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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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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遭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只有24岁,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30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

    3。徐血儿等,《宋渔父》,民立报馆,1913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之84

    4。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

    6。《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98年的春天,19岁的安徽秀才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功课有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没有多久,他即因反清言论受到追捕,逃往南京。1909年底,他再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当了两年国文、史地教员,与马一浮、谢无量、沈尹默、刘季平等徜徉山水,诗酒往还。几年以后,他在上海手创《青年》(《新青年》)杂志,或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没有想到一本民刊竟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改写了历史。在摆脱“衰世”的努力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叫做“五四时代”,或者干脆叫做“《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唱的不是独角戏,他也不是这方小小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新青年》更不是一花独放,但他无疑是当时引领『潮』流的人物;《新青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杂志,许多新人物都在这个小杂志上破土而出,进入历史的视野:胡适、鲁迅、周作人、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吴虞、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他们的名字是读者所熟悉的。

    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是一个引领风『潮』、造成时势的新人物,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他以带有感情的笔锋风靡了一个古老民族,直到“五四”之前无人可以代替,辛亥革命后围绕在他身边的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蓝公武等一批知识分子,也都代表了当时最优秀的一群人。这个群体在“五四”时代仍非常活跃,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晨报》等报刊,永远留在那一代读者的心中。

    梁启超故后,杭州人张东荪坚持书生议政,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两极对峙的夹缝之中的“中间势力”。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已非晚清民初的大势和格局。张东荪构想的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蓝图,曾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中间知识分子的共识,即中间偏左,与胡适走的路不一样。生死成败转头空,是非功过却不能不认真,也许今天还不到从头细说的时候。

    “五四”成就了年轻的胡适,作为新思『潮』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以思想、言论、学术影响社会,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学冠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包括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徐志摩、王世杰、叶公超、丁西林、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等(一度也包括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等人),他们的思想容或有分歧,但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民族前途等问题上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以胡适为中心的这个知识分子集团曾先后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以及《大公报》等平台发出他们清醒、理智、独立的声音。(胡绳晚年也承认胡适“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胡适反复强调,要在思想文艺上面努力,为新社会造一个基础,1948年冬天离开大陆之前还含泪对司徒雷登说,自己战后回国把精力耗费在《水经注》等考据上,没有尽到应尽的思想言论方面的责任,深为愧疚。

    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中间也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晚清、民国当然是个动『荡』的『乱』世,却是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半个世纪,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和民初军阀的刺刀,乃至蒋介石的一党制下,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其开放程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虽然其中也伴随着杀戮和流血。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梁启超、胡适这些公认的思想领袖。思想领袖只能建立在人们内心的广泛认同之上,和千千万万普通人同命运、共呼吸,他生活在普通人当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之外;他的力量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而不是雷霆,不是暴风骤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束缚。他们在权力格局之外对青年、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内在的影响,哪怕不能左右时局的变迁,王朝的更迭。

    胡适曾在西湖烟霞洞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三个月,寂寞的烟霞洞旁边埋葬着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遗骸,火一样的理想燃尽了师复年轻的生命。师复追求的无『政府』主义梦和中国固有的古老“桃花源”之梦并不一样,这个梦不是出世的、宁静的,悠然见南山的,而是入世的、灼热的,带着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与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强调点滴、渐进等原则不同,他寻求一种彻底的解放,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他的梦注定了在现实世界中碰得粉碎,他依然无所反顾、毫不犹豫地前行,不怕任何的阻力,宁折不弯,平静地面向死亡。

    他要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整个生命的奉献去为理想殉道。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主义,却难以否认他身上的那股子气,那种理想的情怀。当我的目光落在永远年轻的师复身上,我想到了活过100岁的巴金,他们是精神上的同道,我也想到了许多与师复不是同道的早凋者或长寿者。在历史的天平上,生命的长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无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怎样不同的道路,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异质的光,那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光,一旦汇入我们的心中、汇入我们的梦中,这光也就属于了我们。如果说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胡适出现了,傅斯年出现了,这就是传统。确实,传统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第16章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1)() 
离西湖烟霞洞不远,有一个“师复墓”,墓志铭就刻在摩崖上,字迹依稀可辨:

    师复为人道主义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声》杂志,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矣!君于公历1884年6月27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1915年3月27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本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之后,他连姓氏都废弃不要,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了他短暂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1923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将郑佩刚撰文、王思翁书写的这个墓表镌刻在崖石上。

    一安那其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本是日本的译法,高一涵主张译为“无治主义”,辜鸿铭主张译为“无王主义”,师复的墓志铭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巴金等人干脆用译音“安那其主义”。无论叫什么,都不能否认那曾是19世纪的一股世界『性』思『潮』,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慷慨悲歌,伴随着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路上的漫漫风雪,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曾激动过几代青年,《面包与自由》等都成了传世的经典,也是几代年轻理想主义者的口号,活了104岁的小说家巴金就是他们在东方的传人。『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亲口对斯诺说,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这一思『潮』初传中国,打动了一些正在寻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读书人,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刘师培、张静江等一度都热衷于此,《天义报》《新世纪》《衡报》《人道》等中文期刊先后在日本和巴黎问世,那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包括蔡元培、马君武、马叙伦、杨笃生等人都曾写过一些绍介文章。(直到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还包含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式的梦想。)

    民国初创,多元格局出现,各种政党、报刊蜂起,中国社会党以太虚等人代表的一派就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等,并另组社会党,很快被袁世凯取缔。师复创立“晦鸣学社”与《民声》周刊,系统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五四”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种刊物应运而起,《进化》《劳动》《自由录》《民风》《新生命》《闽星》《奋斗》《劳动者》《自由》,等等。《民国日报》著名的“觉悟”副刊也发表过太朴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等人热衷过的新村运动、匡互生在上海创立的立达学园都带有无『政府』主义实践的痕迹。就是在那个时候,少年巴金在四川皈依这一主义的。(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办了《半月》,1921年4月1日,当他在这个杂志17号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时,他只有17岁。杂志被军阀查封,是他第一次尝味到专制的滋味,但他没有丧气。

    当年9月1日,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又在新办的《警群》上发表,开篇提出“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他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天于命”。他说这个主义最令他满意的就是“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他远去巴黎就是要去取安拿其主义的真经,他的《爱情三部曲》贯穿着安拿其主义追求与幻灭的淡淡忧伤,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不时怀念早年的那些同伴。在《我的幼年》中有深情而无奈的回忆,这是他百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影。)

    师复虽然早逝,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们一直忘不了他,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的苦行僧作风,他的大刀阔斧、冲锋陷阵的勇气,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都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闯开了一条路。虽然这一思『潮』最终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洪流中渐渐枯竭了,但我们否定不了包括师复在内那些青年的热情、热血和理想情怀。那一激动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思『潮』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更不是见不得阳光,而毋宁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其核心其实是人道主义,尽管其中包含了很多幻想成分。今天,我们可以不认同他当年的信仰,却也不能不佩服他身上那种人格力量。《民声》周刊上有师复的大量文章,可见其战斗的豪情,他为主义牺牲生命的那股子劲。他生前的文章,有1927年出版的《师复文存》。在整个安拿其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回溯这股思『潮』,就不能回避这个人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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