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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中庸现在可是今非昔比，他成了《新民日报》的总编辑。陆中庸不在乎戴上个汉奸帽子被人戳脊梁骨，反正他是个小人物，流芳千古也好，遗臭万年也罢，他都无所谓，犯不上去琢磨。
陆中庸没有当亡国奴的感觉，他认为国家和民族从来就是个虚幻的概念，作为一个小人物，国家也从来没给过他任何好处，既然没给过好处，那他凭什么要给国家卖命呢？北平这地界儿，谁爱来谁来，谁有能耐谁就是爷，不管是蒋委员长还是日本人，都他妈的差不多。都说蒋委员长抗日最坚决，那也是应该的，因为蒋委员长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成天吃香的喝辣的，可日本人不让他过好日子，想把他的好日子夺走，那老蒋能干吗？他当然要和日本人拼命，由此说来，事情就很清楚了，打仗是老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事，关他陆中庸屁事？
其实，《新民日报》总编辑的工作很简单，主要还是写些社论、评论什么的，比如日本军队为什么要来到中国？这个问题老百姓们可能不大理解。这不奇怪，愚民都是这样，大多数都是稀里糊涂一脑袋糨子。这就需要告诉他们，他们生活的这块地方叫作亚洲，咱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块地方，而那些白皮肤高鼻子、一脑袋黄毛的西洋人总想到这里来找便宜。所以亚洲人应该团结起来，揍那些不要脸的西洋人，把他们赶走，日本军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到中国的。做这样的宣传工作对于小报记者出身的陆中庸来说，可谓轻车熟路，顺手就干了。
犬养平斋本不认识孙二爷，是陆中庸引见的，像这种“乐战九秋”的活动，犬养平斋已经参与过多次，他不大在乎输赢，对他来说，斗蛐蛐儿不过是他了解北平民俗的一个手段而已。
陆中庸为有这样一个日本朋友感到很有面子，他认为日本人很懂得礼貌，不说别的，每次他和犬养平斋见面，人家都是规规矩矩地鞠躬问候，哪像中国人，一点儿也不懂礼数。如今的北平，日本人是真正的爷，可人家日本朋友一点儿架子也没有，他和犬养平斋吃过几次饭，每次都是人家结账，陆中庸不是没争过，有一次为了抢着付账还差点儿和犬养平斋急了，可到底也没争过他，这也就是日本人，换了中国人哪有这么仗义？
陆中庸和李二虎寒暄了几句，又将犬养平斋介绍给东四“永盛”杠房的吴掌柜、“拉房纤儿”＇4＇
的胡六儿，这两位也是蛐蛐儿迷，在北平也算是个玩家。
孙二爷是急性子，又是个粗人，本不善寒暄，他认为这些老北京的礼节纯属扯淡，二爷我今天又不是办堂会，闲扯什么？既然大家是来斗蛐蛐儿的，那就少废话，来了就斗，输了就掏钱，哪儿那么多说的？
孙二爷不耐烦地清了清嗓子，大声说：“我说各位爷，大家扯够了没有？要是没扯够我先回屋睡会儿，等你们扯够了再叫醒我，我记得咱今天好像不是来扯淡的吧？”
吴掌柜说：“您瞧瞧，孙老板都等不及了，人家装银子的口袋都备齐了，只等着赢钱哪，不扯啦，不扯啦，咱们开始吧。”
李二虎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句：“孙二爷最近可是脾气见长啊，您消消火儿，别吓着我，咱可胆儿小。”
孙二爷盯着李二虎不说话，李二虎也斜视着孙二爷，两人的目光中都带着毫不掩饰的不屑和敌视……
位于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原是明、清时的社稷坛，是明清皇帝祭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十九年。因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曾停放在园内拜殿中，所以1928年被国民政府命名为中山公园。
方景林和罗梦云的接头地点选在社稷坛，罗梦云已经先行赶到，她见到方景林嫣然一笑，很自然地挽住他胳膊，两人就像一对恋人一样朝拜殿方向走去。方景林的呼吸有些急促，罗梦云温软的身子紧紧地贴着他，使他感到很陶醉，他长这么大还没有和年轻女性有过任何肢体接触，他盼望这种亲密接触的时间能尽量延长一些。
罗梦云依偎着方景林像说情话一般轻声道：“景林，军统方面对王克敏进行了一次刺杀行动，他们干得不太漂亮，只打死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和几个卫士，王克敏倒是死里逃生躲过了袭击。但据我们内线情报，王克敏被这次刺杀行动吓破了胆，他现在深居简出，连伪政府的公务也不过问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人尽管还活着，但对日本人的价值已经不大，军统方面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了。”
“徐金戈为这件事找过我，你那个同学杨秋萍参与刺杀行动被捕，徐金戈托我打听一下她的关押地点，看样子军统方面有营救杨秋萍的打算。”方景林回答。
“有这个可能吗？”
“可能性微乎其微，杨秋萍是在受伤昏迷后被俘，日本人为了取得口供把她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杨秋萍因失血过多已经快不行了，被大量输血后才抢救过来。现在日本宪兵对杨秋萍的病房设置了严密警戒，没有人可以接近，武装突袭不可能成功。”
罗梦云黯然神伤：“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们恐怕无能为力，军统方面也没有营救的能力。杨秋萍的情况还是王庆生告诉我的，他是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和我私交不错。据王庆生说，杨秋萍的伤势一旦稳定下来就会被送进审讯室，日本宪兵队的刑讯手段简直令人发指。”
罗梦云忧虑地自语：“真无法想象，秋萍会受到怎样的折磨。”
方景林的眼睛似乎*地巡视着四周：“有件事请代我向上级请示一下，看徐金戈的意思，是想在协和医院搞武装劫持，把杨秋萍营救出来，但我已经从王庆生处得知，这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军统的人一旦行动就会中了圈套，我是否可以把这个情报透露给徐金戈？”
罗梦云考虑了一下，点点头：“我看可以，现在不是强调统一战线吗？无论是何党派，只要真心抗日都是我们的友军，我会向上级汇报的。景林，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你要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等等，梦云，我们再散散步好吗？我……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方景林鼓足勇气请求道。
罗梦云微笑着为方景林整整衣领，柔声说：“景林，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我们每天都面临着流血和死亡，个人的事……以后再谈，好吗？”
方景林固执地说：“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难道革命者就不需要爱情？马克思还有个燕妮呢，列宁也不是清教徒，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相爱？除非你看不上我，那我以后绝不再提这件事，我们继续保持同志的关系。”
“景林，你可真是……真是个小布尔乔亚，哪像个警察？”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警察，你当我喜欢干警察？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必须服从。再说了，你说我是小布尔乔亚，我承认，可你呢，我看和我是同路人，上次接头时我注意到你手里还拿着一本《普希金诗集》，我无意中翻了翻，发现你把书签夹在《巴赫奇萨赖的泪泉》这一页，当时我就想，能喜欢这首抒情叙事诗的姑娘一定是个感情细腻、具有浪漫情怀的女人，我这个小布尔乔亚当然要寻找同类了。”方景林凝视着罗梦云的眼睛说。
本来要走的罗梦云突然改变了主意，她建议道：“我们找个地方坐一坐？”
“那我当然求之不得。”
两人走到筒子河边坐在长椅上，罗梦云望着河对岸紫禁城灰色的城墙和略显残破的角楼若有所思。
方景林轻声朗诵普希金的诗句：“爱情的喷泉，永生的喷泉！我为你送来两朵玫瑰。我爱你连绵不断的絮语，还有富于诗意的眼泪……”
罗梦云扭过头看看他问道：“你也喜欢文学？”
“当然了，上中学的时候看了不少杂书，功课都耽误了，那时抓到什么就读什么，小说、话本、唐宋诗词、‘五四’以后的新体诗，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泰戈尔的诗集，我和同学们都是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少年，满脑子全是‘科学与民主’，那时我曾立志将来做一个诗人，可万万没想到……当了一个警察。”方景林深深叹息着。
罗梦云安慰道：“这是暂时的，等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天，你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你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就像普希金那样。景林，你可真令我刮目相看，一说到《巴赫奇萨赖的泪泉》就能背出里面的诗句，你也喜欢这首叙事诗吗？我刚看了个开头，连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还没搞清楚呢，你知道，我最近实在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看书。”
“巴赫奇萨赖是俄国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古城，16世纪初，克里米亚汗国定都巴赫奇萨赖，并在此建造了可汗宫。巴赫奇萨赖汗宫的灵魂当属泪泉，它位于汗宫喷泉庭院的一角，由一块长方形大理石雕刻而成。大理石的正面雕刻成拱门的轮廓，泉眼就处在拱门上方的中心位置。下面则是几个盛接泉水的石头托盘。据说泪泉是由当时的可汗克雷姆—吉列伊汗为纪念早逝的爱人季莉娅拉建造的。吉列伊汗对设计师说：‘谁也没看过我流泪，但我的心每天都在滴血。人有心灵，石头也有灵魂，让石头像心灵一样哭泣吧。石头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于是，一座日夜‘流泪’的喷泉便诞生了。1820年，被沙俄政府流放到南方的普希金来到了克里米亚巴赫奇萨赖汗宫，从他的情人索菲娅·波托茨卡娅那里听说了关于泪泉的故事，便创作出这首抒情叙事诗，后来这首诗被广为流传，普希金去世后，为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巴赫奇萨赖汗宫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在盛接泉水的托盘上放上两朵玫瑰，一朵红色的，一朵黄色的。”方景林闭上眼睛，沉浸在遐想中。
罗梦云无限神往地自语：“真美，我真该早点儿读它，‘人有心灵，石头也有灵魂。让石头像心灵一样哭泣吧。石头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这话真令人伤感……那两朵玫瑰也充满了诗意，红色代表热烈，黄色象征着爱情。景林，你说得对，我也有些小布尔乔*调，我们身上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看来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们还有一定距离。”
“革命者是由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组成，我们有些出身工农的同志总以没文化自喜，甚至由此产生一种优越感。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是个地道的工人阶级，他当过火车司机，伯恩斯坦说：‘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他们既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普遍地赤贫化，也不是像他们的臣仆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受偏见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德行和罪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梦云，刚才我是坐文三儿车来的，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我父亲经常用他的车，这个人应该算是真正的无产者了，我还和他聊过天呢。”
“我刚才还动员这位无产者去抗日前线，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一个草民让谁管着都一样，反正得挣钱吃饭，谁愿意抗日就去抗，他只管拉车。文三儿脑子里既没有国家与民族的概念，也没有人的尊严，只是浑浑噩噩地为活着而活着。看来伯恩斯坦说的有几分道理，我也不大相信无产阶级能够‘不受偏见和弱点的束缚’，他们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绝对不能人为地夸大他们。”方景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滔滔不绝地说话。
罗梦云若有所思地沉吟道：“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但是党内大部分同志恐怕不会认同这种看法，至于我本人，还要仔细想想，你知道，我对理论问题向来有些迟钝，像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名词和人物常常弄不清，其实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它，到头来却进展不大，可你刚才提到《巴赫奇萨赖的泪泉》，提到那放在泪泉上的两朵玫瑰，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永远也忘不了。景林，尽管我在努力克服小布尔乔亚思想，但我恐怕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方景林反驳道：“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什么样子，谁能说得清？我就不相信没有文化，没有教养，器量狭窄，举止粗俗的人能成为革命者的楷模，如果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