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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57〉，胜保督安徽军务后，仍命袁甲三管苏、鲁、豫三省事。均无功）。太平天国七年（清咸丰七年，1857），命胜保总督安徽军务。张乐行走依李兆受。兆受伪降，苗沛霖亦阳受抚。然其盘踞恣肆如故。胜保所带马队，且有降于捻党的。捻党行动益敏捷。天国九年（1859），出击山东。还道河南，攻周家口。十年（1860），陷清江。清漕督等皆遁走。是年，英、法和议成。清命僧格林沁移兵而南。初战亦不利，后乃从鲁南入苏北，进至亳州。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苗沛霖合太平军攻颍州，为湘军所败。陈玉成走依沛霖，沛霖将其执送清军，被杀。安徽局势稍定。而陈得才合捻众入陕西，攻商、华。胜保及多隆阿奔命。胜保旋遭逮治。降捻宋景诗，因之叛于郃阳，声称为胜保诉冤，自山西入直隶。附从者甚多。清调刘长佑督直。到明年，才把他打平。是年，僧格林沁亦陷雉河集，杀张乐行。又杀苗沛霖。乐行从子宗禹入鄂豫。又明年，陈得才回援天京。至英、霍间，闻天京已陷，『自杀』。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柱本名化邦，亳州人，最勇猛善战。据《太平天国战纪》：僧格林沁伏诛后，宗禹等共矫天国幼主诏，封宗禹为沃王，柱为鲁王），均与宗禹合。于是捻党得天国之名将以指挥之，而其用兵的方略一变。
遵鲁二王和张宗禹既合，再道湖北入河南。天京陷之明年（清同治四年，1865）入山东。时清倚僧格林沁为主力，而僧无将略，专恃蒙古马队，和捻党相驰逐。步不及马，驽马不及良马，其队伍遂参差不齐。军行不赍粮秣，专责成州县供应，州县因兵荒不能具，则剽掠于民间，因行『淫』杀。人民控诉的，僧格林沁概置不理。人民恨之切骨。捻党知其如此，专引之东奔西走，以疲敝其兵力，而僧格林沁不悟。是年，两军相遇于曹州。宗禹弟小黑，年19，与任柱猛攻之。僧军发炮，弹如雨下。小黑及任柱不顾，令马队脱衔猛冲。僧兵大败，僧格林沁伏诛。捻党之诛僧格林沁，事见罗惇曧《太平天国战纪》。此书系将韦昌辉嫡子以成所著《天国志》删润而成。于天国亡后所记事极疏略。盖由无记注，专恃传闻记忆而然。然僧格林沁的伏诛，系两军争斗中的一大事，所记捻党一方面的军情，该不会有误。况且《战纪》说僧格林沁系堕马为『乱』兵所杀，宗禹兄弟至，又刃碎其尸；而清薛福成所撰僧格林沁《死事略》，亦说其死在麦塍之中，身受数伤。二说符合，可见《战纪》之不诬。僧格林沁是科尔沁郡王，因攻捻晋爵为亲王的。科尔沁是蒙古诸部中最早投降清朝的，清人与之世通婚姻。清朝的宗旨是要封锁东三省及蒙古地方，合满蒙二族之力，以制汉族的。僧格林沁一军，尤为当时清朝所倚恃的劲旅。任柱、张小黑，功虽不成，然能歼此渠魁，亦足以寒猾夏者之胆了。
僧格林沁死后，清朝命曾国藩督直隶、河南、山东军务。曾国藩说：捻党已成流寇，与之驰逐非计。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乃以徐州、临淮关、济宁、周家口为四锁。自沙河、贾鲁河，北抵汴梁，南接运河，筑成长墙一道（自周家口下至正阳关守沙河，上至朱仙镇守贾鲁河。朱仙镇经开封抵黄河，掘濠而守），实行其所谓“圈制”之法，而捻党的厄运乃渐至。捻党将其汴梁一段防线突破，进攻运墙，不克，乃分为二：任柱、赖文光东行，张宗禹西上。天国亡后二年（清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继其任，左宗棠督办陕西军务。明年，东捻突破运防。清军反守运河西岸。旋又扼之胶莱河及潍河之东。其潍河一段，仍为捻党所突破。然卒不能越运河而西，乃自鲁南入苏北。清军云集，任柱死于赣榆，赖文光在扬州被执，东捻亡。西捻入陕西后，渡渭而北，入延、绥，自宜川渡河。下河东，入豫北。天国亡后四年（清同治七年，1868）入直隶。左宗棠随之而东，李鸿章亦北上会攻，令直隶人民筑寨自保，实行坚壁清野之法。又沿黄、运二河，自天津至茬平，筑长墙以蹙之。西捻乃被困于黄河、徒骇河之间而灭。案《太平天国战纪》说：僧格林沁死后，捻党议仍入汉中。左宗棠扼河筑长墙拒之，乃仍入汴。文光等聚谋，言“敌军甚众，江南我兵绝迹，不如渡黄河，直捣燕京，成则取其国都，不成死耳”。乃履冰而过，清兵逐之，一战大败。任柱、小黑皆死，宗禹不知所终。此其记事自极疏略，然赖文光等当日有直捣燕京之志，事当不诬。不过有志未遂耳。赖文光逃扬州被获，《战纪》并不讳饰，则其谓张宗禹不知所终，事或得实，而清朝一方面的记载，谓其赴水而死，恐实不足信了。
综观捻党，自太平天国灭亡以前，和天国灭亡以后，其用兵的方略绝不相同，即可知其纵横驰骤于直、鲁、山、陕、豫、鄂、苏、皖八省，使清朝的君臣为之旰食者数年，实由天国的名将指挥驾驭而然。当天京沦陷，幼主殉国之后，而天国的余威犹如此，可见天国初起时，不能悉众北上，及其后天王不从李秀成之言，出征赣鄂的可惜了。清朝攻击捻党时，其残暴仍与其攻天国时无异。曾国藩奏疏说：“官兵『骚』扰异常，几有贼过如篦，兵过如洗之惨。民圩仇视官兵，于贼匪反有恕辞。”西捻再入直隶时，左宗棠写给他儿子的信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和山东、河南接壤各处，民团专与兵勇为仇，见则必杀，杀则必毒。”清人所自言如此，倘使其敌国方面，有人执笔记载，未知又当如何？太平天国和捻党，不免有残暴的行为，我们诚不能为讳，然至少并不甚于清兵，则是事实。而从前论史的人，都把这一个时期的破坏，专归罪于天国及捻党方面，真可谓清朝的忠臣了。
第40章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1）（）
第一章总论
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上溯约100年，为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口通商之明岁。此百年中，为中国历史变动极剧烈之时代。
推原其故，盖因西欧各国于此时期内兴起，其影响及于全世界。物之静者，非加之外力则不动，社会亦然。而能影响他社会，使之大起变动者，又惟文明之国为然。中国前此，与欧西各国关系较疏，而与葱岭以西承受希腊文化之诸国及印度、大食，关系实密。但其关系止于精神的及零碎之技术的，无甚深之物质基础，故社会不受大影响，不能起大变动。在此情势之下，其交通自亦时断时续。至近世，则西洋人因得罗盘针故，而能为远洋航行。遂能越好望角而来，绕西半球而至。加以科学发达，引起产业革命及交通状况之改变，而世界之联结，遂不可复断。于斯时也，因（一）彼辈距封建之时代近，习于列国纷争，有尚武好斗之『性』质。（二）又欧洲自古注重商业，习于航海，故其人富有冒险远游之『性』质。（三）自产业革命以后，既有种种利器，加以组织精严，而经济又迫其向外寻求市场及原料产地，浸假而输出资本，遂发展为帝国主义，成为侵略者。而我国则犹是闭关独立之旧，人民不好与闻外事，亦无力关心政治。加以『政府』腐败，近代之文明，亦非旦夕所能输入，种种近代之利器，遂多欠缺。富力亦相去悬殊，遂至成为支离破碎之局。
然体段大者，其变化难，而其成就亦大。我国有高度之文化。民族人民之众多，甲于世界。幅员大而地形复杂，其位置则西北负陆，东南面海。交通之发达，必自远洋进入大陆之中心。亚洲之中部，实为世界上最闭塞之地。而我国今日西南西北之开发，适当其冲。热带及副热带无限物资之利用，我国所踞之形势，亦甚利便。前途之大有希望，实无疑义。然欲达此希望，则又必先完成目前之一大事，凡我国民，不可不勉。
第二章中西交涉之初期
旧世界文明联络之通路：（一）自中国缘海，出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经波斯湾、红海，以入地中海。（二）自中国越葱岭，经西亚以至欧洲。若夫浩渺之大洋，则在前此罕能通航。其自蒙古、新疆经里海、黑海以入欧洲，则为野蛮民族侵略之路。自西伯利亚入欧俄，则寂寞荒凉，经由之者更鲜，而其影响亦愈微矣。乃至近世而形势一变。此宋仁、英、神三代间（11世纪后半期），塞尔柱突厥兴，欧亚两洲间之航路，为其所中断（自欧入亚之道路，本有三条：一、自叙利亚经阿付腊底斯河。二、自黑海至亚美尼亚上陆，出底格利斯河，皆入波斯湾。三、自亚力山大里亚溯尼罗河，绝沙漠出红海。一、二皆为突厥所断。三则绝漠不便，故须别觅新航路）。于是欧人不得不别觅新航路以通东方。适会是时，罗盘针输入西方，欧人遂能为远洋之航行（此事亦在十字军时。十字军起于公元1097至1270年，当北宋哲宗绍圣四年至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也。前此西人实亦仅能为缘岸之航行，地中海航业特盛，北海、大西洋能涉之者颇鲜），而海道之形势一变。俄人渐次兴起，转能侵略亚洲，而自古无足轻重之西伯利亚，遂成为亚洲东北的一大威胁，从此陆路之形势亦一变。
欧人自海道东来，初占势力者为西、葡。葡人以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越好望角，孝宗弘治二年（1489）至印度，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广东，穆宗隆庆元年（1567）得澳门为根据地。是为欧人来中国通商，得有陆上根据地之始。西人以弘治六年（1493）至美洲。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而麦哲伦始作环球航行。西人之至中国者，为葡人所阻碍。其所经营之马尼拉，则颇为繁华，中国人之前往者颇多，盖西人之经营南洋也，以政治之力，中国人则以民间之力。南洋在政治上为西人所占，虽在是时，而中国人向南洋之拓殖，亦即在是时也。西、葡之势力，其后渐为英、荷所夺，然英人之至中国者，仍为葡人所阻碍，惟在印度，则逐渐得势。鸦片之输入，遂代天方（泛指阿拉伯）而转盛，伏下中英冲突之机。荷人以初据台湾，后为郑成功所夺，清人尝约其夹攻郑氏，许其每八年一至广东，然其贸易，亦无甚足观。惟在南洋，亦次第得势，而爪哇一岛，尤为繁盛扼要而已。
欧人之自海路来此，其与中国之旧关系，为通商、传教两问题。以通商问题言，则（一）历代对外收税之官吏，夙极黑暗（设市舶司时较清明，及归地方管理时，黑暗乃甚，此亦见中央集权之效），而商人之欺诈剥削亦甚，此时犹一仍其旧。（二）近代西人东来，又多冒险之野心家及水手，行为皆极恶劣，足以引起华人之畏恶。（三）中国人虽发明火『药』，而近代之枪炮，则西人实创为之，其制较中国为精，其船舶亦较中国高大而坚固以欧人是时航行远洋，而中国止为缘岸之航行故也，更是遭中国人之疑忌。（四）于是在政治上在民情上与贸易无关系之人，皆不欲与欧人贸易，至少欲加以限制，而与贸易有关系之官吏商人及其他人等，则因顾其私利而不肯，然又畏政治上及舆论上之监督，不得不设为相当的限制。于是（1）贸易为公行所专。（2）而官吏即委以监督保护外人之责，使不与人民发生冲突。以是时之官吏，固不通外情，不能自负此责也。于是1商人得有剥削外人之机会。2而管理外人之苛例繁兴，西人不知中国情形，乃欲诉诸中央『政府』，殊不知是时之中央『政府』，其欲限制外人，乃较地方官吏更甚。此所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人舍粤趋浙，而浙海关旋遭封闭。其后，五十七年（1792）及嘉庆十五年（1810）两次遣使赴京，要求改良通商章程，而卒无效也。至于传教问题，其足引起中国人之畏恶，殆较通商为尤甚。以通商仅在一隅，传教则遍及全国也。近世基督教之东来，乃由其所谓耶稣会者为先锋，此会颇能提高基督教之教育程度，故科学亦随之输入。惟（一）宗教本有排外之『性』质。（二）中国人对宗教之『迷』信不深，『政府』亦向不重视宗教，对于西人传教之热心，及其教会之出巨款补助，不能了解，遂生疑忌。其科学之输入，虽为一部分人所欢迎，而大多数人，则因此而疑忌更甚（读杨光先《不得已书》可见。此书见解，在今日读之，似觉其僻，然在当日，实大多数人之见解，此书特其代表耳。清圣祖颇为科学，任用西教士极多，然亦言西洋各国，中国千百年后，必受其害，实亦是此等见解也）。故教禁屡施屡解，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仍遭受禁止（近代基督教之入中国，始于利玛窦至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