一样，谁要跟老韩头似的一头扎地上死了，这钱我也就不退了，这就叫‘风险抵押金’。你们要是同意呢，咱就从今天开始，要是不同意也没关系，我这儿的庙太小，养不下您这大菩萨，您还是另找地儿吧。”
车夫们这次都听明白了，说了半天就是每天的车份儿钱又涨了两毛，孙二爷说年底退还，这话是否靠得住你就琢磨去吧，到时候他不定又想出什么辙来把钱吞了，你又能拿他怎么样？
那来顺有点儿坐不住了，他家里人口多，每天多交两毛钱对他来说非同小可，他站起来说：“二爷，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这年头坐车的人本来就少，有时半天也等不上一个座儿，我家人口多这您是知道的，要是每天再多交两毛钱，我一家老小就得把脖子扎起来……”
孙二爷吸了口水烟，慢悠悠地回答：“那来顺，你一家老小扎脖子不碍我的事儿吧？你那几个孩子又不是我揍出来的，吃不上饭也是你自己没能耐，养不起就别生，别他妈的光顾着炕头上舒坦……”
那来顺急了，他涨红着脸大声回嘴道：“二爷，您这是什么话？我那来顺穷就该死？连生孩子都是罪过，您得讲理是不是？不能上来就骂人哪。”
“哟嗬？大裤衩子，几天没见，你倒是长行市了，怎么着？我骂你了又怎么样？瞧你这穷相儿，你也配养孩子？我要是你，就拿把刀把裤裆里那玩意儿剁下来，省得它净添乱。”
那来顺再也忍不住了，他吼了一声：“姓孙的，你别他妈的欺人太甚，老子和你拼了……”他不管不顾地向孙二爷扑过去。
孙二爷这辈子什么没见过？当年在天津卫为了争地盘儿他还和对手滚过钉板呢，打架玩命更是平常事。他没练过什么功夫，靠的是心毒手狠敢使黑招儿，架打多了倒也练出一些技巧，知道一出手该往对手哪个部位打，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空有一身蛮力的那来顺哪里知道孙二爷的厉害，在他扑过去的一刹那，被孙二爷一脚踢中裆下，他惨叫一声，双手捂住裆部疼得蹲下身去。孙二爷不愧是沙场老将，他一招儿得手便不容对方有半点儿喘息的工夫，又是一个窝心脚踢在那来顺心口上，那来顺被踢得仰面摔倒，疼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车夫们一拥而上，连求带劝地拉开孙二爷。此时孙二爷方显出天津混混儿的本色，旁人越劝他越来劲，他从里屋抄出一把斧子高举过头顶，口口声声要活劈了那来顺，劝架的车夫们生怕出了人命，便死死抱住孙二爷，从他手里抢下斧子。其实连文三儿都看出来了，孙二爷此举完全是虚张声势，以疯撒邪，混混儿可以死缠烂打，可以泼皮耍横，唯独没有杀人的胆儿，要真有这点儿狠劲，他早改行当土匪强盗了，孙二爷无非是想造点儿声势罢了。
看见那来顺死狗一样躺在地上，文三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就凭这个，他每天多交两毛钱都认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不认又怎么样？别看拉洋车这活儿连下九流都算不上，可要是哪家车行富余出一辆车来，抢着来赁车的人能打出活人脑子来，这年头儿，想吃这碗饭的人多了去了。
那天文三儿没等事情结束就走了，没看见那来顺是怎样从地上爬起来的，听说是那来顺向孙二爷说了软话，因为孙二爷执意让他滚蛋。那来顺也是个明白人，赌气谁都会，可如今这年月能有个拉车的活儿就不错了，装好汉可顶不了饱。孙二爷收取押金的目的达到了，又揍人出了气，索性就做出大度的样子，表示不再追究。
徐金戈和杨秋萍以夫妻的名义在“南山堂”西药店过上了日子，两人在公开场合下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尤其是杨秋萍，别提有多贤惠了，在外人面前给足了徐金戈的面子。而徐金戈也摆出一家之主的架子，颐指气使地把杨秋萍支使得团团转，动辄还训斥几句，杨秋萍气得暗自咬牙，但当着外人面却不敢发作，还得装出低眉顺首的样子。
回到家里，杨秋萍的大小姐脾气便暴露无遗，她懒得做家务，屋子里脏乱得像个猪圈，以至于徐金戈都看不下去了，只好自己收拾。杨秋萍也不会做饭，连煮个面条儿都会把锅底烧穿，徐金戈还说不得，说一句她顶一句，惹急了她便甩出一句：“你以为自己是谁，还真拿自己当丈夫？要不是为了抗日，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徐金戈说：“真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婆，你要真是我老婆，我一天揍你三次，不信就管不了你。”
杨秋萍建议：“要不还是请个用人吧，你这个掌柜的也不能太寒酸了。”
徐金戈马上拒绝道：“不行，这里又是枪又是*的，你瞒不过用人的眼睛，走漏了风声你我谁也跑不了。”
杨秋萍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两人自从结成假夫妻以来，时刻都生活在高度警惕之中，连睡觉时都把上了膛的手枪放在枕头下。生活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中，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稍有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杨秋萍说过，一旦身份暴露，她绝不会让鬼子活捉，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留一颗子弹。日本宪兵队的审讯室是个比地狱还要恐怖的地方，她对此早有耳闻，万一被捕她担心自己挺不下来。
而徐金戈是个职业特工，他对各种恶劣环境早已习以为常，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不大在乎生命——别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干成大事。依照徐金戈的想法，最好是组织一两次行动，把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及其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喜多诚一的项上人头摘下来，只杀几个汉奸没多大意思。
最使徐金戈感到憋屈的是眼前的日子。他是个以四海为家的男人，不喜欢家庭生活，尤其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