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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原议洋货入内地，应征厘金，另议归并抽收。并请总署具照会，声明洋货入内地，应否免厘，与各国会商订办。总署拒之。巴兰德遂出京。时光绪三年（1877）五月也。旋由李鸿章与商，告以如议免厘，必于正子两税外，再加若干。巴兰德乃复入京，往复商榷，订为此条，实为加税免厘之议所自始。又议土货改造别货，经总署咨商李鸿章驳覆，实亦《马关条约》之张本云。
荷兰定约，事在同治二年（1863）。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闻，约凡十六款，多与他国同（第一款，订设使领；第二款，准在已开口岸贸易；第三款，内地游历通商；第四款，传教；第六款，领事裁判；第十款，纳税以税则为准，不得与他国不均；第十五款，最惠。另款声明，各国税则，届重修年份，荷国亦一体办理，不另立年限）。
丹麦（即囗国）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喇弗）于同治二年（1863）来求通商，径入京。署三口通商大臣董均函知总署，饬城门拦阻。英使威妥玛称系其宾客，请勿拦阻。又援法为德、葡代请之例，为之代请立约。朝命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递照会，乃派侍郎恒祺，令同崇厚办理。总署奏称事与法使哥士耆认大西洋（葡萄牙）使为朋友，由哥士耆出面商议相同，应仿葡萄牙成案办理，条约亦照葡萄牙商办。而丹使所拟，系以英约为蓝本，恒祺驳之，令与葡萄牙一律。威妥玛又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拉斯勒福又托己代办，条约应仿英。旋定约五十五款（第二、三、四款，规定彼此各得遣使，丹使有要务，准赴京会议，与泰西各使臣同一优待；第九款规定设领；第八款规定传教；第十款规定游历通商；第十一、十二款规定各国通商口岸，均可通市居住；第十五、十六款规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三款规定输税照税则为准，内地税或过卡完纳，或在海关一次完纳，各听其便，如一次完纳，准照续定税则完百分之二十五；第五十四为最惠国条款；第五十一款规定公文等不得称彼国为夷云）。
西班牙（日斯巴尼亚）于咸丰八年（1858）桂良赴沪议税则时，与葡萄牙先后求通商，桂良坚拒之。同治三年（1864）西班牙使玛斯援丹麦、荷兰例，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命候补京堂薛焕会同崇厚办理，英新旧使威妥玛、卜鲁斯先后来津见崇厚，称奉本国之命，相助为理。总署亦接英、法、俄、美四使函称相同。玛斯遂托病，由驻京各使向总署代请入京立约，又欲援丹麦、葡萄牙之例。中国以两使仍赴天津填写定约日期，且其托英、法及到京在未奉谕旨之前，今在既奉谕旨之后，万难允准，驳之。玛斯乃允在津商议。其所开送条款，请增开漳州，该国人犯，欲寄中国监狱，使臣驻京，须载明长住或久住字样，且欲立约后即行驻京。各使纷向总署，代为说项，威妥玛尤力。属照美约第六款订立，嗣后再有别国钦差驻京，方准一体照办。彼仍持久驻之议，又求订期限为三年，以便与布使同时进京，又再三辩论，乃肯删去云。西班牙约凡五十二款，又专条一款，其第二款云：“大日斯巴尼亚国（西班牙）大君主欲派秉权大臣一员至中国京师，亦无不可。”而专条规定议约后本应进京居住，惟因为翻译官缺少，议定画押后三年，方派使来京，限内仍准每年一次抵京。前此苦禁外使，不许入京之举，几几不能维持矣。第四款定设领，有云：“所派之员，必须日斯巴尼亚国真正职官，不得派商人做领事官，一面又兼贸易。若系小口，贸易不多，可暂令别国真正领事官料理，仍不得托商人代办。”此则咸丰八年（1858），桂良在沪，照会英、法、美使，即以是为言（原照会云：“各国领事皆系商人，本是无权管束，且己亦走私作弊，岂惟不能服众，反使众商效尤。本大臣等商议，如各国欲设领事，必须特放一员，方准管事，不得以商人充领事，致有名无实。”）。而至此始见诸条约者也。第十款订明准华民至日属各处承工。第四十七款订明：“中国商船，不论多寡，均准前往小吕宋地方贸易，必按最好之国，一律相待。日斯巴尼亚国嗣后有何优待别国商人之处，应照最优之国，以待中国商人，用昭平允。”亦为前此条约所无。此外各条，均与各国略同（第五条规定通商，第六条规定传教，第二十一、二十四条规定纳税，第十二、十三、十四条规定领事裁判权，第五十条为最惠条款）。
比利时商船，初尝至粤，后久绝。道光季年，法人为请通商，未得许。同治二年（1863），其使包礼士至上海，薛焕奏言，德已不遵理谕，径赴天津，若再严拒，必至效尤，当令在沪核议，许之。焕与议定，而未互换。四年（1865），比使金贝至天津，谒崇厚，以前约未将通商章程叙明，请再议。命侍郎董恂赴津，定约四十七款。规定使臣有要务得入京（第二款）；税则照所附章程（与他国同）办理（第三十款）。余亦与他国略同（第七款规定设领。第十、十一款规定游历通商及通商口岸。第十五款规定传教。第十六、十九、二十款规定领事裁判权）。
意大利于同治五年（1866）遣使阿尔明雍来京，由法翻译官李梅代请议约，并经阿尔明雍照会三口大臣崇厚，由崇厚奏闻。派谭廷襄会同崇厚办理。定约五十五款。使臣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订明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款）。领事不得用商人，别以照会申明。第二十一款云：“将来中国遇有与别国用兵，除敌国布告堵口，不能前进外，中国不为禁阻意国贸易，及与用兵之国交易，凡意国船从中国口驶往敌国口，所有出口进口各样货物，并无妨碍，如常贸易无异。”为他约所无。第五十四条为最惠国条款，有云：“各国如有与大清国有利益之事，与意国民人无碍，意国亦出力行办，以昭睦谊。”亦略有相互之意云。余与他国略同（第二款定遣使，第七款定设领，第八款定传教，第九款定内地游历通商，第十一款定通商口岸，第十五、十六、十七款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四款定税则，照通商章程办理。所附通商章程，亦与他国同。第二十六款，定条约未满期，列国议改税则，则意国亦更改云）。
奥斯马加（奥匈帝国的旧译）于同治八年（1869），遣使毕慈来京，由英使阿礼士代请，毕慈亦照会崇厚。派户部尚书董均会同崇厚办理，定约四十五款。此约所异者，无传教之条。又奥斯马加商人运货赴各处贸易，单照等件，照各国章程，由各关监督发给，其不携货物，专为游历者，执照由领事馆发给，地方官盖印（第十一款）。第四十三款为最惠国条款，有云：“中国商民如赴奥国贸易应与奥国最优待之国商民一律。”实各约中最具互惠之意者也（第二款定遣使，或住京，或随时往来，各听其便。第六款定设领，不得用商人兼充一节，亦别以照会申明。第八款定通商口岸。第九款定税则，照所附章程办理，附章亦与各国同；又定未至修约年限，而税则有增减，各国一律通行，奥亦遵守。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款定领事裁判权）。
第12章 讲义（11）（）
自咸丰戊午、庚申之后，各国来求通商，中国已不复能拒，其中略有顿挫者，惟秘鲁与葡萄牙。秘鲁以华工事，葡以澳门界务也。欧美之招华人出洋也，商舶皆在澳门，因就设招工公所。其初趋之者若鹜，后闻往者被虐，多死亡，乃稍稍瞻顾。外人则重其募，『奸』民因以为利，谋诱价买，无所不至，而所谓“贩猪仔”之事起焉。同治五年（1866），总署与英、法使议定招工出洋章程二十二条，订明澳门不得招工。八年（1869），申明前章，照会各使，英、法二使均复称，此项章程在彼未曾允认，然十一年（1872）英领事在粤设招工公所，粤省大吏执五年（1866）章程为难，彼乃闭歇，盖公理主权所在，终有所不能违也。华工出洋者，实以往秘鲁、古巴、旧金山三处为多。同治八年、十年（1869、1871），驻京美使两次代递秘鲁华工公禀，陈诉被虐情状。十二年（1873），秘使葛尔西耶来，请立约，未至，美公使先为代请。总署照会各使，言必秘鲁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并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及葛尔西耶至津，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之交涉。葛尔西耶言实无虐待情事，并言华工在彼，亦有身家，断难送回。议不谐，遂停顿。十三年（1874）三月，葛尔西耶复来。派李鸿章为全权，谕令将虐待华工之事，先行辩论明晰，订立专条，再议通商条约。五月，先立专条，订明中国派员查察在秘华民情形，秘国以全力相助。华工合同已满，愿归国者，如合同订明雇主应资送回国，秘国当严催雇主照办，如未订明者，由秘国送回。合同年限未满而被虐者，由查办华员开单照会秘国，雇主不承，由地方官讯断，不服上告者，秘国应派大员复查。旋立条约十九款。初议约时，葛尔西耶拟送五十一款，李鸿章不受，别拟二十款。中一款云：“此次先行商订往来通商条款，俟中国委员查办事竣回国后，如照所议办理妥洽，始可会议永修和约，倘或未尽照办，并此次所订条款，亦作罢论。”葛坚持不可。又拟删利益均沾一款，葛亦未允行。此约删传教之条，遣使（第二条）、派领（第四条）、游历（第五条）、通商（第八、九两条）、兵船停泊修理（第十条）、商船遭险救护（第十一条）均彼此并列，与他约之专指一面者不同（设领一条，秘国申明不得用商人）。虽领事裁判之权，仍为彼所独有（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条），而华民在秘呈控，得与秘国商民及待各国商民之例一律，亦径订立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云：“今后中国如有恩施利益之处，举凡通商事务，别国一经获其美善，秘国官民亦无不一体均沾实惠。中国官民在秘国亦应与秘国最为优待之国官民一律。”虽语意微有轻重，亦非他约专言一面者比矣。华工之事，第六款云：“除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得在澳门及各口岸诱骗华人，违者，其人各照本国例从严惩治。载运之船，一并按例罚办。”第七款云：“秘国各府，凡有华民居住，即在该衙门外，设一汉文翻译官。以便通晓华民语言，随时保护。”约既立，鸿章派容闳赴秘鲁，华工20余万，情状具如公禀所言。光绪元年（1875），秘使爱勒谟尔来津，由苏抚丁日昌在上海与之换约。日昌诘责爱勒谟尔，爱勒谟尔乃别具照会，申明钦差大臣前往商办，定必实力会商，以期尽除一切弊端云。
先是同治十三年（1874），中国曾派陈兰彬为委员，查访华人在外洋承工情形。拟分致各国使臣，请其公断。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总署又奏派兰彬使美、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三国交涉，时秘国条约已由李鸿章议立，日斯巴尼亚国则由总署拟订保护华工条款，与各使会晤数次，各次亦拟具条款，参酌合一。适英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戕，英使威妥玛声明此案不结，与日斯巴尼亚商办各议论，概不相预。旋即出京，事遂中止。至光绪三年（1877）十月，乃由总署与日斯巴尼亚议定华工条款十六款，订明彼此往来，皆出自愿，不许在中国各口或他处，用勉强之法，施诡谲之计，诱华民前往，违者严办。中国人已在古巴（时为西班牙殖民地）及嗣后前往者，均照最优待之国相待（第三款）。华民自愿前往者，先赴关道报名，请领执照，送日斯巴尼亚领事画押盖印。船到古巴后，送中华领事查验。通商各口载客出洋之船，由关道领事委员查察（第五款）。中国派领事驻扎古巴夏湾拿。此外日斯巴尼亚许各国驻领事处，中国亦均可派领（第六款）。在古巴之华工，如有读书做官者，及此项人之亲属，又年老体衰，孤寡『妇』女，均由日斯巴尼亚出资送回（第十一款）。雇工合同订明雇主资送回国者，督令照行，无此语而无力回国者，由地方官与中国领事设法送回（第十二款）。华民在岛准随便往来立业（第七款）。惟古巴地方官察某处聚人过多，恐滋事端，得一面禁止中国人前往，一面照会领事（第十二款）。古巴华工交涉，大略如此。
英、法、俄、美四国，同与咸丰戊午、庚申之役。事后交涉，当以美为最和平，以远隔重洋，利害关涉者希也。惟招用华工之事，亦颇滋纠纷耳。同治六年（1867），总署奏派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候选知府孙家谷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以美人蒲安臣同领使事，英人柏卓安、法人德善充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