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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回答，很久没有说话。他感觉，其中还有他不知道的情况。
这时，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已经惊动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集中到大客厅里，讨论下一步如何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章汉夫、乔冠华向周总理建议，立刻请张闻天副部长主持拟定外交部的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此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介石特务逮捕法办。
周总理点头表示同意。他在电话里要求张越再问艾惕思，在他四月十日得到张越通知后，香港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周总理还特别交代，在外交部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四月十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以及艾惕思关于香港所采取措施的答复。最后在照会中，要求香港当局着重查究机场人员。
四百五十八、 外交战（）
从这一天起，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的外交战，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舆论也为之起伏。
四月十二日下午，新华社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声明如下：
“参加亚洲非洲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中外记者共十一人，乘坐由我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一架，于北京时间四月十一日十二时一刻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全部人员下落不明。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四月十日九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英国代办处的官员问明了这些人员准备乘坐的客机的所属航空公司后，答应用电报通知香港英国当局。
“尽管如此，美蒋特务机关的阴谋仍然得逞。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请细心的看官仔细阅读这个声明。声明在上述第二自然段中先做了一个判断，将这段文字简化后，就是这样的内容：“中国政府已经获悉美蒋特务的暗杀阴谋。”但在第三自然段里，则把这个“判断”，模糊地说成是“这一情况”，并已经通知了英国代办处。但看官们都知道，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所说的却是“阻挠和捣乱”，并没有“暗杀阴谋”这一说法。
外交部在声明中的这个说法，立刻被周恩来总理察觉出异常。他立刻让王倬如电话通知董越千，尽快查清张越副司长约见艾惕思的谈话记录，然后转告他。
不久，董越千回电话。他回答的内容比周总理想的还要严重！他回答了两点：
一、欧非司副司长张越于四月十日上午九时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等一行十一人明日十一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艾惕思询问过我代表团有关情况后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电告香港。
二、四月十二日，外交部声明发表之前，艾惕思交给张越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一接到杜维廉（代办）的电报，香港总督即安排警察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飞机在香港降落后，警察一直在看守它，没有见到任何未经核准的人进入或接近该机，没有任何企图制造困难的迹象。
周总理这才惊讶地发现：十二日外交部的声明。并未如实表达十日上午张越同艾惕思的谈话。而张越的这一次谈话。又与九日晚，用昆明长途电话传达的周恩来总理的紧急指示不符！
而艾惕思的这一份备忘录，看着简单，却是抢先进攻，并且立刻占据了主动！
周总理看着这份电话记录，脸色全变了。谁都能看出来，他心里非常难过。
他沉痛地对身边的王倬如说：“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及时查询张越同艾惕思的谈话记录。昨天，又没有事先了解外交部声明的内容。这是我的严重失误呀！”
大度周恩来，此时已将这次失误全部承担起来了。
外交部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失误，使当时的中国政府立刻陷于被动境地。
在下写到这里，忍不住也要发几句议论。中国的外交，自古以来就已经软弱成习惯，至今没有什么大改变。这句话，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有一个恶劣的软弱理论，即所谓的“弱国无外交”，作为他们软弱可欺的遮羞布。看一看今天中国的周围，有那么多小国弱国，又有几个把中国放在眼里！这就是结果！弱国真的无外交吗！
“弱国无外交”这个说法，就意味着卖国！甚至，就是卖国！
“外卖部”呀“外卖部”，让人说你什么好呀！
面对中国外交部四月十二日的声明，美英和台湾方面立刻进行反击。
四月十二日，美国政府发言人指责我外交部声明“荒谬”，“没有丝毫根据”，“有一种强烈的宣传动机”。
同日，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如果这一事件涉及破坏行动的话，那大抵是来自共党中国内部，可能是来自中共党内的分裂分子。”
同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社论说：“中共为了在亚非会议上引起亚非国家反对美国和英国的情绪，而破坏这架飞机，并不是不可能的。”
也是这一天，台湾的官员也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发表意见。他们说：“飞机绝非被人破坏”，“中共的‘破坏’叫声未免太迅速，几乎在飞机还未落海前就大呼‘破坏’。”又说：“飞机是中共破坏的，旨在鼓动反美，并为‘解放香港’打下基础。”
面对这种情况，仍住在昆明的周恩来总理虽然心中沉痛，也不得不打起全副精力，予以应对。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四月十三日早晨六点，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宣读并面交一份照会。
杜维廉立即对照会中所说的“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出抗议。他声称尚未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应该等待调查的结果。
他还说，四月十日，张越通知艾惕思时，只讲到可能会有人捣乱，而未说有人企图进行破坏。但香港当局仍然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他要求中方提供所掌握的详细证据。
这时，这位常务副部长只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努力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转向案件侦破方面。
他说：“英方的抗议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指责是有充分理由的。香港当局知道机场上有美蒋特务在活动，从那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首先得有决心。有了决心去查究，此案是不难弄清的。”
四月十三日下午，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将香港总督葛量洪当天下午一点十五分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函，送交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
声明中说：“香港政府于上周末接到英国代办处的一封电报说，中国外交部曾经得到情报说，中国国民党同情分子可能对搭乘印度航空公司即将离开香港飞赴万隆会议的一批记者进行捣乱，请香港政府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
中国外交部再次陷于被动。
四月十七日，英国代办处送给中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作为对中国外交部四月十三日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的答复。
备忘录中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没有给予时间去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提出强烈的抗议。备忘录中说，四月十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对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前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英国方面竭力抓住中国外交部四月十日的疏忽，摆脱自己的责任。
旁观而言，因为中国外交部的那次疏忽，已经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蒋元椿的《英国当局一定要负起责任》一文，对英国政府在十七日向我国外交部提出的备忘录作了批驳。
文章说，英国政府拒绝承担对这次不幸事件应负的严重责任，要求我国方面事先对特务将要施行破坏的情形予以详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香港当局有责任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的问题。
文章说，英国备忘录表明，香港当局在十日得到我国政府警告以后，在足足二十四小时以上时间，却未采取预防措施。
四百五十九、 舆论战（）
文章说，直至十一日中午十二点，在印度飞机到达香港之前不久，香港警察当局才采取所谓“进一步的预防措施”，而其目的也仅仅是“保证该批人员不致在机场受到骚扰”，对飞机也只是作了一般的警戒，并没有像备忘录所说的“采取了一切措施来保证乘客和飞机之安全”。
文章说，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证实飞机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的原因造成的”。“外来的原因”只能是当飞机停留在香港的时候发生，也只能是美蒋特务在飞机起飞以前在飞机上安置的爆炸物。
文章说，我国政府在事先向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提出的警告和事后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英国备忘录硬说我国政府断定失事原因“过早”，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国政府有一切根据作这样的判断，并且有必要及时向全世界揭露美蒋特务分子的这一罪行。
这样，无论英国方面如何狡辩，“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都在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谴责浪潮。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报纸和电台连续发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谈话。转发中国和外国报纸的报道和评论。发表了波兰外交部和越南外交部的声明。谴责美蒋特务的罪行，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调查破案。还连续发表了许多国家的总理、负责官员、外交使节以及外国新闻团体、新闻工作者的函电，表示对我国遇难烈士的哀悼。
无论美英和台湾方面如何狡辩，此时的国际舆论已让他们处于不利局面。
四月十四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从昆明飞抵缅甸仰光。
周总理除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等领导人商讨亚非会议有关问题外，还与尼赫鲁就“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进行了商谈。
周总理说：“在这一案件中，中国、印度都是受害者，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希望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说明这一点。”
尼赫鲁立刻表示完全同意，并愿意与中国方面配合行动。
旁观而言，陈主任制定的“星辰”计划，到了这个时候，才进入新的阶段。
也是在这一天，在香港的杜自远接到陈主任的电报，命他立刻携带全部情报返回广州，等候新的命令。当天下午，杜自远悄悄离开了香港。
杜自远抵达广州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这个时间不太准确），他按照陈主任在电话里的指示，在天刚亮的时候，静静地离开他所住的广州军区招待所。
在一条陈主任指定的小巷里，一辆黑色轿车无声地停在他的面前。他什么也没说，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司机的身边还坐着一个人。但他们都没有回头。轿车直接开出城，最后在一处荒凉的海边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